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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经典从未消逝,它甚至不曾过去

2019-08-01 08:4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福克纳

在《巴黎评论》采访的诸多作家眼中,威廉·福克纳都是当之无愧的“作家中的作家”。但是,福克纳作品出了名的晦涩难读。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记者问他:

《巴黎评论》:有人说,他们看不懂你的作品,看了两三遍还是不懂。你说,他们该怎么看好呢?

福克纳:看四遍。

真的是大家风范啊……

不过,对他们这一批“现代派”小说家而言,写作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让读者看懂”或“为真实而表达”。写作者的艺术追求与“真实”的关系其实非常微妙: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有多少是以个人经历为素材的呢?

福克纳:我说不上。没有计算过。因为“多少”这并不重要。做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一两项的不足。对我来说,往往一个想法、一个回忆、脑海里的一个画面,就是一部小说的萌芽。写小说就无非是围绕这个特定场面设计情节,或解释何故而致如此,或叙述其造成的后果如何。作家就是要尽量以感人的手法,在可信的动人场面里创造出可信的人物来。作家对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显然也势必会加以利用。依我看,人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以音乐为最便,因为从人类的经历和历史来看,音乐的出现最早。可是我的所长则是文字,所以我就一定要啰啰唆唆地用文字来设法表达纯音乐简单明了就能表达清楚的意思。也就是说,尽管音乐可以表现得更明白、更简洁,可是我却宁可使用文字。我觉得,看比听强,无声胜于有声,用文字创造的形象就是无声的。文中惊雷、文中仙乐,都只能在无声中领会。

这种“无声之声”既是福克纳的追求,也是很多评论家非常感兴趣的议题。很多读者都把福克纳的作品和巴洛克风格——特别是巴洛克音乐——联系在一起。后者华丽的织体、精确的对位法的确与福克纳的很多小说颇有共通之处。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最能体现出这种音乐性的大概就是《喧哗与骚动》了。如果我们能明白福克纳的创作过程,一定会对这本小说中的四重唱有更深刻的理解。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我先后写了五遍,总想把这个故事说个清楚,把我心底里的构思摆脱掉,要不摆脱掉的话我的苦恼就不会有个完。这场悲剧的主人公,凯蒂母女俩,是两个迷途彷徨的妇女。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厚、诚实。她比我自己可要勇敢得多,诚实得多,也豪爽得多。

《巴黎评论》:《喧哗与骚动》是怎么开始写的呢?

福克纳:开始,只是我脑海里有个画面。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画面是很有些象征意味的。画面上是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是爬在树上,在从窗子里偷看她奶奶的丧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弟弟听。我先交代明白他们是些什么人,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小姑娘的裤子又是怎么会沾上泥的,等到把这些交代清楚,我一看,一个短篇可绝对容不下那么许多内容,要写非写成一部书不可。后来我又意识到弄脏的裤子倒很有象征意味,于是便把那个人物形象改成一个没爹没娘的小姑娘,因为家里从来没有人疼爱她、体贴她、同情她,她就攀着落水管往下爬,逃出了她唯一的栖身之所。

我先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可是写完以后,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把故事讲清楚。我于是又写了一遍,从另外一个兄弟的角度来讲,讲的还是同一个故事。还是不能满意。我就再写第三遍,从第三个兄弟的角度来写。还是不理想。我就把这三部分串在一起,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索性用我自己的口吻来加以补充。然而总还觉得不够完美。一直到书出版了十五年以后,我还把这个故事最后写了一遍,作为附录附在另一本书的后边,这样才算了却一件心事,不再搁在心上。我对这本书最有感情。总是擞不开、忘不了,尽管用足了功夫写,总是写不好。我真想重新再来写一遍,不过恐怕也还是写不好。

虽然福克纳谦虚地认为,《喧哗与骚动》只是自己“写不好”的结果。可是从效果上看,这本书中复杂的多视角叙述、非常契合人物身份的语言、他们偏颇的立场等等,无一不是对某种更高级“真实”的精确再现。毕竟,没有人能看到一切,人就是注定偏颇的生物。在巴洛克式的复调中,作为作者的福克纳获得了从更高层面驾驭人、驾驭他们片面性的能力。

《巴黎评论》:你塑造班吉这个人物时,心里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福克纳:塑造班吉这个人物时,我只能对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对班吉那是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的,因为这个人物本身并没有感情。对于这个人物本身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些担心,不知我把他塑造得是否可信。他不过是个作开场白的演员,好比伊丽莎白时代戏剧里的掘墓人一样。他完成了任务就下场了。班吉谈不上好也谈不上歹,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好歹。

《巴黎评论》:班吉能有爱的感受吗?

福克纳:班吉的理智不健全,他连自私都不懂。他是一头动物。他不是感受不到温情与爱意,不过就是感受到了也讲不出名堂来。他发觉凯蒂变了样以后,正是因为温情与爱意受到了威胁,所以才咆哮如雷。他失去了凯蒂,可是因为他是个白痴,所以连凯蒂已经失踪了都没能理会。他只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只落得剩下一片空虚,使他感到伤心。他要设法填补这片空虚。他除了凯蒂丢弃的一只拖鞋以外什么也没有。这只拖鞋就寄托着他的温情与爱意,当然这几个字他是说不上来的,他只知道这说不出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他之所以弄得肮里肮脏,一是因为他脑子不管用,二是因为他觉得肮脏也无所谓。他分不出好歹,也辨不出肮脏和干净。这只拖鞋给了他安慰,其实他已经记不得拖鞋本来是谁的,也记不得自己因何而伤心了。这时假如凯蒂重新出现的话,他恐怕也认不得她了。

在这些卑微的角色背后,福克纳暗藏着宏大的人道主义关怀。正是因为他强烈的悲悯心,他才会如此关注这些小人物的扭曲和悲剧。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关切,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在1955年的美国南部,曾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14岁的黑人少年梯尔去密西西比州的叔父家中做客,不幸被两名白人暴徒绑架,打死后沉于密西西比河中。三日后尸体浮起,使此案引发了巨大震动。福克纳对此案痛心疾首:

《巴黎评论》:在埃米特·梯尔被杀害时,你对报界发表过一个声明。你还有什么话需要在这里补充吗?

福克纳:没有了。我只想再重复一下我说过的话:如果我们美国人将来还想存在下去,那就只能这样:我们愿意,而且也坚决主张,我们要首先做个美国人,我们要作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阵线出现在世界上,不管是白皮肤的美国人,还是黑皮肤的美国人,哪怕就是紫皮肤的、青皮肤的、绿皮肤的,也全都一样。在我家乡密西西比,两个成年白人对一个饱受折磨的黑人小孩犯下了这样一件令人可悲可叹的罪过,这恐怕就是为了要向我们表示,我们有一个配不配存在下去的问题。因为,假如说我们美国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到了对孩子都要杀害的地步(不管此中有什么理由,也不管孩子是什么肤色),那我们根本就不配存在下去,而且恐怕也不会存在下去。

福克纳曾经说过:“经典从未消逝,它甚至不曾过去。”他的伟大思想与人格因为他的经典作品而长存。为了纪念这位大作家,九久读书人推出了一套九本“福克纳作品精选系列”,选用李文俊、陶洁、蓝仁哲等著名翻译家的权威译本以飨读者。

让我们用阅读延续福克纳的光辉吧。

(文中引用的福克纳访谈由王义国、蔡慧翻译,收录于即将出版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

来源:99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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