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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王家新:在诗歌的目睹下

2018-05-07 08:3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家新 阅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在弥漫于诗坛和知识界的“现代主义热”渐渐消散之后,一位来自前东欧的真正的大师出现在中国诗人面前,他就是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米沃什1911年生于当时属波兰领土的立陶宛,二战时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曾参加抵抗运动,他所经历的一切,促使他以笔来叙述二十世纪人类的噩梦(我难以忘怀他那但丁式的笔触:“街上机关枪在扫射,子弹把路面的鹅卵石打得蹦了起来,就像豪猪身上长的箭刺”);战后,米沃什出任波兰驻美、法外交官,但他于1951年选择了自动离职,此后旅居巴黎,自1960年起定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文学,直到生命的晚年。米沃什的诗感情深沉、视野开阔,以质朴、诚恳的语言形式表达深邃复杂的经验,有一种历史见证人的沧桑感。1980年,这位被称为“另一个欧洲的代言人”,因为“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正因为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进入到中国诗人的视野。《世界文学》等杂志相继介绍了他的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外国诗》第5辑上刊载的他的一组诗(绿原译)和诗歌自传《诗的见证》(节选,马高明译),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位诗人的印象。但米沃什真正对中国诗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却是在1990年代以后。为什么呢?也许正是人们的时代经历使他们意识到这样一位诗人对他们的意义:
  
  在恐惧和战栗中,我想我要实现我的生命
  就必须让自己做一次公开的坦白,
  暴露我和我的时代的虚伪……
  
  这种看似直白的诗,却对那时的中国诗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力量。这使他们意识到那由时代和良知所赋予的艰难使命,也意识到他们自己要在写作中去努力“实现”的一切。的确,在1990年代初那些难忘的时日,重读《诗的见证》,它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对我产生了一种震动:
  
  “我将本文命名为《诗的见证》,并非因为我们目睹诗歌,而是因为它目睹了我们。”
  
  这就使我想起了杜甫的千古名句“国破山河在”。富有力量的正是一个“在”字——那养育了一代代生民的祖国山河正是一种“无言的存在”:不仅是我们在眺望它,也是它在“目睹”着我们。它无言地目睹着一切,并使一个诗人一夜间白了头。

  我想,正是被置于这样的“目睹”之下,中国1990年代的诗歌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米沃什的这句话,经过传播,也直接变成了“不是我们目睹了诗歌,而是诗歌目睹了我们”,在诗人们中间流传开来。

  这里,很难对米沃什做出全面的评述。实际上,这是一位深邃复杂、难以为我们所穷尽的作家。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和西川谈到米沃什时,西川甚至说在他那里体现了一种“邪恶的智慧”。这里,我只谈印象最深的几点,比如说米沃什诗中的那种沉痛感。他的那首以烧死布鲁诺为题材的名诗《鲜花广场》,就含有这种对历史的沉痛。米沃什是1943年在华沙写下这首诗的,他所经历的大屠杀和流放,他所目睹的对罪恶的欢呼或默许,使他看清了几百年前究竟是什么发生在罗马的那个广场上:那带着人类皮肉焦糊味的黑烟尚未消失,看客们“已回到他们的酒杯旁”,或是继续同集市上的小贩“讨价还价”!多年之后,纪念者也许会到来,但他们在这里读到的,不过是“在火堆熄灭前已诞生的遗忘”!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现出人类历史可怕的真相,更能刺伤一个人的良知呢?

  也许,米沃什就是从这里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职责,那就是通过发出属于人类良知的声音,“保护我们免害于巨大的沉默”。

  因此他不能安于那种先锋派的修辞游戏,也不能安于如他所说的“我们不曾以绝对的爱,超乎常人能力地,去爱萨克森豪森的可怜的灰烬”的“那种悔恨”。这使他选择了一条艰巨的、需要以火和剑来开辟的写作道路。

  当然,米沃什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其道德勇气。记得前些年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着另一位东欧作家的一句话“活在真实中”。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谁能以“活在真实中”自诩?“活在真实中”,即意味着“活在压力下”,或者说“活在矛盾中”、“活在问题中”。

  因而经常发生在米沃什诗中的那种自我拷问,对我来说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在一首题为《诱惑》的诗中,诗人写到他来到山坡上眺望星空下的他的城市,并带着他的“伙伴”——他那凄凉的灵魂。这首诗就这样带着一种自我对话和争辩的性质。诗中的诗句“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也深深地感动了我。是的,我最认同的就是这里的“试图”二字。面对一个时时超出了我们理解之外的世界,这种“试图”,是艺术的全部难度所在,但也是一个作家的勇气所在。是他的勇气所在,但也是他的全部诚实和智慧所在。

  米沃什的诗,就这样带着历史赋予的重量和全部复杂性,呈现在中国1990年代诗人的面前。他的出现,使返回历史现场的中国诗人们对1980年代常谈及的“诗人何为”这一命题,有了一个坐标,也有了更切实的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理解。

  当然,无论是米沃什,还是一个中国当代诗人,要面对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像米沃什这样的饱经沧桑的人,经历多了就会面对另一个比集中营更无形、也许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虚无”。在他的晚后期,他要应对的,就是这种已深入到时代骨髓中的虚无。一次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这样很沉痛地说:“我们这个世纪的诗人,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悲哀。每当我们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着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的一团,刻结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位诗人的意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在他的晚年,他以那种罕见的“帕斯卡尔式的热情”,更为深入地探讨着那些对人类存在更内在的问题。即使他写孤独,即使他做“寂寞研究”(这是他一首诗的题目),也闪耀着精神的元素,“使我们免于像银河一般的死寂”。我想,正是这种对人类(或者说对上帝)所怀有的责任,使米沃什的诗愈来愈开阔,也愈来愈有力量,成为一位非凡的二十世纪后半期硕果仅存的大师。
  
  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劳作。
  歌唱的鸟儿正落在忍冬花上。
  在这世界上我不想占有任何东西。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不管我曾遭受过什么样的苦难,我都忘了。
  想到我曾是那同样的人并不使我难受。
  我身体上没感到疼。
  挺起身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

  (沈睿译)
  
  这首诗颇受中国读者的喜爱。但它并不是一首一般的即景诗,对它的境界的体会,要结合到诗人的一生。正因此,这首诗才获得它的份量和意义。“挺起身来”的一瞬,漫长而充满苦难的历史被超越。而这超越的一刻,正是“神恩”所在,是“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瓦雷里《海滨墓园》)的时刻。这就是诗人要用“礼物”这个题目来命名这首诗的原因。

  正因为米沃什,这里我想到了另一位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扎加耶夫斯基出身于利沃夫,二战后因该地划归苏联的乌克兰,随父母被遣返波兰。1972年出版诗集《公报》,成为“新浪潮”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81年当局发布戒严令后,被迫离开“营房般阴沉”的波兰,迁居法国。迄今,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享有广泛的声誉,被公认为是继米沃什、席姆博尔斯卡之后波兰最杰出的诗人。

  第一次接触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是五六年前通过一位叫“桴夫”的译者。听带译稿来的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位原籍台湾、精通多种语言、业余时间一直爱好读诗、译诗的退休数学教授。他的这些译诗中,就有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集《神秘学入门》和米沃什编选的《世界诗选》。米沃什编选的这本诗选我早就听说过,并一直渴望读到,而“扎加耶夫斯基”这个陌生的名字则是第一次为我所知。

  但是,一接触到他的诗,我就知道这是一位“精神同类”,我就有了深深的激动和认同。甚至,比起米沃什的诗,他的诗更使我感到亲切,也更能触动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难以言说的感受。在一首题为《自画像》的诗中他写到:“我看到音乐的三样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而这同样是构成这位东欧诗人作品感人力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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