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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现代小说:《最后一课》节选

2018-08-10 09:48 来源:当代杂志 作者:罗伟章 阅读

罗伟章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磨尖掐尖》《太阳底下》《空白之页》《声音史》等,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 ,散文随笔集《路边书》等 。曾获人民文学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


最后一课(节选)

文 丨罗伟章


遇到那些心慈手软的人,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南山那鬼地方,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

这话听上去让人觉得恐怖,好像南山不是一座山,而是青面獠牙的鬼。站在山脚望上去,土黄天青,山崖峭立,真有些鬼姿鬼态。可这个“鬼地方”却是南山人的全部。

事实上也没那么难,世世代代都住过来了。白天有太阳,晚上看月亮。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也笑,也哭,也争吵,也做爱,也离婚,也生儿育女。总之都过着一样的日子。因此,南山人对上面那句话是相当反感的。反感过了头,就不仅不觉得自己苦,还腾出心思去同情别人。他们说:“陕北那地方真不是人过的,挑担水回来要两头见黑。”或者:“新疆去不得,风一吹来人就被沙子埋住了!”可陕北和新疆毕竟都太遥远,南山属大巴山系,很粗糙地耸立在四川省东北部,关于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他们也只是听说而已。这种同情基本上失去了对象,显得很没意思,因而南山人不再为天下忧,只去同情镇上的人。

镇子名叫泽光,下十五里山路,再沿清溪河上行十里就到了。南山人对泽光镇是熟悉的,每逢尾数是三、六、九的日子,他们就下山赶集,对镇上人的脾气,他们摸得太透了。镇上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瞧不起山里人,但那实在没啥了不起,单是车马声喧,也能把人的耳朵吵聋!他们虽然可以天天吃肉,但谁能说清他们不是吃的瘟猪肉?南山顶上一个姓桂的屠户,就专门收购瘟猪,剖成肉条子,冷场热场都往镇上送。南山人只有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亲朋好友时才能吃肉,但猪是他们自己喂的,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人一样熟悉猪的底细……想到这些,南山人往往一掌击在大腿上,叹一声:“嗨,镇上人真可怜!”

情绪最激烈的要算王安。

王安一般不参与乡邻的议论,只等大家把话说淡了,他才来一句总结:

“谁要我去镇上住,八抬大轿也抬不去!”

这句总结把乡邻们想说的都说尽了,于是大家附和几声,起身,拍屁股,回家或者下地,骂骂咧咧地照顾孩子和老人,沉默如石地侍弄庄稼。

王安是山里的教师。

整座大山上,只有一所学校:南山小学。如果你有山区旅行的经验,如果在你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人居住的山坳里突然发现一所孤零零的学校,从学校里传出并不整齐却很卖力的读书声,你心里不可能没有一点反应。南山小学就是这样,它卧于山腰,背靠山崖,另三面都是萧索的田地。山脚的人历来都是去镇上读书,南山小学只负责接纳山腰和山顶的孩子。这所学校非常古老,据说是清王朝末年一个秀才捐资修建的。那秀才是南山有人烟以来在考场上唯一中榜的人,家里也有田产。按这样计算,南山小学就有百年历史,比泽光镇中心校早了半个世纪。百年间,它被烧过,被砸过,但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

十八年前,它一直是木屋,黑迹斑斑,穿眼漏壁,整个屋架往操场一边严重倾斜,看上去就像提着一条腿随时准备跳跃的人。教室只有两间,每间教室里至少坐两个以上班级。各年级教师各上各的课,彼此没有门户,声音窜来窜去的。低年级学生一走神,就侧着耳朵听高年级的课,听不懂,就对高年级学生多了一层敬畏。高年级学生也会听低年级的课,自然是看不起,觉得那么小儿科的玩意儿,还值得翻来覆去地倒腾?十八年前的那个夏天,镇政府让山里人自己筹资,自己动手,把学校翻修了,将木屋变成了砖墙,且用炸药雷管把后山移走一部分,面积扩大了,有多少个班就修了多少间教室,看上去真有几分气派。

南山人觉得,这厚实的土砖墙要管好多年的,在这好多年之内,南山子弟可以坐在里面安安心心地读书了。

王安就从南山小学毕业,后来去县城念了中学。像他这个年纪的山里人,无一例外都外出打工,王安没去,他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公分,出去也没人要。王安那年已整整二十岁,二十岁的南山人即便没结婚没生育,也有了对象,但王安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看不到任何前途的跛子?

王安所在的村子,叫兴塘村,与北面的学校相隔仅三里地,且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大堰走,爬坡上坎的时候不多。农活做完了,王安就去学校玩儿。

学校有啥好玩儿的?操场是块小小的土坝,只需过个周末,上面就长满乱草。没有篮球架,也没有乒乓球台。而王安就喜欢去,去了还只能在操场上转转。那时候,加校长在内,学校共有三个教师,都不喜欢王安,尤其是校长杨传民。杨传民五十多岁,一生勤勤恳恳,最看不上的就是游手好闲之徒。杨校长觉得王安就属那类人。另两个教师,一个姓靳,一个姓胡,靳老师总认为王安到学校来是显摆的,他们三个虽然年龄悬殊,却都只是初中毕业,而王安读过高中。既然靳老师这么说,胡老师就认为靳老师的话对。

因为不喜欢,三人从不请王安去办公室或者寝室坐。

可是有一天,王安自己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学校跟普通农家一样,修的是高门槛,王安那天带着谦卑的笑,两手扶着门框,先把那条短腿迈进去了,再身子一斜,把长腿迈进去。山村小学无等级之分,校长和普通教师都在一间办公室,当时三个人都在,都很不愉快地盯着他。他走到那张松木拼成的办公桌前,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香烟——王安自己不抽烟,那包烟是头场专门请人带回来,等着这一天用——很不灵便地启了封,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再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三个人接了他的烟,脸色好转了。没有多余的凳子,胡老师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王安坐,王安摆着双手推辞,脚底下没站稳,差点倒地。

三人的烟还没点上,王安就急匆匆地说:“杨校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杨校长觉得新鲜,眯着眼睛望着他。

“我想在操场上修两个乒乓球台。”

杨校长笑了一声:“你娃!想钱想疯了?我告诉你,别说修乒乓球台,就是做条板凳我也拿不出钱给你。”

王安说:“有钱就给我两个,没钱就不给,我无所谓。”

这话听上去像王安家发财了似的,可山里人谁不知道他家穷得叮当响呢!他小时候得病,父母借了不少钱,后来读书,又借钱,背了一屁股的烂账,嫁他姐姐的时候,只杀了只兔子招待客人,山里人至今说起来都红眼睛,而他王安说话还这么大口气!

杨校长把一截儿弯曲的烟灰抖掉,生硬地说:“既然这样,你愿意搞就搞。”

王安果然动手了。前些天,他家的猪圈垮了,反正暂时也没钱买仔猪,父子俩都没心思立即去把它修好。猪圈建在一个斜坡上,砖头垮进了下面的竹林里,王安将砖头捡进背篼,抽空往学校里背。他给父母亲撒了谎,说修一个乒乓球台,杨校长答应给他十块钱。父母想这已经不少了,十块钱要买差不多十包盐呢。至于猪圈,反正把猪拦住就算数,竖几根青冈棒也行。

因为是孩子用,王安把乒乓球台砌得很低,这也刚好让他的砖够用。他没干过这样的活,不过也没什么难的,调上灰浆,把砖砌上去就可以了。上面的台子,他先横几根木棒,再厚厚实实地铺上稻草,用尽量平展的几块石片子压上去。

那段时间,简直是孩子们的节日,台子还没成形,他们就把乒乓球拍做好了,都是找一截儿废弃的木板,用弯刀削出一个把子。三位教师冷眼旁观,觉得王安到底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孩子们却不这样看,口口声声叫他叔叔,不断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做好,课间休息也要问上数十次。

只要不耽误农活,王安就要忙碌到天黑透了才一瘸一拐地回家。其间,他的手被瓦刀拉了条口子,回家途中掉进了冰冷的堰渠,不过这些事都是农人经常遇到的,没什么大不了。

竣工的那天,杨校长把他留了下来。杨校长避开两个教师,单独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寝室,从口袋里摸索出五块钱来,对他说:“我没想到你娃心那么硬,为挣钱啥事都忍得,但我没多的钱给你,只能给你五块。村小都是被中心校管起来的,学生的书学费按人头全部上缴,我们的工资也由他们发,根本就没一分钱的办公费。你总不能因为修了两个乒乓球台又去找村民捐钱。当初翻修学校的时候,大家没计划这些东西,证明他们认为不需要!孩子到学校来是读书的,不是玩儿的,玩儿累了,就没精神读书了;再说,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割牛草捡柴火?干这些事都要体力,要是在学校就搞得筋疲力尽,回家就干不了这些活。这五块钱是从班费里出的,你拿去吧。”

王安把钱接过来,咧了咧嘴,说了声谢谢,就朝门外走。

他是在嫌少,杨校长想,这五块钱还是我掏的私人腰包呢,一分一厘都交上去了,哪还有狗屁班费。杨校长心里有些不舒服,但他看见王安踩高跷走路的姿态,还有他被瓦刀割伤的手,心里热了一下,把王安叫住了。他走到王安身边,说王安哪,你想没想过你的将来?像你这个样子,开不了山,犁不得田,你以后的日子咋过?你爹妈的年龄跟我也不相上下了吧,他们管不了你一辈子的。何况你家还欠那么多债!——你为啥不去学门正经手艺?

王安站了片刻,没回话,走了。杨校长看着他瘦得麻秆儿似的背影,立即有些后悔。他那些话帮不了别人,只是往别人的伤处撒盐。乡下现在哪去找什么手艺人?扯布来请裁缝做衣服,还不如买成品便宜,样式也没人家的好看,裁缝早就没活干了,缝纫机生了锈,变成了废铁。学篾匠吧,编背篼、花篮、筲箕等日用品,差不多家家男人都会。编晒席要复杂一些,可一铺晒席要用十几二十年,你总不能十几二十年才做一趟几十块钱的生意。至于犁田耙地的物件,人家也都习惯了去镇上的铁匠铺买。乡下已经没有手艺人了,乡下的手艺人都绝种了。

杨校长、胡老师和靳老师都不喜欢打乒乓球,但他们还是很快感觉到了球台的好处。南山小学没有高台,以往老师集合学生讲话,都只能跟学生一起站在平地上,现在则可以站到球台上去了。站在高处讲话就是不一样,那会平添一种威严。乒乓球台离旗杆很近,每周星期一升国旗的时候,老师或学生代表做“国旗下的讲话”,也可以站到上面去……

南山的冬天特别冷。冰柱子从山涧垂下来,不是白的,是青黑色的。有些小孩子不懂事,伸出舌头去舔,当他们尝到类似金属滋味的同时,舌头就被冰“吃”住了。这时候必须迅速用斧子把冰柱剁下来,用火烘烤,要是动作稍慢,舌头就会变黑,变硬,轻轻一震动,就脆生生地断掉。南山人为了蓄水,一到冬天就把绝大部分田地变成冬水田。学校周围,除了背靠的那面山,其余三面全是冬水田。冬水田结了冰,白亮亮的,要是出点太阳,能把人的眼睛晃得老半天看不见东西。操场边是红沙土,这种土连长一点野草的营养也不愿给,全是光板板的斜坡,学生下课打闹的时候,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冰田里,嗖地一声,从这头滑到那头。如果遇到薄冰,它就咧开嘴——先是咧开密密实实的皱纹,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嘴张大,将人吞进去。冬天的水浑身都长着牙齿,抓住你,就狗一样朝你身上扑,被救起来时,往往面目全非。

现在有乒乓球打了,掉进冰田里的可能性更大,不是人掉进去,而是乒乓球掉进去。一个乒乓球要几角钱,孩子们要吊着父母的衣襟哭闹好几天,父母才会翻出瘪瘪的荷包,将几角钱拿出来,去镇里买回那蹦蹦跳跳的家伙。将球交到孩子手里的时候,常常要附带赏孩子几个耳光,骂几句“败家子”之类的话。因此,孩子们都舍不得丢掉乒乓球,别说掉进冰田,就是掉进深井里,他们也要想法将它捞出来。

王安又在操场边转悠了。这时春天已经到来。王安这回背来了几丛野斑竹和一把大锄。斑竹命贱,石骨子地里也能生长,王安想把它们栽种到操场边的坡面上。在南山,斑竹有一个别称,叫雷响竹。意思是几声春雷滚过,它就醒过来了,一枝发十枝,十枝发百枝,王安只需在每个坡面栽上一丛,今年过去,就会形成葱绿的围栏,学生就再不会掉进水田里,乒乓球蹦下去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

他栽斑竹的时候,学校已经开课,靳老师站在远处,悄悄对杨校长说:“好像南山小学是他的一样。”杨校长也正这么想,心里酸溜溜的,但他笑着说:“那小子是个有心人。”

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杨校长就没有这么轻巧了。斑竹的根脉在土地里迅速延展,脆嫩的竹簧在风中发出悦耳的哨音。有了这道屏障,学生们在感觉上也安全了许多。家长们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杨校长在管理学校,可还没人家王安想得周到呢。有些性格爽直的人,把这样的话当着杨校长的面也说。杨校长总是带着夸张的热情把王安表扬几句,可人一离开,他就听见自己脸上响起咔嚓咔嚓碎裂的声音,那是他在人前绷着的面子。

这天王安又到学校来了,杨校长远远地见他从堰上跛过来,就站到操场边上,等着他。

王安走完了渠堰,需过几条田埂。最末一条田埂与一段窄窄的土坡相连,爬上那段坡地就是操场。杨校长堵在路口,居高临下地看着王安那颗扁扁的头。王安抬头给他打招呼的时候,他气呼呼地问:“王安,你究竟啥意思?”王安有些摸不着庙门。杨校长指着斑竹林:“你是不是成心败坏我?”王安明白过来了,脸红筋胀地仰着头说:“杨校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学生的乒乓球掉进田里,他们去捡球出了事,我就要负责。乒乓球台是我修的呀。”杨校长心想,你不仅要标榜自己栽了斑竹林,还要标榜修了乒乓球台,修乒乓球台我不是给了你钱的吗!杨校长气不打一处来,粗话也带出来了,他说你一个闲杂人员,能负什么责,负尸求责!

紧接着,杨校长发出了命令:“这是学校,闲杂人员不许随便进来!”

王安的头一直仰着,仰得脖子酸了。当他把头低下去的时候,已转过身,走上了回家的路。

这情景被附近一个收拾菜地的女人看在眼里,她原原本本地去转告给了王安的父母,王安的母亲骂杨校长不识好歹,父亲却骂自己的儿子,说那狗日的,该背时!读那么多书,都读到牛屁眼里去了!看他那副德行,将来不打光棍往哪里飞!

这话说得太毒,终于惹恼了妻子,她不再骂杨校长,转而骂丈夫,没骂两句,就捂住脸哭。她的脸上到处是山风割出的口子。

南山盛产光棍,小小一个兴塘村,就有八个。山里人有句俗话:家里没有女人,男人就要生病。那八个光棍倒是很少生病,但日子过得油盐不进。双抢季节,人家忙得脚板打翻,他们却懒心无肠地摊开两条腿,坐在树底下望天。平时碗也不洗,直到把家里的碗用尽了,再从脏碗里捡出一个相对干净些的盛饭菜。那八个人都是手脚齐全身体健壮的,家里也比他王家殷实,这么说来,儿子打光棍是确定无疑的了。正是这种确定性,深深地伤了母亲的心。

父亲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话过分,但他想不通,修那两个乒乓球台,不是说好给二十块的吗,怎么到头来只给了五块?他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因此不管妻子怎么哭,他还是盯住儿子骂,骂过之后就喝酒,醉得稀烂。父亲很少离开过酒,越喝越穷,越穷越喝。

许多时候,狠狠地折磨一个人的,还并不是钱,而是日常生活的烦恼……

杨校长下命令之后,王安不再去学校,只起早贪黑地上山干活。杨校长骂的那两声“闲杂人员”,让他觉得自己连身份都没有了。他是农民,不是闲杂人员。农民就要有农民的样子。山里的农民,要把脸弄得不像脸,把手弄得不像手,要让它们变紫,变黑,变成坚强有力的疙瘩!高天之下,白色的山风像永远吃不饱的狼,随时都在孤独地游走,随时都在忧郁地叫唤。这风成了王安真正的知己。

只在他去学校后山砍柴的时候,才禁不住朝山下望。他发现,自己的活真没白干,操场边没有斑竹林围起来时,学校是散在山野间的,现在成了独立的体系,有了学府的气派!  

 

王安说:“同学们,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说这话的时候,王安头一天站在学校的讲台上。

王安说:“从前,南山上没有人烟,某年枫树叶红的时候,山上来了一个农夫。农夫不是单独来的,他带来了一群牛。这些牛是他最好的朋友,来南山之前,他们形影不离。在山上过了些日子,牛群发现它们这个两脚走路的朋友再不像以前那么爱说爱笑,而是动不动就皱眉头。他不快乐,牛们也跟着不快乐,于是牛们商量:‘我们给他唱首歌吧,唱首歌他就好了。’第二天清早,农夫正在做梦,牛的合唱却拔地而起。”王安做了拔地而起的手势,“声音太大,太突然,把还没起床的鸟纷纷震落到地上,农夫以为发生地震了呢,来个鲤鱼打挺翻下床来,结果是牛群站在他面前唱歌!牛们伸长脖子,仰头向天,嘴巴和鼻孔里喷出大团大团的热气。可是,农夫不但没有快乐起来,还怒气冲天,把所有的牛都关进了畜栏!从那以后,他跟牛不再是朋友了,他成了牛的主人,牛成了他的牲口,世世代代供他使唤。”

每天放学之前,王安都要给学生讲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可能是寓言,也可能是他在县城的所见所闻。县城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世界,他把那个世界描述得灿烂辉煌。学生们都没走出过大山,最远也就去过泽光镇,老师的描述让他们惊嘴咂舌,在回家的路上,想着故事中的人和物,哪怕独自一人,也不会寂寞了。

由于山头距离学校有足足二十里山路,南山小学开课晚,放学早,学校指挥行动的,是一个用了多年的铃铛。铃舌是一根黑色的铁条,外壳呈黄铜色,已缺了一块。上午十点,铃声响起,算是开课,下午四时,铃声响起,就是放学了。教师和学生都不吃午饭。南山人谁也没打算吃午饭,早上一顿,太阳升起,晚上一顿,月亮升起,这就是日子。学生们放了学,才发现肚子饿得那么厉害,以前他们心里怨恨,想哭,现在不想哭了,掐一束鱼腥草也能充饥。他们不仅不哭,还摘片树叶来吹,吹几声就唱:“太阳照在山岗子上,我摘片树叶儿吹响响……”

学生们都喜欢王老师。王老师成天乐呵呵的,下了课,就跟学生一道打乒乓球。他的脚跛得那么厉害,每接一个球都憋足力气,咬紧牙关。大部分同学跟他打球,都只把球接到正中,让他能保持平衡。可有些偏不这样。有个叫周汉的男生,别看他刚读一年级,接触乒乓球的时间也很短,球技却好,只要王安上场,他就把球专往角落里送。他个子蹿得快,比其他同学高出一大截儿。王安身子一高,把右边的挡回去了,球很快又到了左边,他身子一低去够球,结果摔了个狗啃土。见这样,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向倩兰,眼睛一红涌出了泪水。她觉得王老师太可怜了。王安看到了向倩兰在流泪,只是装作没看见,他爬起来,将鼻尖和嘴唇上的土抹去,对周汉说:“再来,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

每天放学之前,王安还教学生唱歌。南山有很多山歌,但那些山歌大多是凄苦的,充满了对人生的感叹和对命运的无奈。它们就像崖垛一样呈现出化不开的灰色。灰色是慢性病,会慢慢毒害人,于是王安有意避开,挑选了一些能长筋骨的歌曲。对所有人而言,绝望都是免费的,只有希望才是人世间真正宝贵的黄金。王安最喜欢的是那首《春光美》。每天上午开课之前,全班齐唱:“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孩子们回家干农活的时候,也经常把这首歌挂在嘴边,在南山崎峭广阔的山野间,到处都充满了幻想。

家长们都说,娃娃跟了王老师,变得不爱使性子了,成绩也比先前好到哪里去了!

王安说八抬大轿也休想把他抬到镇上去住,不是普通村民那种对镇上人的“同情”,而是他有骄傲的资本:凡是他教的班级,镇上统考都得第一。中心校天然得第一的定律是被王安打破的。有人说,中心校一个班有六十多个学生,南山小学只有十多个,当然容易出好成绩。这也是事实,南山地广人稀,学龄孩子非常少,每个年级只能勉强凑成一个班。然而,中心校的教师只任单科教学,村小教师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且大多不是教一个班。像南山小学,杨校长退休后,王安补进来了,可靳老师走了,平均一个人要带两个年级。

靳老师去了广东东莞的一个镇上,在镇文化站上班,听说工资高得没法说。靳老师只有三十多岁,比胡老师还小好几岁,他是个心思很重的人,论教学水平,他比杨校长和胡老师都高。可靳老师老害怕中心校对他的工作不满,因此时不时放话出去,说教书没意思,他想辞职。其实他心里并不一定这样想。要不是有个文凭比他高的人到了学校,要不是校长的位置给了胡老师而没给他,他干到老也是不会辞职的。不过他这一走也好,拿了高工资,撞了大运。现在,学校只有王安和胡老师两个人,管六个年级。幸好无幼儿班,南山的孩子从来没有进过幼儿班。

中心校的教师对王安也很不舒服。那些处在镇子核心学校的人,开始很看不起王安,全镇教师开会或搞个庆典什么的,吃饭时大家都不叫他。在那里,除了本校的胡老师,没人跟他搭腔。后来见他教书那么厉害,就对他更不舒服了。他们背地里把王安叫跛子,说:“那个龟儿子跛子,给他一块骨头,他就玩儿命地啃!”

但中心校的闭校长对王安很肯定,闭校长说:“杨传民教了一辈子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推荐了个人才。”

王安的确是杨校长推荐的。杨校长去给闭校长谈自己退休的事,闭校长不让退:“你退了咋整?明摆着南山那鬼地方没人愿去,而且我听说老靳早就不安心,说不定他哪天睡醒了,就要拍屁股走人。你一退,他一走,老胡一个和尚守得住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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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1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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