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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张悦然:身为小说家的焦虑与野心

2018-01-09 09:5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张悦然:身为小说家的焦虑与野心

采访:化城
撰文:化城
摄影:刘星

张悦然

近日,张悦然推出了她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这本书收录了张悦然从2009年到2016年创作的九篇短篇小说,关于商业社会中年轻世代的爱与孤独、困惑与理解。少时成名,享受无数赞誉与荣光,又在盛名之时及时闪避,潜心创作。十年之后,张悦然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她去年推出长篇小说《茧》,历时七年创作,甫一推出便引得各方关注,并让她荣获了201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称号。

一直未与社会正面过招,一直享受着文学的眷顾。张悦然认为自己是被“文学保护”起来的人。多年之后,写作变成张悦然唯一可以倚靠的东西,“我活着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我还在创作。所以为什么会焦虑,创作的枯竭,因为那样的话活着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除了写作,十年的时间里,张悦然也做了很多事。主编杂志、到大学教书、以及要为自己的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执导拍摄。然而身份的累加,让她更加执拗、纯粹地在追寻“写作”这回事。身为职业小说家,在两年的时间内推出两部作品,是张悦然对自己写作阶段的一次检验。在早期写作中肆意挥霍、泛滥的抒情之后,现在的张悦然对小说问题的处理上“更加倾向于简洁和有力”。无论是《茧》中探寻一代中国人“文革”伤痕代际流转的问题,还是《家》中保姆在震后的遗忘与疗愈,《大乔小乔》计划生育下因超生产生的隔膜,《动物形状烟火》中失意艺术家的沉溺与自救,既有她对语言风格的突破,又隐藏着她对现实的观照与自明。

这样与前期的写作呈现迥然之姿的张悦然也会面临着质疑的声音,当一个不怎么关心现实的人在努力地写一些与现实相关的东西,这个声音势必也连着作家的野心。害怕创作枯竭带来的焦虑,以及对文学要求的野心,让她觉得自己就好像从泰坦尼克号上掉下来,只能抓住“写作”这块浮木。“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混乱认知。其实我也不想改名字,但是写小说到出版的时间有了一个跨度,你会有一个重新去审视这个小说的一个过程。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对小说的理解就不一样。然后你希望它能在这个新的名字里面确定下来。

以下访谈

Q=《大城市》,A=张悦然

Q:小说集里有两篇文章的标题改了,《天气预报今晚有雪》改成了《我循着火光而来》,《死伴》改成了《浒苔》,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A:发布会那天遇到苏童,作为一个过来人,他说他也改过小说名字。但是他建议少改,因为他觉得还是会引起读者的混乱认知。其实我也不想改名字,但是写小说到出版的时间有了一个跨度,你会有一个重新去审视这个小说的一个过程。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对小说的理解就不一样。然后你希望它能在这个新的名字里面确定下来。

《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当时发表在《收获》,尽管全世界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告诉我说这不是个病句,但我老觉得“天气预报今晚有雪”是个病句,“天气预报”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

其实这篇小说当时就考虑叫《我循着火光而来》,但是《收获》的编辑们觉得这个题目特别文艺,我说那好吧,那就叫《天气预报今晚有雪》。但是出版小说的时候我又觉得这本小说集里很多都是关于这种绝望和希望的这样一个关系,我就觉得“循着光”这个意象还挺合适的。

《浒苔》的修改可能会更合理和明确一些。

《死伴》是一个透露了谜底的标题。因为小说开始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悬念,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做什么职业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应该保持着这种悬念。去年去青岛做签售,那个主持人就带我到海边走,然后他就讲起了浒苔,浒苔是流动的,到了夏天它像一个绿洲似的。这篇小说原来只有5000字,后来我又添加了很多东西,改动蛮大的,我觉得浒苔是后来来到这个文本里面的一个有意思的意象。

Q:这些小说的创作跨度将近有十年,风格变化其实还是蛮明显的,编排的时候却没有按照发表时间顺序编排?有什么考虑吗?

A:我考虑更多的是阅读节奏。首先前面两篇是我自己比较心爱的。其次小说集的前半部比较沉重,有一种下降的感觉,到中间以后,我觉得可能需要稍微有点轻盈的东西缓口气。所以我觉得《浒苔》是有一点轻盈的,跳跃的。《我循着火光而来》和《动物形状的烟火》又都是关于艺术家的,它们就像两个括号,把小说的内在关系囊括在里面。

Q:在很早之前你曾大力推荐安吉拉·卡特的作品,《怪阿姨》有安吉拉·卡特的影子,你现在还会执迷于追求安吉拉·卡特那种酷烈、黑暗、阴郁的风格吗?

A: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她的语言很酷,然后我觉得我写不出那样的语言,但是我又觉得它和现实的关系比较远。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一直像安吉拉·卡特那样写作是不容易的。因为就像我现在我也会对像《大乔小乔》这样的一些现实的问题产生兴趣,想要去探讨。我觉得安吉拉·卡特一直在她自己框定的那个世界里面,然后就像是每天在搭道具,绑花环。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很难避免让现实不冲击到你的写作世界,所以我觉得安吉拉·卡特是独特的,很难模仿。

我觉得其实现在我还是保留着那个方向,我身上有很多东西没有和现实完全融合,也可能永远融合不了。如果融合不了,一直会有两个方向也是有可能的。

Q:我在看《茧》的时候会觉得有你的语言还有以前那种华丽的部分,现在看《大乔小乔》《天气预报今晚有雪》相对而言就比较简单直白,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A:我觉得我在写《誓鸟》的时候在发挥一种语言的艳丽复杂,修辞的丰富充沛。但是在这十年里面,我其实又希望语言能够更简洁,而不是去制造一个做作的风格。我觉得语言的好不是在一个字词的层面,不是说把它框定在我要去修饰每个词,要让每一句话写得特别漂亮,让一些奇怪的词语不停的出现。可能我现在的语言依然在一个过渡时期,有很多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应该先让它自然流出,如果自由导致它没有风格,那就让它没有风格。我相信语言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即便一时不可能慢慢也会。

Q:你后来的几篇小说有意将个人情感与社会事件联结在一起,比如说汶川地震、计划生育、“文革”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A:我觉得这种变化是潜意识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渐渐地去思考、关心这些问题。我算比较晚熟的,但是不管怎么晚熟,其实你还是有一天,这些现实还是会来到你的眼前,我觉得每个人时间不一样,但它总归会来的。一个人永远像安吉拉·卡特那样是很难的。伴随着越来越长大,不仅要与这个世界发生很多关系,在发生那个关系中,你就真的可能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些现实事件的时,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很想写它们,但是我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写。我不太喜欢那种传统的处理现实的方法,就是用整个故事去交代这个事件,然后就有了批判性。其实当我关注这些事件的时,我也面临一个挑战,就是我能不能找一种自己的方式,带有我独特的视角和思考,这样我才觉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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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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