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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访谈:关于策兰、诗歌翻译及其他

2018-05-11 09:1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盗窃来的空气”
  ——关于策兰、诗歌翻译及其他

  王东东:很多人受到你翻译的策兰的“感召”。我们就从这里谈起吧。多多对你翻译的策兰就很看重,一直很认真地阅读。还记得在你家,蓝蓝开玩笑说你和墙上策兰的照片很像。我个人感觉,你的严肃、冷静的气质的确适合策兰。

  王家新:仅仅在气质上接近还不足以翻译策兰,虽然这也很重要。要翻译这样一位其实“拒斥翻译”的诗人,首先需要我们努力进入其内在本源,这就像雪莱谈翻译时早就说过的:“植物必须从种子里重新抽芽,不然就不会开花”。

  王东东:你最早接触策兰是什么时候?是什么让你如此投入地译解策兰?

  王家新:1991年秋。那时我请沈睿从她工作的社科院外文所借来了许多外文诗集,我们曾一起翻译过默温、斯特兰德等人的诗。那时我本来想翻译米沃什的诗,但策兰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读到的是刚出版不久的企鹅版策兰诗选,英译者为英籍德裔诗人、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我译出的第一首诗是《那是一个》(选自《光之逼迫》,1970):

    那是一个
    把我们抛掷在一起
    使我们相互惊恐的

    巨石世界,太阳般遥远
    哼着。

  我深感惊异,仿佛受了重重一击,而又不知道击力在何处。从此,策兰的诗日里夜里都在我的头脑里“哼着”,有时甚至半夜了又爬起来去读、去译。我就那样译出了《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我仍可以看你》等二、三十首诗。“而我谈论的多余:/堆积出小小的/水晶,在你沉默的服饰里”(《在下面》),当这样的诗句被译出时,我也完全明白了:我在一个更深、也更内在的层面上,与一位我终生要读的诗人相遇了。

  这种相遇,看似偶然,但又不偶然。你回想一下那一两年里的“历史情境”吧。我想,正是那时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把我推向了策兰。不然,他也不可能来找我。

  当然,内在动因可能会更多、也更深,比如说,为什么我会对策兰的“晚词”有感应?就在接触到策兰前,在1991年春天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就谈到了文学中的“晚年”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集中在策兰的中晚期诗上。的确,对我来说,“阅读之站台,在晚词里”——恰如策兰的一句诗所说。

  至于为什么会一直持续到今天,那是因为策兰是一个“无底洞”,那里有足够多的黑暗、谜团和资源吸引我们,同时,我也想通过这种翻译为我们自己的诗歌和语言带来一些东西。对此,我想明眼人都会看得很清楚。哈金最近在一则评论中就这样说到我的翻译:“我想他一直通过翻译来做两件事:一是力图跟自己心爱的伟大诗人保持相近的精神纬度,二是探测汉语的容度的深度”。

  这些且不说,从个人的意义上,这也首先是我进入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我曾在许多地方说过,我无意于当一个“翻译家”,我只是一个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一句话,无论创作、翻译或从事研究,它都立足于我自身的存在。有人说我这些年“转向”了翻译,其实“吾道以一贯之”,这不过是我为诗歌工作的一种方式。甚至,也可以说这是我对这个时代既拉开距离、又同它讲话的一种特殊方式。说来也是,恰恰是通过翻译策兰,我才有可能像阿甘本说的那样,“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王东东:看来整整二十年了。你能否总结——钱春绮先生也翻译过策兰,当然是在你之前——策兰对汉语诗歌具有怎样的意义,是否存在着一个或众多汉语中的策兰?就像臧棣写的那篇文章《汉语中的里尔克》。

  王家新:我当然很尊重钱春绮先生,但我并不是读了他翻译的策兰才去译策兰或对策兰感兴趣的。在80年代后期,钱先生译有《死亡赋格曲》、《数数扁桃》两首诗,淹没在一本德国诗选中(而且也译得不理想,不是他最好的译作,例如《死亡赋格曲》的原诗通篇本来是“不断句”的,但他却把它刻意隔开并加上了标点符号,这就完全改变了原诗的语感和那种音乐般的冲击力。《数数扁桃》也属明显的错译,让人读了不知所云,其实应译为《数数杏仁》)。策兰愈来愈受到中国诗人和读者的关注,我想这应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

  策兰对汉语诗歌当然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但我想,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已产生的影响,这种意义还在于“不产生影响”。现在很多人对策兰感兴趣,但我就曾告诫数个年轻诗人不要学策兰,因为他们学不了。他们可以学特朗斯特罗默,但他们真的学不了策兰。只有像多多那样的少数诗人,才能对策兰产生深刻的感应。

  这就是说,策兰已进入到汉语中来了,但他会依然是一个他者。这恰恰是他的“意义”所在。我多次讲过,策兰的诗“指向一种诗的未来”。换一个另外的角度看,策兰在中国已有很多读者了,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他的读者“尚未到来”。

  至于是否存在着一个“汉语中的策兰”,从字面上看,翻译过来的都是,那就让人们去辨别其各种化身好了。从创作的角度看,多多的近作,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汉语中的策兰”,纵然他本人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我想,像多多这样的诗人,在读到策兰之前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策兰了。

  王东东:在你看来,策兰和里尔克的宗教、语言态度有什么不同?我初步感觉,也许里尔克觉得“神圣”还有可能,至少是不可能中的可能,而对于策兰来说这一切已经关闭。两个人能否代表二十世纪上下半叶的德语诗歌?

  王家新:用穆齐尔的话来说,里尔克“第一次让德语诗歌臻至完美”,而策兰,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彻底打破了这种完美。实际上,自“奥斯维辛”和盟军大轰炸之后,德国语言文化就破产了,它也不得不在一种自我哀悼和清算中重新开始。

  至于你说的对里尔克“神圣”还有可能,而对策兰来说这一切已经关闭,我想我们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做这样的比较。不错,在里尔克诗中更多一些确认和赞美,在策兰那里则充满了对立、断裂和悖论,甚至他的某些诗还带有“渎神”的意味(其实它折射出犹太人在大屠杀后的深重创伤和质疑)。前东德笃信基督教的杰出诗人勃布罗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曾是策兰的朋友,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和策兰疏远了。但是,只要我们读读像《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这样的诗,就可以想象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在他的内心里所经历的一切是多么艰难!

    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
    天国的残骸航行。

    进入这支木头歌里
    你用牙齿紧紧咬住。

    你是那系牢歌声的
    三角旗。

  正如迦达默尔所解读的那样,这首诗一开始就转变成另外一种事故:所有希望的粉碎!然而,天国的桅杆却因此发出了歌声:“这里,再一次,在诗人和人类存在之间没有什么区分,人类存在,是一种要以每一阵最后的力气把握住希望的存在”。

  “系牢歌声的三角旗”,这就是策兰对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认定。读了这样的诗,那些关于信与怀疑、神圣或非神圣的简单划分还有什么意义吗?策兰,对我来说之所以值得信赖,就在于他的一生,正如他的犹太祖先,是一个雅各与天使搏斗的故事!就在于他从不给我们以廉价的承诺,而是一直深入到现代人最深重的内在危机中来。这就是他的勇气所在。

  至于“神圣”是否还有可能的问题,你读读《中西诗歌》今年第一期上我译的一组策兰的“最后的诗”,就会得出肯定性的回答,纵然那是诗歌本身所显现的一个瞬间。而在实际生活中,“神圣”能救一个诗人的命吗?我怀疑。正如我们看到的,那酷烈的无休止的海风,终会将一只只猎猎有声的“三角旗”一点点地吞噬掉——用瓦雷里的一句话来讲,作为“对虚无的献礼”!

  至于说这两个诗人能否分别代表二十世纪上下半叶的德语诗歌,也很难说。说里尔克代表了上半叶的德语诗歌,那是缩减了他的意义。我们更不能说策兰代表了其下半叶。实际上,策兰在德语诗歌中完全是个“另类”,如他自己在献给茨维塔耶娃的长诗《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中所隐喻,他“来自一个偏词”(“来自一个偏词,/那船夫的嚓嚓回声,进入夏末的芦管/他那灵敏的/桨架之耳”)。他谁也不能代表,当然,他也不想代表。他要做的,实际上是“清算”德语诗歌。他也一直与德国语言文化主流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充满了敌意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用德语(而且用的是一种对德国人来说很怪异的德语)来写诗的伟大诗人。在很多意义上,我们都不能仅仅把他放在德语诗歌的范围内来讨论,而是要把他放在整个欧洲现代诗歌的范围内来看。的确,在很多意义上,策兰都是欧洲诗歌、“欧洲问题”的一个聚焦点。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欧洲不同国家的诗人和思想家都关注他。

  王东东:最近我也听你盛赞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对诗歌的理解,并说会翻译一下他,能否具体谈一谈?我个人感觉,阿甘本可能是继巴丢之后下一个在中国大陆流行的理论家。在哲学家们对策兰的理解中,你觉得他们各自的意志和诗歌的意志有何异同?

  王家新:我通过朋友从美国带回了一本阿甘本的诗学文集的英译本《诗歌的结束》(“The end of the poem”),这几个月一有空闲都在读。我也想把其中“诗歌的结束”等篇章译出来。当然,对“诗歌的终结”这个诗学命题感兴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写诗,或是诗歌已到尽头,而是意味着我们已来到了一个把对诗歌如何结束的关切包含在自身写作之内的诗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诗歌自身的“向死而生”吧。

  的确,开始都是容易的,困难的就在于如何结束。对我们现在来说更困难的,作为一种诗歌,怎样使它在它的终结之处再次成为诗歌?怎样在它“麻木的肩胛骨”里“砸进长长的钢钉”?(这是我从蓝蓝那里读到的一句诗),怎样进入那一种语言的奇异的境地,并使它发出那“嚓嚓的回声”?这就是我对阿甘本感兴趣的原因,纵然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我。

  我想,这就是你已提到的哲学家与诗人的区别了。哲学与诗同源,这是欧洲的一个传统。海德格尔就深刻阐述过诗、思、在、言的同一性。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思想家们都读诗。他们从哲人的眼光来读诗,有他们独特的角度和启示性。而策兰似乎也正是一个为哲学家、思想家们所准备的诗人,因为在他那里集中了战后人们最关注的一些历史、伦理、哲学和诗学的问题。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斯丛迪、哈贝马斯、波格勒、列维纳斯、德里达、布朗肖、阿甘本、拉巴尔特等等都很关注策兰。伽达默尔解读了策兰《换气》中的21首诗。我已译出了一半多。但是,我也有一些不满足。主要的不满足是这些哲学家们不能更多、更深入地进入到一种写作的内部来阐释。他们大多是从思想、伦理、哲学的层面来谈论策兰,比如拉巴尔特关于策兰的系列讲演集《作为经验的诗》,主要谈的就是策兰与海德格尔对话的那首诗,策兰作为一个诗人对诗歌本身的诗学意义并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阿多诺说“哲学就是还原我们在动物眼里看到的东西。”他们“还原出”了吗?不过,我们还能怎样要求呢?他们也只能从他们的角度与策兰相遇。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残余》中谈到了策兰和“见证”的问题,在《诗歌的结束》中主要谈了但丁和瓦雷里的诗,但是,他是否注意到策兰还有这样一类诗:

    灵魂盲目,在灰烬后面,
    在神圣而无意义的词中,
    去韵之诗大步走来,
    大脑皮层轻轻裹住双肩。

    耳道被辐照
    以编织的元音,
    他分解视紫,
    又重组。
    ——《灵魂盲目》

  且不说这类诗如何令人惊异,它本身正好可以用来回应“诗歌的终结”那个问题。我想,没有谁比策兰对这个问题更具有诗学敏感、也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识了。所以他要以他的“去韵之诗”从内部来瓦解传统诗歌(我想这也包括了在瓦雷里那里达到一个高峰的现代诗歌),并由此进入到他的“晚词”之中。在这方面,他的敏感、勇气和能力,都几乎无人可以相比。

  不管怎么说,一个曾写出《死亡赋格》的诗人在后来写出了这样的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诗学事件。这需要我们进入到一种诗歌意识的内部去考察和探讨。

  王东东:语言错乱和(诗人的)疯狂——策兰亲近的荷尔德林——是一种巨大的启示。德里达曾将策兰的“示播列”(Shibboleth)视为“一种语言内部的巴别塔”,“标志着作为意义条件的一种语言内部的多样性和无意义差别”,只有与一个“地方”比如边境、国家和门槛联系起来它才能获得意义。这成为对共同体、生命政治和人之历史的隐喻。但是策兰的“示播列”,他的“语言密封”是不是也在抵抗着这个巴别塔?能否说策兰最终也陷入了错乱和疯狂?

  王家新:荷尔德林的“疯狂”我在《一个诗人怎样步入世界》中已谈过一些,但我想迄今为止我们都是在“猜测”。我们进入不了那个谜团,进入了也很难言说。策兰最终当然也陷入了错乱和疯狂,你想想他这一生所忍受的!他已经是非常非常克制的了。令我惊异的只有一点:即使在陷入错乱和疯狂的情形下,策兰写的诗仍是“准确无误”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诗性本身自有一种抵抗或者说穿透巴别塔混乱的力量?这出自一种怎样的意志?最近我读到一位芬兰女诗人的诗,说她荡秋千时天地翻转过来,“树干如下雨”。好一个“树干如下雨”,语言在这里“现身”了!这使我一下子想到了策兰那个以头立地行走而天空变为深渊的隐喻。也许我联想到的太多了,我想说的是,也许正是策兰所忍受的错乱和疯狂,使他更紧密地和某种特殊的视力,和“痛苦的精确性”、和语言的穿透力结合为了一体。我想,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吧。

  王东东:策兰好像不只是用德语写作,但运用这门“刽子手的语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让语言从内部发生变异?他的德语,据说连德国人也感到陌生,(德里达说策兰制造了个人的习语),能否举例来谈一下?

  王家新:犹太人对待德语的心态本来就很复杂,觉得那是一门不是自己的(卡夫卡就说过犹太人的德语是“窃”来的)、但又必须比德国人学得更好的语言。到了策兰这里,情形就变得更痛苦了。作为一个一开始就用德语写诗的诗人,在大屠杀后,他不得不继续使用这种语言。他已别无选择。而这恰恰造就了他的特异性。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朝德语奋力撞击,其在语言内部造成的“变异”和擦出的眩目火花,真是令人惊异。你不是要我举个例子吗?这里是现成的一个:在那首写到被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枪杀并抛尸于护城河的犹太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诗中,策兰就运用了一个很刺人的意象:“那女人/母猪,不得不在水中挣扎,/为她自己,不为任何人,为每一个人——”。“母猪”这个词,就直接来自一个刽子手在法庭上邪恶而得意的供词:“那个老母猪已经在河里游了!”

  你看看,仅仅“母猪”一词的运用,就体现了一种多大的艺术勇气!产生了多么沉痛的力量!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以毒攻毒”了。

  至于把“Todes”与“fuge”这两个看上去不相关的词硬拼起来而产生的“死亡赋格”,更像是一道永久的、带着人肉烧焦味的语言烙印,德国人是抹不掉了。想想吧,从巴赫到奥斯维辛,仅仅这样一个“生造”的词,就是一个对德国语言文化的“深度撞击”。

  而在诗学的意义上,我想策兰不仅“制造了个人的习语”。如果把他的中晚期诗一路读下来就知道,犹如一场来自地心深处的造山运动,他完全改变了诗歌语言的构成和地貌。这真是很罕见。作为一个诗人,我最“服气”的也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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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1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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