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望去,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彼此融合,这就是未来。我们应该学会和这种新的“身份”对话,和未来对话。
采写|腾讯文化特约作者 柏琳
阿摩司·奥兹与长女范妮亚 | 摄影:Loulou d'Aki
三年前的六月天,也是这样一个天空碧蓝如洗的夏日,以色列当代最杰出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来到北京,邀请中国读者倾听他文学世界爱与黑暗的秘密。三年后,「奥兹的长女范妮亚·奥兹-扎尔茨贝格尔」首次来到北京,分享父亲与中国的深厚书缘。范妮娅和父亲,在同样的六月,看见了同一片湛蓝的天空。范妮娅说,这是命运。
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阿摩司·奥兹与世长辞,震惊全世界深爱他的读者。在中文的阅读世界里,奥兹为我们全面打开了通向以色列人世界的心灵密码。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生存图景和生命体验,他们在精神和宗教世界里的苦闷和安宁,他们寻找心灵家园和文化故乡的乡愁。
去世前一个月,奥兹还在关心自己和女儿范妮娅合著的学术随笔集《犹太人与词语》的翻译进展。这是一本和奥兹以往作品完全不同的书,是小说家父亲和历史学家女儿的智慧碰撞,是两个相爱的人无休止的思辨和争论,关于时间和永恒、男人和女人、犹太人的历史真实和文本真实……它几乎浓缩了两代犹太知识分子关于犹太民族的思想结晶。
奥兹曾许诺《犹太人与词语》出版时再来中国,而今这诺言让人徒增伤感。不过,既然奥兹毕生愿望就是化身成书,那么其实,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他用文学的笔和政治的笔,同时实践着他那坚定而纯粹的理想:不要伤害。请把痛苦降到最低。不要伤害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
犹太文化是“词语文化”,让犹太人继续前行的是书
腾讯文化:作为他的长女,家里第一个孩子,意义总是有点不同。父亲和你的相处方式是否有特别之处?父亲以什么形象停留在你的记忆里?
范妮娅:我出生时,父亲才21岁。在他12岁那年,他的母亲就自杀身亡了,留下这个孤单的独生子。他很早就开始揣摩死亡的秘密。我记得,我四岁时开始对死亡有了懵懂的认知,同时也产生了恐惧。我去问父亲:爸爸,我害怕死,怎么办?父亲抱起我,对我说:「范妮娅,不要担心,等你长大时,爸爸就会发明一种让人不会死的神奇事物。」
后来我长大了,觉得父亲当年的回答太不可思议:一个父亲怎么可以许诺孩子以不死的诺言?直到去年父亲过世,我58岁,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爸爸是对的,他没有对我撒谎。「他的确发明了“不死”的事物——词语。」他的作品,他留给孩子们的话,留给全世界读者的言语。对我而言,他真的是不死的。
腾讯文化:犹太人教育子女的方式似乎成为某种“典范”,重视阅读,书籍和语言对于犹太孩子来说意义重大。你的父亲饱读诗书,精通数国语言,你也一样。《犹太人与词语》大量篇幅都在讲述这种犹太人的“阅读和学习经验”。
范妮娅:《犹太人与词语》不只关于犹太人的历史,而更像一本“犹太人对其他文化的父母的建议之书”。这“建议”有两个层次。首先,让你的孩子尽早开始阅读。
在现代社会以前,在许多文明中,身处乡村的人们总倾向于把家里最聪明的男孩送到发达的远方去学习。古希腊、古埃及、甚至古罗马,都是如此,但这些送出去的男孩几乎都不会再回乡村。而犹太人——我们不会把孩子送到未知的远方,相反,「我们重视“居家阅读”。」
在古老的犹太社群,人们居住在偏远乡村或荒野,但学校也建在乡村。男孩去上学,放学后胳膊下夹着书回家,把书本摊开放在饭桌上。于是,家里聪明的姐妹也可以阅读。这种“居家阅读”在前现代、在中世纪都是罕见的实践。在犹太人家里,孩子们边吃边看边听,全家人一起祈祷、讲故事、背诵、歌唱,一起穿越巨大的文本库。这是犹太家庭的秘密。
腾讯文化:问题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满高科技,充斥各种社交软件的时代,犹太人如何“强迫”孩子阅读?
范妮娅:犹太人的秘诀是——早早地“捕获”孩子。也许三岁就可以开始,在孩子还没有上网前,“诱惑”他们走向书。当他们到了独自上网的年龄,身心也早就被书本捕获。
也许第二个层次更关键——不仅要让孩子尽早阅读,而且「要教会他们提问,培养他们质疑严肃事物的能力。」犹太孩子是被允许争论的,和父母、拉比(犹太人中的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甚至和上帝争辩。犹太人的传统是:通过争论学到更多。例如,某个拉比对《圣经》的某段落给出权威阐述,这时有个孩子站出来:“亲爱的拉比,我不同意你的阐释。”拉比通常会说:“孩子,请你谈谈,也许你的解释真的比我的好。”即使在今日科技高度发达的以色列,年轻的工程师依然可以对师傅或老板说,“我的想法比你的更好,你应该采用我的主意。”犹太人的教育传统中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挑战”的能力。一位优秀的学生是审慎地批评老师的人,他能提供更好的解释。
腾讯文化:然而,正如《犹太人与词语》中所谈,某种程度上“拥有犹太人的父母基因让人恐惧”,作为孩子,你需要继承和延续太多东西,要继承信仰,继承集体命运,继承阅读传统……作为不同于父辈的新一代以色列犹太人,你觉得你继承了什么,又抛弃了什么?
范妮娅:确实如此,犹太人还是个宝宝时,肩膀上就被强制背上沉重的书包,里面装满了书本和各种学问。如今,人们总在谈论基因,谈论由于相似的基因而汇集在一起的种族(民族)。我和我父亲都认为,犹太人的延续性总是由词语来铺就。现代犹太人和古代犹太人的相似性,生物因素并不重要。我们的连续性不是血统线,而是“文本线”——让犹太人继续前行的是书。通过读书,犹太民族被文本化,这维系了犹太人的身份。
犹太人的遗产充满创伤和悲剧、大屠杀和流亡的记忆,如同一个包含裂痕和灾难的故事。「我这一代以色列犹太人不会抛弃集体记忆,但同时也决定做“未来的孩子”,不做“过去的孩子”。」和我父亲那代人不同的是,我这一代人对科技有好感,乐于学习新科技,以此找到一种理解历史的新方式。我们愿意尝试“融合”,把“老犹太”放到“新犹太”的瓶子里,摇一摇,看看能不能“化学反应”出什么新东西。这有点像玩一个电脑游戏或者拍一部现代电影,在这样的画面中,三千年前的耶路撒冷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复活。
腾讯文化:“化学反应”出了什么新东西吗?
范妮娅:比如「加入女性的声音」。在《犹太人与词语》中第二章《女人与词语》中,我们讨论了女性在传统犹太文学中的地位。在《圣经》,以及后《圣经》犹太文学中,有许多例子表明女性被边缘化,女人的声音被摧毁。但《圣经》中依然充满许多善于表达的独特女性,她们比男人少,但依然活跃,有的甚至单枪匹马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路得记》和《以斯帖记》两卷以女性名字命名,而《雅歌》我们甚至认为出自女性叙述者,从此开始了某种男女平等的趋势。
此外,我们更幸运的是,因为犹太文化是“词语文化”,延续犹太文化这架飞机运转的两个引擎是“书本”和“孩子”,而女人恰恰是维系这两个引擎的中枢——每一个犹太母亲都用故事和书本教育孩子,让孩子早早承担起文本遗产。
“我们是犹太人,也是人本主义者”
腾讯文化:这本合著有许多“分歧”,我们可以听见“两个不同的声音”——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代际的视角……我阅读时常感到在做游戏:看吧,这一段一定是小说家写的,这一段一定是历史学家在说话。你和父亲合作这本书时,是如何处理这种“分歧”的?
范妮娅:分歧无处不在。比如,我总是用笔记本电脑查资料。每当父亲看着我的电脑,就会说:“我恨你的笔记本电脑!太可怕了!”我笑着说:“不,爸爸,这是座虚拟图书馆,多么奇妙!”
又比如,无论谈论什么历史或学术问题,父亲总聚焦在“伟大的男人”身上,总在谈论伟大的男作家、男哲学家、男领袖。我告诉他,有许多伟大的女性同样值得被讨论。父亲总是乐于倾听我的这些“分歧”,这种分歧同样影响了他的政治表达方式。在巴以冲突中,我父亲听从我的建议,不再只是用争辩和反驳去反对“敌人”,而是学会用女性的方式,创造一种“和解”的氛围。曾有段时间,父亲逢人就说,“范妮娅正在用一种女性主义的方式改变我。”
腾讯文化:谈及现代犹太人,我们还要谈一谈“身份”。奥兹曾定义自己是一个“在旧式犹太人和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的灵魂”,而这本书也大量论及现代犹太人在正统宗教性和世俗性之间的徘徊。作为新一代犹太人知识分子,你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
范妮娅:我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然后是一个以色列犹太人。何为“身份”?这个英语中的“身份”,来源于拉丁语,类似于“它”,是一个较低级的词根,表示一种出身、本能的意思。如果“身份”只能关涉这个意义,那么我们就是我们身份的囚徒。“我出生在犹太家庭,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最好的”,这种说法是民族主义的,是可怜的。
我父亲有一个叔叔克劳斯纳(他也出现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的家族名为“克劳斯纳”)。这位克劳斯纳叔叔学识渊博,是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以色列知名学者。他在耶路撒冷的家的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克劳斯纳家族的“座右铭”:「犹太主义,人本主义。」他说他无法把这两个词分开。我们是犹太人,也是人本主义者。这是我们的家族遗产。
谈及身份,我愿意做“加法”。作为以色列犹太人,我背负着犹太人的历史,但同时也有全新的东西。“身份”必须是新与旧的“协商”。我是犹太人,我也是女人,是母亲,是热爱动物的人……身份必须是多样的。
请让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治疗狂热
腾讯文化:在奥兹的代表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及其他作品中,有一个重要主题和如今的世界形势息息相关——「犹太人对欧洲的“失望的爱”」。联系到如今以色列国内政治“向右”形势,越来越无解的巴以冲突,欧洲乃至全球的极右民粹主义趋势,世界似乎正在朝着奥兹担忧的方向运转。作为一个深谙西方文化的犹太历史学家,你如何看待这种世界局势?
范妮娅:过去70多年里,欧洲和美国都拥有战胜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世界人民似乎有种幻觉——我们已经永久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也好,罗斯福也好,似乎给那一代人强制注射了某种麻醉剂。70年过去了,新的一代人没有被注射过,「新纳粹、狂热的新民族主义战争、极端的右翼势力开始升温……野兽在苏醒。」人们好像忘记了从前疯狂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灾难。
关于这个问题,我父亲有一个说法,他想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分子,还是以色列民族主义分子。他想对这些人说:对于那些已经失落在时间中的东西,请不要再去空间中寻找。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曾经的荣耀,再也不会回来。
就像一个男子在20年前有一个爱人,20年后的现在,他不能对这个女人说: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在时间中已经失落的东西,只能永恒地消失。为了逝去的爱情或者曾经荣耀的国度,我们可以写诗,写一本小说,想念它,纪念它,但我们永不复回时间的往昔河流。
我同意父亲的观点。看看今日特朗普的美国吧,其实事情很简单——美国人希望回到某种“黄金时代”。那时美国没有那么多移民,所有人都说一种语言,秉持相同的价值观……但我恐怕要说,这只是某种对过去的“幻想”。撇开这种“愿景”,看看今天,无论欧美,放眼望去都是“新人”,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彼此融合,这就是未来。我们应该学会和这种新的“身份”对话,和未来对话。
腾讯文化:那么,作为在犹太世界深受爱戴但也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对于你父亲的去世,以色列国内有什么反应?
范妮娅:一直以来,我父亲既是作家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用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政论。关于巴以冲突,他曾秉持中立的观点,但最近几年他有了改变。由于越来越狂热的新民族主义在以色列乃至在全球的兴起,他对我说,“范妮娅,我们要加快脚步。我们要快点说,快点写,快点告诉这个世界,警惕那些危险的人,他们要带给我们灾难。”
这些年,国内右翼势力说我父亲是“叛国者”,他居然把自己的书带到巴勒斯坦去!父亲说,“我要充满荣耀感地戴着这顶“叛国者”的帽子。这顶帽子提醒我,要相信正义和真理,要同时给予巴以两个民族说话的权利。”
曾有个巴勒斯坦的政治家身陷囹圄,读了《爱与黑暗的故事》,写信给父亲:也许应该由您来读一读我们(巴勒斯坦)的历史,而我应该读一读以色列的历史。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得知我父亲的死后,这个政治家泣不成声。
这就是我父亲在以色列的角色。「他始终是那个坚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治疗”民族伤痛的人。」不仅是巴以冲突,而是放之四海的问题。他说,请让我们讲述彼此的故事,走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中,请让我们深深地了解彼此,请让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治疗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