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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谈话录: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

2019-07-05 15:3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登荣 译 阅读

弗兰兹·卡夫卡

弗兰兹·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组成的政合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等。

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摘自《卡夫卡谈话录》 雅诺施 记录 赵登荣 译

1920年卡夫卡(1883.7.3-1924.6.3)结识了他的一个同事的儿子、17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后经M·勃罗德的鉴定,证实这些谈话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从而成为卡夫卡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研究者引用。

1

“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2

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路德维希·温德尔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3

“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4

“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

我回了一句:“也许他只想拿它炫耀自己。”

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

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而您却压根儿不喜欢他。您只是想用赞扬掩盖您的反感罢了。”

听了我的话,卡夫卡的眼睛闪出光芒。他把下唇向里抿了抿,我补充我的说明:“他对您是完全不同的异类。您把他看作是笼子里的异类动物。”

这时,卡夫卡博士几乎是恼怒地直瞪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因克制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轻声说:“您错了。在笼子里的不是特雷默尔,而是我。”

“这说得通,这种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不仅仅在这里的办公室,而是到处都是笼子。”他把攥紧的右手放到胸口上:“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5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写作方法时,他疲乏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6

卡夫卡博士皱了皱眉:“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验生活。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正好相反,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哲学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鹦鹉学舌者。”

他大笑起来,结果使他沉浊地大咳了一阵。咳嗽停息后,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是真话。您刚才听见了,也看到了。别人打两下喷嚏的事,我就得用我的肺来证实。”这话让我产生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我问他:“您是不是着凉了?您是不是发烧了?”

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微微一笑:“不……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冷而烧成灰烬。”

7

我到办公室看弗兰茨·卡夫卡时,他刚从邮局收到他的小说《在流刑营》的样书。

卡夫卡不知道邮包的内容,他打开灰色的邮包。当他看见黑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他的小说时,他显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关上,把书递给我:“您肯定想看看这本书。”

我对他微微一笑,打开书,大略看了一下文字与纸张,就把书还给他,因为我感觉到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

“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那您为什么让人发表?”

“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哲学家和政论家韦尔奇(1884-1964),是布拉格《复国主义周报》“自卫”的主编。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

稍后,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8

“那两个乔装的**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恶梦。”

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谈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而梦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它把人奉承得美不可言。”

9

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司炉》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密伦娜·耶森斯卡(1895-1944),是一个将卡夫卡小说译成捷克文的译者。关于她和卡夫卡的关系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密伦娜书信集》,福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52年。时,我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途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难道老年就有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吗?”

“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

“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

“《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司炉》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说是老人。”

10

讨论他的书总是非常简短。

“我读了《判决》。”

“您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您说得对。”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F.F.为菲莉斯·鲍威尔(1887-1960),弗兰茨·卡夫卡曾两次(1914和1917)与她订婚。题词背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书信及订婚期的其他书信》,法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67年。’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

卡夫卡窘迫地笑了笑。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晚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他又说了一遍,眼睛直视远方。

“可是您却写下来了。”

“我只是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了对幽灵的抵御。”

11

“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两个名字都是5个字母。萨姆沙中S的位置与卡夫卡中的K相同。字母A萨姆沙德文为Samsa,卡夫卡德文为Kafka。……”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

“这我不明白。”

“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这在体面人家当然不常见。”

“您看,我不体面到什么程度?”

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

“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他简短地向我告别。我把他赶走了?我感到惭愧。

12

一次,我给卡夫卡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

“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得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防御谁?”

“当然防御我自己。”

“可是墙是朝向外界的,”我说。

“它是朝外的抵御。”

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

13

“您在画画?”

卡夫卡歉意地微微一笑:“不,随便乱涂而已。”

“我可以看看吗?您知道,我对图画很感兴趣。”

“这可不是可以让人看的图画。这完全是个人的、别人无法辨认的象形文字。”

说着,他就拿起那张纸,用两只手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办公桌旁边的废纸篓里。

“我画的人空间比例不对。他们没有自己的视野。我试图画下这些人物的轮廓,但他们的透视是在纸的前面,在铅笔未削尖的那一头上——在我心里!”他伸手到废纸篓里拿出他刚扔进去的纸团,把它展开,撕成碎片,使劲扔进废纸篓。

“您过去学过画画?”

“不。我只是力图用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观察到的事物固定下来。我的画不是绘画,而只是一种个人的符号文字。”卡夫卡会心地一笑,“我还一直被囚在埃及。我还没有跨过红海《圣经》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上帝选召摩西带领同胞逃离埃及,跨过红海,来到西奈,摆脱奴隶生活。”

我笑了笑说:“过了红海,首先见到的是沙漠。”

卡夫卡点点头:“是的,《圣经》里是这么写的,而且生活里就是如此。”他用手顶住桌子边缘,把身体靠回到椅子上,他这样舒展着身子,神情急切地看着天花板。

“虚假的、通过外部措施去争取的假自由是一个错误,是混乱,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这是自然的事,因为凡是具有真正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

“一个条件?”我疑惑地问。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定义。

“这可真是个怪论!”我脱口喊道。

卡夫卡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说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的火花一定要跨越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跳向另一极,以便我们在闪电的火光中看见世界片刻。”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我用手指了指画着画的纸,轻声问道:“那么这些小人,他们在哪里?”

“他们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卡夫卡说。他把画满图画的纸放进桌子抽屉,用听起来很随便的声调说道:“我的乱涂乱画是原始魔力的不断重复而不断失败的尝试。”我不知所云地看着他。当时,我肯定做了一个叫人好笑的怪脸,因为卡夫卡的嘴角抽搐了几下,显然他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他抬起手挡住嘴巴,轻轻咳了几声,说:“人类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画。爱斯基摩人在他们要烧掉的木头上画上几条表示水浪的线条。这是具有魔力的火之画,他们不断用火石摩擦,唤醒它的生命之火。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要通过我的画了解我所看见的那些人物。不过我画的人物形象不会着火。也许是我用的材料不对,也许是我的铅笔性质不对头,也许是我自己不具备必要的性质,只是我一个人不具备必要的性质。”

“这是可能的,”我附和他的看法,力图做出嘲弄的微笑,“况且您到底不是爱斯基摩人,博士先生。”

“这自然不错,我不是爱斯基摩人,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的。”他撮起嘴巴,“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穿的衣服正合适。您说呢?”

我说:“谢谢您这番话。我宁可挨冻。”

“我也是,”卡夫卡博士大声说,用手指了指暖气片,上面一只椭圆形铁碗里的水冒着蒸汽,“我们既不要自己的裘皮大衣,也不要借来的。我们宁可保留我们的舒适的冰雪荒漠。”我们两人都笑了:卡夫卡博士为掩盖我的不懂而笑;而我笑,则是为了接受他的不言而喻的好意。

14

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道:“您别这样做!您不知道,沉默包含了多少力量。咄咄逼人的进攻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诡计,人们常常用它在自己和世界面前遮掩弱点。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急躁粗暴。他通常因此而丧失了人的尊严。”

卡夫卡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杂志,放到我面前。那是文学刊物《树干》德文版第四年第21期。

“我醉心于书名,”卡夫卡说,“书籍是一种麻醉剂。”

我打开我的公文包,让他看里头装的东西:“那我是吃大麻的人,博士先生。”

卡夫卡很惊讶:“全都是些新书!”

我把书全倒到他的办公桌上,卡夫卡一本接一本地拿起翻看,不时地读一小段,然后把书递给我。

他把书全看了一遍后问我:“这些书你全都要读?”

我点点头。

卡夫卡抿了抿嘴唇:“您何苦读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熄灭。您应该多读古书。古典文学,如歌德的作品。古的东西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那么创作呢?”

“创作改变生活,有时候比这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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