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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博尔赫斯和他的幽灵们

2018-06-21 08:4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博尔赫斯

  ∞《译文》2004年第02期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博尔赫斯和他的幽灵们

  “浪漫的自我崇拜和高谈阔论的个人主义……损害了艺术。”

  当时年方二十三岁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非小说作品选》的开卷篇里说,该书是他作品的一个引人注意的新集子,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从未发表过英文译文。首篇是《个性的虚无》The Nothingness of Personality,作于1922年。那位年轻的阿根廷人怀着大胆的好辩精神说:“自我并不存在。”

  “非小说”里的“非”字可能成为一个使我们泄气的前缀,误以为我们从集子里得到的不是使我们心旷神怡的美学享受,而是冷静的教诲。这不是博尔赫斯的风格。这些作品中许多都有丰富的创造性想象力,可以同他脍炙人口的“小说”媲美,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小说。举例说,那篇文章发表五十六年后,深受爱戴、年迈失明的博尔赫斯竟然就永生的问题作讲演。他说:

  我不想继续做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了;

  我要做另一个人。我希望我的死亡是完全的;我希望身心俱灭。

  我们注意到,第一个声明里不存在自我;在第二个声明里,自我的真实程度已足以成为负担,事实上已是惟一的负担。从散文到小说,从小说到散文,不难看出推动博尔赫斯全部作品的力量使得这两种立场造成的紧张状况:

  容易淡化和否认的、最纯粹的虚构的自我;具有骇人的影响、可怕的固执和局限、干预得使人心烦意乱的自我。

  不管怎么样,第二个声明的奇特之处在于承认了“我要做另一个人”。那是不是一种选择?这一点,我们稍后还要探讨。

  博尔赫斯于1899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于大男子主义的氛围里,他从小很腼腆,但很快就有机会发现自己与众不同。他的父亲想方设法加强他的自我意识。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有一半英国血统,让子女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这就是与众不同的条件。祖母是英国人,保姆是英国人,家中有大量英文书籍,豪尔赫·路易斯和他的妹妹诺拉最早阅读的就是这些书籍。豪尔赫·路易斯娇生惯养,在家里待到八岁,然后,仿佛是进行某种意志的行为实验似的,给送进当地的一所以粗野出名的学校。他戴眼镜,说话有点口吃,穿戴着古怪的伊顿公学的校服和领带,在以强凌弱的环境里熬了五年,后来为了替豪尔赫·吉列尔莫失明的早期症状寻求治疗,全家不得不移居瑞士。

  刚到日内瓦时,博尔赫斯对法语和德语一窍不通。他开始学习。青少年时期就大量阅读四种文字的书籍,二十岁时已经发现了后来在他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极大部分作家。有关他生平的记述中必然会提到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名单(因为博尔赫斯一贯列出他所引用的文字的出处)包括贝克莱、休谟、威廉·詹姆斯、塞万提斯、切斯特顿、叔本华、波德莱尔、卡莱尔、H.G.威尔斯、尼采、斯蒂文森、爱伦·坡、惠特曼(德文译本)和《一千零一夜》的作者。

  他宣布《一千零一夜》是他最钟爱的作品。年轻的博尔赫斯将这部阿拉伯风格的作品风情万种的伯顿版译本读了又读,清楚地发现了一桩他以前从不知道的事,那就是他极有可能被排除在“性”之外。家中其他成员显然也注意到他的羞怯无知。豪尔赫·吉列尔莫好色成癖,一直依赖而又不断背叛他那个性很强的妻子,他觉得孩子受的教育不够完整,在回阿根廷之前,必须让豪尔赫·路易斯去逛逛欧洲的妓院,并对这件事作了安排。但糟糕的是,这一课不是轻易就能掌握的。广泛和爱冒险的阅读不一定能应付放荡的冒险和女人。豪尔赫·博尔赫斯铩羽而归后,在家里安顿下来,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从此一直忠诚地陪伴在他那不平凡的母亲莱昂诺尔身边。

  第一篇散文题为《个性的虚无》,开宗明义的第一个词是“意向”。用了整整一段文字加以阐释。那简直是一节华丽的前奏,一发炮弹。我们看到了一篇宣言:作者要“推倒目前普遍给与自我的异乎寻常的卓越地位”,代之以“对上一世纪传承下来的唯心理学理论怀有敌意的美学观点。”

  这种口气可以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竟是宣言迭出的十年。博尔赫斯曾在西班牙呆过;他以极端主义者自居,并根据极端主义的观点进行创作。他的非小说作品集以这种方式开头颇有讽刺意味,并显示了编者的风趣。因为没过多久,博尔赫斯就认识到成功地攻击自我和个人崇拜必然会产生贬低意念的作用,因为意念是自我最明显、最有力的表现之一,他在后来的一篇散文中写道:“在艺术领域里,没有什么比作者的意念更处于次要地位的了。”谈到文学领域或其他方面的成就时,他喜欢引用“几乎无意识地”或者“没打算料到他竟然会这样……”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结束一篇文章时说:

  像《神曲》这样伟大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孤立或任意的心血来潮;而是许多人和好几代营造的结果。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小说作品选》开头如此简洁阐述的意念一直是博尔赫斯本人日后成就的忠实写照。他得到了本来想要的东西。他的堪称楷模的谦虚在这些散文中随处可见,受到认识他的人的交口称赞,却是“有立场的”谦虚(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形容词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谦虚,是坚定不移的“自我谦避”的毕生计划的重要部分。不论我们是否认为那个计划同博尔赫斯的社交和性能力的欠缺感,或者他中年之前在感情和经济方面一直依赖母亲的事实有没有联系,那都无关紧要。

  ∞

  经过七年在欧洲的个性形成阶段,博尔赫斯于1921年回到阿根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的父母对他说,他可以在家里写作,没必要上大学,也没必要找工作。于是他阅读,写作,结交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同一些不打算和他结婚或做爱的富裕的年轻女人厮混。她们越是不打算爱他,他越是有时间阅读写作。父亲病倒去世后,年近不惑的博尔赫斯不得不出去找份工作。他在一家名叫《家庭》的杂志社担任专栏作家。后来,他迫于无奈,接受了一个人浮于事的郊区小图书馆的小职员工作。他在图书馆呆了九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下室里阅读写作,尽量避免和同事们接触。

  最后,他四十多岁时,认为遇到了他生活中的女人。他和埃斯特拉·坎托在温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上散步,每隔一段时候就在电话亭打电话通知他母亲,说他很快就可以回家。当埃斯特拉拒绝了他的求婚时,博尔赫斯更加紧了阅读和写作。

  结果相当可观。维京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博尔赫斯作品三个主要类别——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的选集,每一个集子都在五百页左右,新的散文集在全部多达一万二千的篇目中只收集了一百六十一篇。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个集子只有极少数几篇超过六七页。长篇巨制对博尔赫斯说来几乎格格不入,因为写作似乎带有强制性。重温最著名的小说集《虚构集》和《阿莱夫》中的一两个情节,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现象的起因,以及博尔赫斯最终发现的“对唯心理学理论怀有敌意的美学观点”。

  某个写过一些零星哲学文章、评论和诗歌作品(他“可以看到的作品”)的名叫皮埃尔·梅纳尔的作者,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逐字再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他不是要抄袭,也不是要融入塞万提斯的世界,而是“通过比埃尔·梅纳尔的体验来接近这个故事”。“只要我不死,就能完成。”他说。实际上,我们仅仅看到他成功地复制了原文的一个片断(如果他为避免抄袭之嫌,不肯再看一遍《堂吉诃德》,那他如何复制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他写道:

  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警戒,未来的教训。

  令我们钦佩的这位叙述者评论说,在塞万提斯笔下,那些具有特定时代特点的文字十分平庸;出自梅纳尔笔下就不同凡响了。“孕育真理的历史,”这种想法令人惊讶!梅纳尔是和威廉·詹姆斯同时代的人,他这么定义历史:历史不是对现实的探索,历史正是现实的根源。

  有趣的是,这篇小说本身的含义和人们对这篇小说的阐释一样清楚易懂。如果梅纳尔真能再造出塞万提斯的文字,那么个性特征未免太肤浅了。“人人都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我相信他将来是这样的。”历史远不是“真理的孕育者”,而只是一团混乱。我们都能写出任何已经成文的东西。假如我现在能在《堂吉诃德》中看到一段皮埃尔·梅纳尔受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影响而赞扬军人生活的文字,那会多么有趣!博尔赫斯聪明过人,不在态度问题上争论不休,浪费时间,而是用异文合并的方式令人叫绝。相互之间最不相干的作家神奇地被重叠起来。人是有共性的。博尔赫斯倾向于挖苦一种他觉得投合他脾胃的情况,也许皮埃尔·梅纳尔正是一个典型例子。

  比较正统的观点认为是博尔赫斯给虚构小说带来了种种创新,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大家更易于认为是他想出了一种办法,以此消解了近六七百年来对虚构小说进行创新的所有手法。令人困惑的个人责任感必须随同我们的现代唯名论和我们对历史和个人特点的天真信念一起消失。

  在《巴比伦彩票》一篇中,我们发现人们遭遇的一切凶吉祸福并不是他们的心理特点或者人际关系的结果,而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国家彩票制度的运转,每个公民定期自动加入这一制度,投注得到的赔付不是金钱,而是各种难以想象的乐事、灾难和单调乏味的事情。巴比伦人生活的任意性使他们有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经历,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正如所有的巴比伦人一样,我当过总督;正如所有人一样,我当过奴隶;我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受过屈辱,蹲过监狱。”个性的偶然因素又遭到忽视,没有决断,没有责任,没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自我。

  《永生》一篇中情况相同。一群人得到了永生,从而丧失了对生活的任何兴趣,因为在无限的时间里,他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吉凶祸福。任何特定的行动都失去了重要性,因为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行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行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因此,“精神或者智力的长处”不复存在。荷马忘掉了他的希腊文。记忆有什么意义?

  博尔赫斯通常热衷于消除我们生活中一般被认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强调那些荒唐可笑和可怕的后果。正如任何鬼怪故事一样,《永生》的令人不安的力量来自那个未言明的信息:即活着和有事可做或者死去都胜过乔兰所说的“完全脱离了时间”。寻求并得到永恒生命的《永生》的叙述者现在企求恢复为常人,一千六百年后他如愿以偿,欣喜万分。证明最终死亡的疼痛如今成了快感:“我悄悄地看伤口缓缓渗出一滴血,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

  《阿莱夫》的模式相同。叙述者见到各地风光同时交织的景象,看得瞠目结舌,他迫切需要忘掉这一切,以便回到正常状况。自我一再寻求无限的延伸,达到了目的,惊恐之下,又回到“平常”世界。

  从另一方面来说,平常本身并不是博尔赫斯想写的状况,但他希望探讨它的对立面所牵涉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他所处的“平常”状况太没有吸引力了。丑恶的法西斯征服了欧洲。阿根廷官方声称保持中立,骨子里却是支持纳粹的,庇隆主义十分嚣张。埃斯特拉不再陪他散步。博尔赫斯的衣服仍旧由母亲替他买,但他不喜欢母亲雇用的侍女。图书馆的工作难以忍受,更难以忍受的是1946年博尔赫斯由于发表了反庇隆的观点而被解职。他没有经济来源。他和好朋友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合写的侦探小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带来的揣测和困惑多于稿酬。博尔赫斯为了谋生,不得不靠讲演取得收入,他发觉自己不能在大庭广众中发言。为了克服长期形成的腼腆习惯,他必须去看心理医生。不用说,那位心理学家具备一些有用的弗洛伊德的学说,而博尔赫斯在那篇题为《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的小说里,只用一行文字就打发了他。

  《虚构集》和《阿莱夫》里的短篇小说,如果单独评价的话,可以说篇篇精彩,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如果一篇接一篇全部读下来的话,却有点沉闷。凡是自我没有同无限接触,并且得到危险的延伸时,我们便看到了《神学家》和《决斗》之类揭露人们吹嘘个性的讽刺作品。我们初次听说两个不共戴天的敌手直到临死时才发现他们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不禁大为震惊。这里含有深刻的省悟。相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时,我们赞赏作者处理这一情节的才华、异乎寻常的机智和博大精深的哲理。两个敌手是基督教早期的学者,或者是阿根廷画家,或者是高乔刀客。后来他们成了高乔刀客。在以后的短篇小说里,我们第五或第六次看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人物具有神秘的同一性时,我们知道博尔赫斯实际上已经排除了长期讲故事时十分有用的多样化社会的概念。现在只剩下两种情况:此时此刻的单一自我和古往今来的全体人类。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一样的:在人类所有经验的同一性中,任何对抗都一笔勾销。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说,博尔赫斯达到了一种超验主义的同一性,即所有人的社会,但发现自己不断地回归到博尔赫斯。中间白茫茫一无所有,或者说没有我们希望看到的任何东西: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动力,没有心灵的交流,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没有任何有关幼年到成年阶段通过家庭和社会严峻考验的记载。但是博尔赫斯对于建立掩盖同一性的复杂的形形色色的伪装逐感到厌倦。

  可以从中变出兔子来的大礼帽太多了。或者不如说:博尔赫斯把兔子变出来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甚至希望他把兔子留在帽子里。事实上,在《布罗迪报告》之类的那些据说是更为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他终于这么做了。不过我们仍旧看到了大礼帽里的兔子。

  ∞

  “在那个群情欢呼的日子,”博尔赫斯在一篇题为《对1944年8月23日的注解》的文章里写道:

  使我产生三个不同性质的惊奇:

  当别人告诉我巴黎解放了时,我高兴得浑身舒畅;发现集体的情绪有可能是高尚的;许多曾经拥护希特勒的人显露了令人困惑而明目张胆的兴奋。

  这是博尔赫斯的应时之作。主题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强加于他的;他被迫承认惊奇,特别是当博尔赫斯发现自己兴奋的情绪与公众一致时,肯定感到十分惊奇。他聪颖的头脑立即运转起来,想了解这种体验,特别是这些支持纳粹的人的难以解释的高兴,想把它放在他博学多才的基准点中加以探讨。不用说,他不打算同那些支持者交谈。他们没有一贯的思想,觉悟低下,“同这些与混乱有亲缘关系的人对话而被他们弄得稀里糊涂比什么都糟糕。”就博尔赫斯而言,道德、智力和美学是不可分的。

  经过思考后,他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这些人只不过屈从于已经发生的现实,同时被“巴黎”和“解放”这两个符号的力量吓坏了,但是这种平庸的解释不可能长期使博尔赫斯这样的人满意,对他来说,永远重要的是解释的深刻和美。幸运的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想起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中一个人物的梦境,其中说道地狱的可怕在于它的非现实性。博尔赫斯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概念同一千多年前的否认罪与恶实际存在的约翰·斯科图斯·埃里金纳的论点相比较。

  作家随即把这些引文同他记忆中巴黎被占领的日子比较。一个亲德份子跑来向博尔赫斯宣布巴黎陷落的消息,还扯开嗓门说伦敦很快也会陷落,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博尔赫斯凭借他敏锐的心理洞察力看出那个支持纳粹的人被希特勒的胜利吓倒了。他得出结论说,纳粹主义像埃里金纳的地狱或者《永生》和《巴比伦的彩票》里的世界一样,“得了脱离现实的毛病”。人们可以为它死,为它说谎,但到头来那是“无法居住的地方”,人们不可能真正需要它。“希特勒盲目地同那些必将消灭他的军队合作,正如与赫丘利合作的兀鹰和龙一样(它们肯定知道自己是怪物)。”

  博尔赫斯只用一页半的篇幅使一段个人和公众的历史经历符合他阅读的东西和他倾向于看到对手们抛开当前的企图,服从一个更大的非历史的规划。主要的是,不管他本人当时在阿根廷如何不得志,他仍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说的话(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时,这一点多半无关紧要),我们发现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看到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不断地在个人经验和别人的想法之间来回穿梭,认真对付这个世界。

  博尔赫斯是组织协调的大师。散文集的封面上有他的姓名,书后的索引有他的三百多个密切合作者的姓名,也就是他经常引用、查询、或者用来查询他人的作者的姓名。其中十六个词条有关沃尔特·惠特曼,三十八条有关叔本华,二十八条有关德·昆西。这是博尔赫斯指挥的乐队,是他徜徉其中、与之融合的集体。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保罗·瓦莱里的这句话:“文学史不应该是作家、作家经历或者作品经历的历史,而应该是作为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精神的历史。”

  博尔赫斯的散文把各种不同的声音汇集起来,试图唤起那种精神。作为开端,除了表明每句引文都可以用另一句引文加以证实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他和瓦莱里一样,也引用了爱默生的话:“文学界出现的一个人写了许多书的现象给了我深刻印象……书中的判断和观点如此相似一致,显然出自一个无所不见、无所不闻的绅士之手。”

  “绅士”这个词用得多么巧妙。也许这里说的“一个人”正是博尔赫斯声称他希望成为的那“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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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小说作品选》覆盖的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四年,博尔赫斯涉及的题材极为广泛,包括探戈、自杀、旁经福音书、阿根廷文学、翻译、芝诺的悖论、巴赫时代的日耳曼文学,还有几十篇性质各异的传记体随笔,他锲而不舍,但从不陷入风格主义。他不断地发掘新题材,老友重逢似地重温看过的书,把他对事物的新看法告诉我们,提出清晰的、前后有些矛盾的、多半是新奇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题材的丰富和协调令人惊讶。博尔赫斯向往的虽然还是那些事物——渴望时间湮没、取得对生命的先验认识、掌握无法掌握的真理——但他从不耽于妄想。他提到爱默生的一元论,采取了对自己的努力似乎带有含蓄批评的立场:

  我们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我们不可救药地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个人;因此没有什么比忽视机缘、宣布每一个人即是所有的人、人人都是宇宙的信念更有利了。声明信仰这种学说的人一般都是渴望在宇宙中抹掉自己的不幸者或者平庸之辈……

  这是不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自我谦避的胜利?或是博尔赫斯觉得当他几乎能同时掌握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时,他最接近于那个“无所不见、无所不闻的绅士”?他写了那篇有关爱默生的文章后只过了两年,对阿根廷地方主义的看法却有了转变,认为阿根廷同欧洲传统完全隔绝,因而必须建立自己单独的世界:

  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但不少人接受了,因为宣告我们的孤独、失落和原始状态,就和存在主义一样有其悲怆的魅力。许多人之所以能接受这个意见,是因为一旦接受之后,自己就觉得孤独、落寞、能博得别人关心。

  我想指出,那部五百多页的小说集里不少篇目实际上没有达到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的水平。散文集的情况却不一样。我们看到博尔赫斯坐立不安地应付新的偶发事件,替不同的出版物撰稿,适应相互矛盾的直觉能力,取得不可能的平衡,把看过的一场电影、读过的一本书、一位历史人物、一个政治事件调整到观赏或阅读的基本核心和相应的思想力场。总的说来,《非小说作品选》更引人入胜,更有魅力。

  他说过,乔伊斯是本世纪的伟大天才,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表达的主要是个人的烦恼,以致那两本书“不堪卒读”。“唯心理学论”惹人生厌,但是我们在《神曲》里看到的心理描写完全令人信服,以致博尔赫斯提出了引起争议的观点,认为但丁之所以写《神曲》完全是为了设计一个在幻想中与拒绝过他的香消玉殒的女人邂逅相遇的机会。文学作品都是同一精神的产物,但是重读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人的作品时,博尔赫斯毫不困难地解决了那个著名的有关作者的争论:只有莎士比亚才能写出莎士比亚的作品。皮埃尔·梅纳尔可得注意。

  博尔赫斯希望置身于阿根廷政治之外,但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庇隆的出于本能的对抗,他当然不善罢甘休,决心奉陪到底,正因为这样,他的散文才如此引人注意。正因为博尔赫斯的散文不是为了结集出版而刻意写的,我们才看到了那些一贯保持高水平的、按年月顺序排列的、迷人的记叙,以及他不断寻求摆脱自我的有关那个自我的陈述。我现在觉得本文开头时我认为博尔赫斯达到了他的既定目的说法也许是错的;如今他已年过六旬,也许他有理由继续声称“作家本人往往不了解他作品的真正本质。”散文集里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收集了几十条不同年代的引语,说明了人类经验的同一性,我们更意识到了那些把博尔赫斯(实际上是把我们)同他所引用的大多数人分隔开来的深刻界线。

  这一现象在贯穿全书的线索中十分明显,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作者的喜好。它牵涉到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迅速思考。《为虚伪的巴西利德斯辩护》一文就是例子,巴西利德斯是公元二世纪的人物,他认为人类是有缺陷的神的有过错的即兴之作。博尔赫斯用如下的话为这个观点辩护:“除了无足轻重的性质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企盼?除了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宽恕之外,上帝还有什么更大的荣耀呢?”

  博尔赫斯探讨了1940年出版的J.W.邓恩的一部名为《万物不死》的怪诞的书,该书宣称我们已经拥有永恒,因为未来是先存的。我们的梦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死亡中,“我们会重新获得生命的每一刻,并且按我们喜欢的方式加以组合。上帝、我们的朋友和莎士比亚将会与我们合作。”经过复杂的讨论后,博尔赫斯排斥了邓恩的论据,下结论说:“作者的论点太精彩了,以致他做出的任何谬误推理都无足轻重了。”

  总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对一个形而上学的立场或者一整套哲学做出美学评价,但根本不理会它可能的真实或虚假。天使总是吸引人的(“我老是想象黄昏时分天使们在幽暗的贫民区或者一块空地上……背对着落日时的景象”),而三位一体却像面对镜子时看到的那样,是个受钳制的、华而不实的无限远,从理智上引起了恐怖。

  博尔赫斯的这些评价十分宽厚。从毕达哥拉斯到尼采的灵魂转世学说被说成是丑恶的。然而十九世纪自然学家菲利普·亨利·戈斯十分美妙的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非但创造了无限的未来,而且创造了无限的过去,这说明亚当虽然是世界上的第一人,却可能发现从未存在过的动物的化石。使博尔赫斯区别于戈斯,以及区别于几乎所有被他引用过的作家的地方,在于戈斯关注的是他的理论是否真实。这些人都是基要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信仰宗教的人,是学风严谨的学者。博尔赫斯非但不可能信奉基要主义和传统的宗教,甚至不可能攻击它们。他对经院派哲学唯恐避之不及。在这方面,他宣布了自己的现代性。他说自己像蝴蝶似的到处吮吸花蜜,结果发现各处的花蜜大致相同。很难设想,抱有这种态度的人会迷恋上尼采的学说。

  在此期间,作家生活中发生了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情。他熬过了庇隆主义的第一阶段后,出乎意外地被那些把独裁者赶下台的将军们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那是1955年的事。博尔赫斯时常把天堂比作图书馆。但是正当图书馆的珠灰色大门为他敞开时,他那因遗传疾病而日益衰退的视力终于彻底消失。他在《关于天赐的诗》里写道:“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我这样形容他的精心杰作,切莫当成是怨尤或者指责。”为博尔赫斯作传的詹姆斯·伍德尔写道:“失明和随之而来的依赖,对莱昂诺尔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母亲陪他上街,听他做讲课的预演,因为他的腼腆使他仍把在公众场合讲话视作畏途。

  奇怪的是,他现在由于眼睛看不见,同女人相处的时候倒觉得轻松许多。同他相处的往往是非常年轻的女人。他请她们在气氛愉快的咖啡馆座谈,学习古英语。他显然没有丧失作家的想象力。他们合作编撰选集和课本。难道博尔赫斯把她们看成智力上和他自己是同一层次的人物?《非小说作品选》收集了几十篇文学人物传记和书评,只有一页半的篇幅专论一位妇女: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位对先验论的渴望和博尔赫斯十分相近的作家。同时他也在1936年翻译了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

  如今博尔赫斯有了名气,经济上也有了保障,开始向往长久以来一直与他无缘的家庭幸福。1967年,他同一个失去联系有二十年之久的寡居的老朋友结了婚。他过了多久才发现这并不是他所要的幸福生活呢?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诺曼·迪·乔万尼在此后的几年里和博尔赫斯密切合作,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声称他和博尔赫斯初次见面时,博尔赫斯新婚只有几个月,但当时已显得闷闷不乐。“他的婚姻糟糕透顶——我正同我的第一个妻子在办离婚”,这些话说明迪·乔万尼和博尔赫斯的处境十分相似。

  始终维持漂亮的绅士风度是十分困难的。他们结婚三年后的一天,毫不起疑的埃尔莎·博尔赫斯应声去开门时,看到的不是说好回家吃午饭的丈夫,而是一位律师和一帮奉命来搬书的搬家公司的人。那套《一千零一夜》又回到了母亲家里。博尔赫斯在《时间的新反驳》中竭力否认本质和时间的现实,结尾却来了一个惊人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

  ∞

  博尔赫斯最终理解的美学究竟是什么?产生美的是什么?一篇题为《长城和书》的文章开头说:“前几天,我在书上看到下令修筑中国长得几乎没有尽头的长城的人是第一个皇帝,始皇帝,他还申令全国焚毁先于他的全部书籍。”博尔赫斯思索着这两个惊人的建设与破坏的姿态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呢,还是相互抵消?经过许多巧妙的假设之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谜仍旧没有解开。但对博尔赫斯来说,这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他也喜爱“那种能丰富无知的东西。”他得出结论说:

  音乐、幸福的状态、神话学、时间耗损的容貌、某些晨昏的时刻以及某些地点,都想对我们说些什么,或者说了些我们不该遗忘的事,或者正要向我们传达某些信息;那些即将来临然而还没有出现的启示或许正是美学的事实。

  “即将来临的启示”。我们多半在什么时候觉察到?在阅读的时候。博尔赫斯在这个集子里说过三四次:“我们每次重读但丁或者莎士比亚的诗句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但丁或者莎士比亚创作那句诗的时候。”阅读是灵魂的转世,是博尔赫斯通过它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神圣的行动,即使成为的时间只限于阅读的那一段。在渴望和尊重别人的另一性,以及我们共有的同一性时,阅读具有深刻美好的道德内涵。

  在到达读者手中之前,书是众多事物中的一种……到达读者手中时发生的事是那种称之为美的激情,那种不是心理学或者文艺评论所能描述的可爱的神秘……

  美是不同的心灵体验艺术时的重叠。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博尔赫斯时常重复的自嘲,说他首先是读者,而不是作者。博尔赫斯在他私人图书馆的天堂里大量阅读,熔文学消费与创作于一炉,最直接的结果和他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就是那些散文。

  这些思考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博尔赫斯的清晰精彩的散文和他含蓄的幻想之间的关系。他早期的作品有巴洛克风格;每句话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这个集子开头的一两篇使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体会。他由于发明了复合词而兴奋不已(举例说,设想一个兼有日落景色和牛铃声含义的词)可是,后来在他的朋友比奥伊的影响下,他改用一种尽可能抹去一切个人痕迹的风格。举例说,他对《芬尼根守灵》一书的不满正因为该书主要通过生造复合词营造了一种个人化的语言。从自我表现到雍容大雅,从浪漫主义到古典风格,转变的结果是博尔赫斯心中不断进行的复杂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逻辑关系如今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不受当时先锋派写作都有的“书卷气”或者那种令人厌烦的自作聪明的妨碍。特别是散文的风格像纯净透明的空气似的,其中许多心灵可以自由沟通。

  一度腼腆的博尔赫斯现在变得健谈,一度默默无闻,现在声誉鹊起,他周游世界,接受了无数文学界的荣誉,高兴地同捧场的人聊天,决心弥补他所说的早年未曾得到幸福的过错。母亲终于去世。他很清楚,他最优秀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他向漂亮的年轻女人们口授诗歌和讲稿。对他说来,难道那些年轻女人比他手头写的东西更重要?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有许多无疑是不发表更好。

  编辑这个集子时,埃利奥特·温伯格特别精明,还应该说,我们感激的是他从博尔赫斯后期写作中选择的材料令人感兴趣的程度可以同集子里其他材料媲美。他还加了足够的介绍简历的注释,使大多数读者省去了翻阅詹姆斯·伍道尔的启发性不大的传记。

  然而,有趣的是,从伍道尔的那本传记里可以看出博尔赫斯的政治态度,他居然乐于从皮诺切特将军手里接受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这是1976年的事。十年后,他病势危笃,作出了把自己从阿根廷历史中拔掉的最后企图,前去日内瓦,准备死在那里。他终于回到了早年读书的地方,回到了他初次接触叔本华、贝克莱和塞万提斯的小城。在音乐终止前不久,他同年轻的伴侣玛丽亚·儿玉结了婚。

  博尔赫斯如今已在天国,他发现自己和谁有认同感?说他母亲未免过于平庸。说与他不共戴天的对手庇隆将军,则有嘲笑之嫌,虽然我认为博尔赫斯本人经过短时间的调整后也可能提出这种意见。我想用异文合并的方式作为本文的结束,希望被理解为是我对这个精彩的集子的迷人的思想过程的赞扬。

  1961年博尔赫斯和塞缪尔·贝克特一起被评上第一届国际出版奖。他在这个集子里从来没有提过贝克特,从我可能收集到的材料来看,他似乎根本没有看过贝克特的作品。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两位作家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来自被认为是经历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化中心的周边国家,而两人基本上都置身运动之外。两人都有慢性的抑郁症状。两人都说四种同样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两人都是翻译家。两人的母亲都生性专横。两人都对但丁着迷。都既是神学家又是无神论者。两人写的惊险小说主要是受他们阅读的哲学著作的启发(在许多情况下是同样的哲学著作)。两人都以同样勇敢的方法反对纳粹主义。两人都嘲笑现代经院哲学,却又受它影响。两人都为语言本身的不论个人意图如何都会表现出来的惯性的强烈程度着迷。两人都关注人们本质的经历而不大关心不同性格和偶然情况所产生的戏剧性事件。两人都为自我的多样性和无法逃避自我而无法自拔。两人都为有限和无限、数学和玄学之间的界限而感到惊讶。两人都在当代活到备受赞扬的高龄。两人都渴望消亡。

  “拉辛和马拉美,”博尔赫斯宣称,“是同一个作者。”现在他们终于“无声无息了,”贝克特笔下的马隆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话说博尔赫斯和贝克特呢?“假如人们有任何差异的话,”亨利·格林在《集会在进行》中写道,“那只是他们留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而已。”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和阅读贝克特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遭遇,不同的轮回。不论他们在藏书家的天国里占有什么地位,我们诧异的只是两个坚持人类经验的统一性的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却如此不同而又同样迷人。那位无所不见的绅士是能扮演多种人格的天才。

  上海译文出版社

  题图: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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