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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人生:汪曾祺的文学地图

2019-05-17 09:0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汪曾祺

第一站:高邮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自报家门》

高邮是汪曾祺的文学启蒙地。1926年,汪曾祺进入“五小”念小学,因为出身诗书人家,他的兴趣很快被语文课所吸引。一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首《咏雪》,多年以后,汪曾祺在散文《我的小学》中写道:

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7岁,可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我的小学》)

1932年,汪曾祺从“五小”毕业,同年秋考入高邮县立初级中学读书,这年他才12岁。 三年初中,1000多个风雨晨昏使他得以在上学、放学途中仔细观察和体验家乡的独特风景与风情,多年以后他创作以故乡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时,这一切就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迷人背景。

第二站:昆明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的。
——《自报家门》

昆明是汪曾祺的文学孵化地。1939年,汪曾祺南下考入西南联大,读中国文学系,在这里,有太多人格高尚、学识渊博、个性鲜明的文人教授,其中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无论如何无法一笔带过。沈从文上课时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听了如同醍醐灌顶:“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汪曾祺把这样的透彻的理解,一直贯穿在他几十年的创作之中。

也是在这里,汪曾祺接触了A·纪德、萨特、契诃夫和阿索林的作品。在汪曾祺的早期创作中,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存在主义对他的影响尤为明显,他兴致勃勃地吸收当时各种创作流派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时而运用象征手法,时而尝试现代派、意识流,还试图用活泼、自由跳荡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手法,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现存的写于1940年的小说《复仇》,算得上中国老牌意识流了。

多年以后,在《七十书怀》中谈到写作,汪曾祺说: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 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归于平淡。 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

1944年,汪曾祺离开联大,走向社会,开始了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汪曾祺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记。

第三站:上海

上海是汪曾祺的文学沉潜区。1946年,汪曾祺离开昆明,来到十里洋场上海,谋得了致远中学教员的工作,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对稳定。课余或看电影,或与文艺界中的友人逛逛霞飞路,或到老作家巴金家里去坐坐。巴金的夫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大,所以,家里常有西南联大同学出入。这些同学,常一起到小店喝酒,海阔天空地神聊,说一些才华横溢的废话。不想听也不想看时,汪曾祺就一个人在宿舍里翻《辞海》之类的书,他最爱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觉得这是一本文笔极好又很有趣的书。正是这本书,使他在喧嚣繁杂的上海度过了许多闲逸安静的辰光。

第四站:北京

北京是汪曾祺的文学裂变场。也想像当年沈从文先生那样靠一支笔去打天下,于是,汪曾祺北上,1949年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这期间,就他个人创作来说,是一个空白。他没有写小说,没有写散文,他完全把自己手中的笔搁置起来了。工作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对新的生活不熟悉,而自己熟悉的东西,又似乎不太符合新时代的需要。还有,他不愿意、也不擅长写那些符合政治工作中心要求、却无法体现创作个性的作品,只能暂时搁笔。

汪曾祺转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编辑工作之中,成为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也是这段时期,汪曾祺增加了对北京底层文化的了解,结识了一批和京派作家不同风格的前辈:老舍、侯宝林、连阔如等。当时北京市文联主席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重才,虽然当时汪曾祺只是在工作之余偶尔写一些散文、随笔发表。但老舍先生就是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看出了汪曾祺的才气,他作出预言:“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955年,汪曾祺开始了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接触民间文学的机会多了,他便确立了一个信念——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他说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从民间文学里得到的益处,一是语言的朴素、简洁和明快。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语言没有含糊费解的。其次是结构上的平易自然,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一般的故事和民间叙事诗多侧重于叙述,但叙述的节奏感很强。重叙述,轻描写,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进入70年代,汪曾祺放手写自己最熟悉也是念念不忘的旧社会生活,并且明确了一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样的创作宗旨,使汪曾祺在他的大量取材于旧社会生活的作品中,逐渐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光彩。 然而,汪曾祺又是清醒的。他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当他的作品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以至掀起“汪曾祺热”,还有不少中青年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群起而模仿他时,他诚恳地劝说:

有的青年同志说他也想写写旧社会,我看可以不必。你才二三十岁,你对旧社会不熟悉。而且,我们当然应该多写新社会,写社会主义新人。
——(《道是无情却有情》)

1980年,《北京文学》改刊,编辑部认真筹备“小说专号”。待一切就绪之后,就在全部稿件将要下厂付排的前夕,《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却果断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全国文坛为之目眩的举动: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用他自己费尽气力、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挖掘得来,又苦苦思索几个夜晚才下决心采用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

《受戒》的问世,立即在文艺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中青年作家吃惊地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文艺报》《北京文学》《北京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称赞《受戒》的评论。《受戒》成功后,在感到温暖的创作心境下,汪曾祺写故乡旧生活的作品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五站:张家口

张家口是汪曾祺的文学蛰伏地。1958年,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沈从文写信鼓励汪曾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他既希望汪曾祺经受得住严峻的生活考验,更希望汪曾祺“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

汪曾祺把下放以来的所见所闻,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1961年,写成他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

汪曾祺曾经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概括为五个方面:“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虽然提起张家口,不免想起那段令人黯然的艰难岁月,但张家口的人民给予汪曾祺的教育,张家口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对于汪曾祺创作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悠长的。特别是直接取材于张家口的小说《黄油烙饼》与《七里茶坊》。

来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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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7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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