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955年小说《远景》:对美国式现代文明非常失望
普世派批评家
钱锁桥/文
就跨文化评论来讲,林语堂的态度亦异于胡适或鲁迅。
林氏批评具有真正的全球性普世关怀,使中国现代性关怀与世界文明走势密不可分。就文化素养而论,鲁迅是单一文化的,虽然他有留日经验,并且渴望新知识。
鲁迅成长于没落的江南乡绅家庭,整个教养都是典型中国式的,虽然鲁迅自己恨之入骨,渴望“真的人”来推翻中国这个“铁屋”。相比之下,胡适是双文化的,中英文一样熟练,在中美两国生活都怡然自得。但同大多数留英美派学人一样,胡适的行为处事关怀主要 还是在中文世界。他确信中国的现代性有赖于通过西化引入一个“新的文明”。
正因如此,胡适不为西方世界认可,也不足为奇。五十年代胡适滞留美国,有如难民,仅在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谋得一职,好不凄凉。林语堂则不同,不仅双语双文化,而且无论是生活模式还是行 为模式,都是实实在在身处两个世界。林语堂对“新的文明”的探索不 仅仅在于中国的复兴,还包括对整个世界范围现代性的反思。林语堂的双语双文化素养赋予他非同寻常的比较批评视野来洞察现代世界。在林语堂看来,中国现代性有赖于整个世界现代文化走向何方,而未来的世界文明必须借助东西方智慧共同来创建。
大多数现代精英学人一般都是从小接受传统中式教育,青年时期 留洋接受西式教育,回国后试图用新知识改良中国。林语堂则多次穿梭 于中西文化之间。他毕生致力于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沟通与理解。 三十年代上海有英租界和法租界,是个半殖民地多元化都会,但华人和 洋人并无多少沟通。林语堂和《中国评论》周报的一些朋友创设了一个“自由主义普世派俱乐部”,“目的是要把国籍虽不同、普世精神理念却相同的上海居民聚合起来,增加互通与了解”。俱乐部首次聚会于1930 年 12 月 18 日举办,林语堂被选为俱乐部主席。俱乐部每月举办例会,1931 年 3 月 4 日的例会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林语堂在会上发表《什么叫自由主义》的演讲,把“自由主义”定义为能欣赏和容忍他者。
林语堂说,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态度,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拥抱他者,而不是遵循“野蛮人的部族本能”,只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外国人的风俗、法律和宗教乍一看上去毫无道理,但是新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就是要努力在这种无理中找出道理,这种态度是人类历史上新近的发展,毫无自然本能来维系之。只有通过正确 的教育,拥有强大的包容心,再加上精神上的努力,我们才会对外国人的习俗培养出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
当然,和其他现代知识学人相比,林语堂最不同之处在于 1936 年至 1966 年移居美(欧)三十年,而且以英文创作、演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在美国大获成功,林语堂受到启发,欲 著书阐述自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看法。这个想法得到赛珍珠和庄台 公司(John Day Company)老板华尔希(当时是赛珍珠的未婚夫)的大力支持,《吾国与吾民》得以产生。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氛围越来越 激进,左右势不两立,林语堂这本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英文书却在美 国一炮打响,随后他在赛珍珠和华尔希的催促下移居美国。林语堂的第 二本书《生活的艺术》按照林语堂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阐述 一种跨文化人生哲学,出版后成为 1938 年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一个华人作家取得如此成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确立了林语堂在美国文化界、知识界的中国发言人地位。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译介既不同于传教士的话语,也不同于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第一次在西方人眼里显得很有魅力,甚至受到追捧。
林语堂在美国被奉为“中国哲学家”,这顶桂冠也有负担,因为公众舆论把他塑造成一个“温良恭逊的东方智者”。其实作为自由主义批评家,林语堂也是现代中国直率敢言的后殖民批评家,比如可以看看他 对印度问题的介入。二十年代泰戈尔访华,林语堂对一个被殖民国家的 诗人受到宗主国大肆追捧不以为然。
四十年代在美国,林语堂作为国际 舞台知名人士,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发表演讲,为印度独立事业不辞辛劳。他对二战时期弥漫西方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情结毫不留情予 以痛批,要让西方政客、民众明白 :战后的新世界再也没有英帝国主义或任何西方帝国主义的市场。现代文明太过执迷于物质主义和强权政治,林语堂对此深感沮丧,他把中国和印度的智慧译介给西方,憧憬战 后新的世界文明可以由东西方的智慧来共同创建。
林语堂这方面的批评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基本没有受到重视。但他没有放弃。林语堂的小说《远景》发表于 1955 年,是一部政治性乌托邦式隐喻小说,出版后没引起什么反响,和以前的畅销书不可同日而 语。书中林语堂预测在当时世界的两极对抗中“美国式和平”必将胜出,但林语堂对这种“美国式和平”所代表的现代文明非常失望,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在林语堂看来,这种“美国式和平”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更不用说给人类生活带来意义和幸福。西方现代性从本质上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科学物质主义的,缺乏宗教或道德维 度。林语堂晚年公开宣布自己重新回到基督的怀抱,期盼能够依赖(西方以及中国的)宗教资源来抵抗并修正现代性的庸俗。应该指出的是,无论鲁迅或胡适的知识遗产都没有任何宗教的维度。
作为结语,或作为引言,我们可以说林语堂、胡适、鲁迅代表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标。他们的遗产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但我有预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必将崛起成为世界强势大国,而林语堂的“遗产”会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特别有用,更 有启发。
让我们一起走入了解林语堂人生的旅程。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钱锁桥 著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岁时离开故土,毕其一生,辗转旅寄。在国内,考究语言,创办报刊,为当时文坛一开“幽默”新风;在国外,针砭时事,引介东方,以独有见地诠释“吾国与吾民”。
这部传记,笔路延绵,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轨迹,寻绎其生平,藉以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
鲁迅、胡适、林语堂,他们的精神遗产,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而林语堂留赠后人有形及无形的一切,将对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别有深远的启发意义,亦为跨文化交际与互动带来崭新的理解。
来源:新民说iHuman企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