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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威廉·福克纳:现代小说的启蒙者

2012-09-29 20:56 来源:当代中国文学网 作者:姚兰 史国强 阅读

 一个读起来很是晦涩的外国作家,就算有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要留在汉语读者的记忆里,一般来说也是不大容易的,更何况他在我国依然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叹他的魅力。自从1934年福克纳经赵家璧的文章首次出现在《现代》杂志上,他的小说就逐渐变成研究外国文学的必备读物,至2007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纳传》,前后七十几年,断断续续总有福克纳的东西翻译过来。就我们所知,福克纳较为重要的小说都有汉语译本。如1958年李文俊请赵萝蕤和黄星圻翻译的《胜利》和《拖死狗》。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思潮再次传入我国,成为我国读者和作家的有益的借鉴。1979年《外国文艺》刊发了福克纳早年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干旱的九月》和《烧马棚》。之后,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熊》、《我的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陶洁译的《圣殿》和蓝仁哲译的《八月之光》相继出版。其中《喧哗与骚动》首版87500册,后来又印刷两次。

    对于福克纳,我国作家喜欢用“震撼”、“豁然开朗”、“别开生面”来形容阅读后的感觉,但他们从这位外国小说家那里取来的东西是大不相同的。八十年代初,还是中学生的苏童接触了与苏俄和英法传统不同的福克纳、麦尔维尔、费茨杰拉德、塞林格、纳巴科夫。他承认:“我们被福克纳描绘的那邮票大的地方的人类生活所震撼,我们赞美这些伟大的作家,我们顺从地被他们所牵引……”(《纸上的美女》)我们还不知道苏童指的是福克纳的哪部小说或哪几部小说,但他在阅读后捕捉的信息不外乎来自虚构的魅力,确切说,就是小说家耿耿于怀的叙述结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这三个要素是我国小说家不断追求但又难以企及的境界,是他们是否拥有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对于苏童,他要修炼的是如何讲故事:语言上的自觉。苏童写道:“意识到语言在小说中的价值,大概是1986年左右或者更早一些,那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就是感觉到小说的叙述,一个故事,一种想法,找到了一种语言方式后可以使其更加酣畅淋漓,出奇制胜。”(《纸上的美女》)苏童的语言自觉,福克纳之外,还得益于塞林格,尤其是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苏童说:“对我在语言上自觉帮助很大的是塞林格。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中的那种语言方式对我有一种触动,真正的触动。我努力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种叙述方法。”(《纸上的美女》)苏童是极其智慧的,他能通过译文洞悉那些大师们的写作企图,同时又没有在《米》或《妻妾成群》里留下一点舶来的痕迹。碰撞也好,交流也好,就是在不经意的阅读之中完成的。然而,他也有无法碰撞,无法交流的阅读经历。麦尔维尔的《白鲸》在苏童读了两个月之后,“因其枯燥乏味,半途而废,悻悻然还回了图书馆”,不过他“不敢否认《白鲸》和麦尔维尔的伟大价值。”麦尔维尔在写作上琐碎、重复、平庸,对航海知识的津津乐道、对故事演进的漫不经心、对读者阅读耐力的无视,这些极具现代意义的小说要素,使得这部经典出版之后没有引起读者的喜欢。比较同时代的《红字》,《白鲸》是不幸的。有趣的是,等到福克纳从麦尔维尔那里重新拾回这些现代小说的要素后,经他稍稍一变,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南方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小镇,不同的是,福克纳的小说在字数上较《白鲸》少了一半, 其他未变。福克纳的语言不是明快的,故事不是流畅的,人物性格更不鲜明,这些反传统的选择在《喧哗与少骚动》里最明显。连莫言也说,“这本书我并不喜欢,我喜欢的是福克纳这个人。”(《我与译文》)

    福克纳的小说,中国人难读,美国人也未必好读。有一次采访者问,“他们读不懂你的作品,读了两三遍还是不懂,你说,他们该怎么读好呢?”福克纳:“读四遍。”(《作家的责任与写作的源泉》)读福克纳不能按图索骥。凡是伟大的作家都不会照顾读者的感受,更不会按照读者的意图去写,相反,他们的构思还总是与读者的期待背道而驰。《喧哗与骚动》里的白痴班吉本来说的就是胡话,读不懂也在情理之中。写于1930年的《我弥留之际》,还是有故事的,至少脉络清晰可辨。艾迪·本德仑奄奄一息,要求死后葬入娘家的祖坟,故事从此开始。艾迪死后,家人将灵柩葬入祖坟,但他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目的地就在六十几里之外,但这次回家之旅变成了漫长的苦难:大水淹棺材,大火几乎烧了遗体,拉车的骡子淹死了,老大没了一条退,老二进了疯人院,老三丢了马,等等。这是一群被生活挫败又浑然不知的人,他们在完成一项既庄重有没有义的嘱托,“父亲说,活就是为永久的死做好准备”。(《我弥留之际》,第165页)所以说,福克纳对人并没有多大希望。我们也无法把他的小说读成悲剧或喜剧,他是要通过虚构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生的徒劳和希望的虚妄(按原文,小说名更好的翻译是《我慢慢等死》)。福克纳最重要的小说《喧嚣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就算较轻松的《八月之光》,读后不免使人感到压抑,沮丧,甚至大失所望,总是觉得挫折、破落、死亡就跟在我们身后。或者我们不应用传统的概念来解读福克纳,在阅读中放弃功利思想,不要跟意义、意象、所指等概念纠缠不清。能不能变换角度?

    余华读福克纳是把小说作为手艺而不是故事来读的,所以他不必为小说的压抑、滞缓所牵累,不拘泥于连作者本人也说不清的东西,然后徜徉在纯然文字的殿堂里自得其乐。他说:“这就是威廉·福克纳的作品,如生活一样质朴,如同山上的石头和水边的草坡,还有尘土飞扬的道路和密西西比河泛滥的洪水,傍晚的餐桌和酒贩子的威士忌……”(《永存的威廉·福克纳》)从余华的角度来阅读,福克纳就不再是“苦熬”自己又“苦熬”读者的小说家,而是“手艺高超”、“神态漫不经心”但骨子里“兢兢业业”的木工,“是一位奇妙的作家,是为数不多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他的叙述里充满了技巧,同时又隐藏不见。”(同上)余华态度极其虔诚,因为这个被“心理描写”所困扰的小说家,在福克纳那里发现了又一扇叙述之门。余华承认“心理描写是叙述史上最大的难题。我个人的写作曾经被其困扰很久,是威廉·福克纳解放了我。”(《内心之死》)当然,若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些特点成就了福克纳,使他成为现代小说的启蒙者。他的现代性,真正是我国作家所推崇的。

    还是福克纳的小说,莫言自称是“迷迷糊糊的读者”,但调侃的后面隐藏了他的智慧和圆滑。有人说,莫言在叙述结构上最像福克纳。莫言的回答是,“没有福克纳我也会写高密东北故乡,这是必然的归属,福克纳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与译文》)莫言从福克纳身上到底借鉴了什么?是《喧哗与骚动》里,福克纳利用班吉、昆丁、杰生、迪尔西依次投放出的视角,还是《我弥留之际》里,作者借十三个人物之口完成的内心独白?这些都不是莫言的兴趣所在。优秀作家如莫言者是不屑于亦步亦趋的。莫言感叹:“按照我们的小说教材上的方法来写小说,这样的写作是真正的苦行。我感到自己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按教材上讲的,如果感到没有东西可写时,就应该下去深入生活。读到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莫言为之折服的也是虚构的魅力和繁复的叙述,不过他声称,从未读完《喧哗与骚动》,是通过别人的文章来想象福克纳的。

    从莫言、余华到苏童、张炜、格非,乃至王蒙、刘心武、陈村,我国很多一流作家是从福克纳等外国作家那里开始走入现代写作的。用莫言的话做结语,“回顾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外国文学的影响无时不在,大家如鲁迅等,小家如我等,谁也脱不过。”(《我与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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