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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纵论人生,纵论自我

2017-12-04 08:50 来源:收获 作者:余华 阅读

谨藉此文庆祝《收获》六十周年

纵论人生,纵论自我

余华

演讲时间: 2017年4月10日

地点: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何锡章教授说他今天有一堂课让我来参与一下,我以为他在台上讲,我在下面听,偶尔插一下话,结果他说了一分钟就坐到下面去了。这是突然袭击,我不知道说什么,他就即兴给了我这个《文学与人生》的题目,他说:“纵论文学纵论人生纵论天下都可以,纵论自我也行,大家欢迎!”他说完欢迎就心安理得坐在同学们中间,看他这个架势,死活不会上来了,要我替他上课。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里反面人物的一句经典台词“中了共军的奸计了”。

我只好在这里纵论了,我今天不纵论天下,也不纵论文学,文学我说的太多了,已是陈词滥调,我就纵论人生,纵论自我,稍带一点文学。我在想从什么时候说起,从三十年前说起呢,还是从三年前说起。我想想三十年前在干什么,需要两个小时来回忆,回忆健全了,下课铃声也响了。

就从三十年前说起吧,一边说一边回忆。1987年我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1986年深秋的时候我去北京,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带去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初稿。我知道说什么了,今天我和你们说说我的文学和人生的故事,我能够走到今天,一个人和一本杂志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在浙江海盐河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写完初稿的,写完以后很兴奋,觉得自己写下了一篇以前从来没有写过的小说。然后拿着这篇小说去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是林斤澜,副主编是李陀和陈世崇,当时中国的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后又有新的声音出现了,《北京文学》想发现新声音的作家,他们向全国征集小说稿,结果小说稿像雪片一样飞进了《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们个个看花眼了,也没有发现他们期望中的新声音,但是改稿会已经宣传出去了,不办不行,只能在征集来稿的作者里找几个,再找几个他们原来的作者,都是青年作者,我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可能是李陀心血来潮想出来的点子,他想编一期青年作家专号,就是1987年第1期,他觉得中国文学到1986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不少令他惊喜的作品,他相信会有更多的新现象的文学作品出现,他对当时文学走向的判断是准确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就是在1987年后集体崛起的,但是通过《北京文学》向全国征集青年作者并且从中找出几个韩少功、几个史铁生、几个莫言、几个马原,那是痴心妄想。

当时林斤澜和李陀都是挂名的,基本上不干事,干事的是陈世崇,我1983年底去《北京文学》改稿的时候就认识陈世崇了,他那时候刚从小说组的组长升为编辑部副主任,他对我一直很重视,从1984年我在《北京文学》发表小说以后,每次《北京文学》开笔会陈世崇都会叫上我。

1987年《北京文学》第1期的青年作家专号是李陀做的,所以他很认真地参加了那个改稿会,住在上园饭店,他就是在那里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李陀看完后很兴奋,跑到我房间来,坐在沙发里和我聊天,他在赞扬《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还说到了几篇我以前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小说和散文,他说傅锋、陈红军和章德宁如何向他推荐我,他读了我这些此前的作品觉得一般,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一般,所以我后来出版的集子里一篇也没有收入。但是傅锋、陈红军和章德宁认为我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青年作者显然没有错,我是《北京文学》从自由来稿里发现的作者,所以《北京文学》对我格外重视。当时发现我的编辑是王洁,后来她调走了,傅锋把我接了过去,章德宁是小说组长,是二审,每篇小说都要过她这一关才能到陈世崇那里,章德宁没有否决过我一篇小说和散文。章德宁后来做了《北京文学》的社长,其他人都先后离开了,章德宁退休以后,《北京文学》和我就没有联系了。

《十八岁出门远行》在1987年第1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而且是头条。由于李陀的大力宣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后来我又写了一些中篇小说。李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自己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但是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是《收获》,他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收获》去。《收获》在1987年的第5期和第6期连着发表了我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钟山》1988年第1期发表的《河边的错误》也是李陀推荐给范小天的。我前面说我能有今天,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帮助了我,这一个人就是李陀。

一本杂志呢,不是《北京文学》,是《收获》。为什么这么说?《北京文学》人事变动频繁,不像《收获》始终是李小林当家做主。李陀和林斤澜被赶走以后,我给过他们一个中篇小说,章德宁和陈世崇都签发了,可是被那时候的主编否决了,后来在《收获》发表。我记得当时陈世崇搬了新家,我去看望他,他很高兴,提到我的稿子被退还一事,他摇头叹气。我后来很知趣,没再向《北京文学》投稿。

《收获》1987年第5期发表《四月三日事件》之后,我收到了肖元敏的一封很厚的信,当时我的责任编辑是肖元敏。她在信里说《一九八六年》准备在下一期发表,只是里面有很多描写太残忍,担心发表以后会招来过多的批评,可能会对我不利,所以她在忠于叙述风格的情况下给我做了很少的删减。我看了一下,确实不多。如此认真的编辑,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她把原文抄在信纸上,把改动的抄在下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之类的,什么都没有,就一段一段地抄,最后问我是否同意。我很吃惊,肖元敏那时是一个大编辑,她编辑过很多著名的小说,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如此尊重,我当然同意了,告诉她只要给我发表,全删掉都可以。编辑的认真其实也是《收获》的一个传统,巴金留下来的一个传统。

1987年10月的时候,《四月三日事件》发表不久,《一九八六年》还没有发表的时候,我刚好去上海,就去了《收获》编辑部。上海作协院子里有一幢楼,我小心翼翼走进去,走到二楼遇到一个人下来,问他《收获》在哪里,他说在楼上。我走到三楼有一个对着楼梯的门虚掩着,门上贴了《收获》杂志的一个封面,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我敲敲门,有个声音说请进,我推开门,里面只有一个女编辑在办公桌前看稿子,我问她肖元敏在吗?她说我就是。她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余华。肖元敏笑了,起身给我搬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她对面,我们两个开始聊天,她告诉我,李陀把我的中篇小说推荐给他们时还要求他们读一读《北京文学》第1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肖元敏说有一天李小林在办公室里到处找这一期的《北京文学》,找不到问肖元敏,肖元敏说她拿回家去读了。我们正说着话,程永新进来了,他也是我的编辑,他编辑了1987年《收获》第5期的先锋文学专号。程永新那个时候也就二十多岁,年少俊美,是上海巨鹿路上的潘安,再看看现在的程永新,岁月对潘安也是一把杀猪刀。那次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我有超过70%接近80%的小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每次去《收获》编辑部,李小林都会对我说,你的小说不能寄给别的杂志,只能给我们发表。我当然愿意了,愿意在《收获》上发表。但是范小天有意见了,给我写信,说你给《收获》那么多篇了,也不给《钟山》一篇,所以我也得给范小天寄一两篇小说过去。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小说在其他文学杂志上发表不了,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当时不是这样,别的杂志是不敢发表的,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这个题材是卖血的,在1995年还是比较敏感的。《收获》是巴金的《收获》,他是杂志的主编,虽然李小林当家,巴金这个名字挂在那里,就是一种力量,我们这些作家就是在这个力量的保护下成长起来。

我一直认为巴金没有看过我的作品,后来李小林告诉我,像你这样作家的作品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作品,都是要让她爸看一下的。《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巴金的身体非常糟糕了,他气管已经切开,躺在病床上,李小林给他念了《许三观卖血记》,然后巴金吃力地点点头,认为应该发表。

这次在澳门,程永新透露了一个细节,当年《收获》发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后,招致很多批评,说它是黄色小说,倾向也有问题。编辑部压力很大,巴金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小说确实有点“黄”,这个“黄”用了引号,但是这是一篇好小说。

巴金去世以后,好像是2012年底或者2013年初,我们这些《收获》的老作者还有一些《收获》的新作者在上海开会,会后李小林带着我还有苏童几个人去她家参观,现在是巴金故居了。李小林亲自当讲解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金的书桌,刚开始蛮大的,后来年纪越大书桌越小,最后就那么小了,和我上中学时的单人课桌差不多大,可能是巴金觉得书桌太大了不适合写东西。巴金在文革结束以后写《随想录》时的书桌就是最小的那张桌子。

第二天我给李小林发了短信,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很幸运,这是因为巴金的长寿。巴金气管切开以后又在病床上煎熬了很多年,那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他自己说过长寿是对他的惩罚。但是巴金的长寿,让我们这一代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我觉得当时的极左派们很想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但是我们后面有《收获》,有巴金,我们都没去西伯利亚,最北也就是跑到东北,参加完一个活动又跑回来了。

我是一个幸运的作家,在需要遇到一个人的时候,遇到了李陀;在需要遇到一本杂志的时候,遇到了《收获》。李陀和《收获》让我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李小林经常对我说,你是我们《收获》的人。意思是你不能把小说拿给别的杂志发表。

我回忆了一下,我在《收获》发表了那么多小说,都是寄过去以后就发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是例外,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写作的时候自己觉得前面一半写得不错,后面一半就不自信了,当时心想也许《收获》觉得后面一半也不错,就坐上火车去了上海,拿到《收获》杂志编辑部去。这部小说跟你们现在读到的版本不一样,前一半还是一样的,后一半完全重写了。李小林对前半部分很满意,对后半部分很不满意。我当时急于发表一个长篇小说,我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写,写到中篇小说,发现中篇小说已经会写了,然后尝试去写长篇小说了。

李小林不接受,她让我很感动的是,她对我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

这是我在《收获》第一次遇到的批评,程永新陪我出去,他边走边安慰我,说前面是大手笔,后面马马虎虎。他没说后面写得差,而是说马马虎虎。然后在《收获》附近找了一家小餐馆请我吃了午饭。那些年我和苏童格非把《收获》附近的小餐馆吃遍了,都是程永新拿《收获》的钱请我们吃的。

李小林让我回去想想怎么改,说她再和程永新肖元敏三个人商量提出修改意见。我回到嘉兴,当时虽然没有高铁,但是从嘉兴去上海坐火车还是很方便,我到上海都是住华师大招待所,格非当时在那儿教书,每次我或者苏童马原到上海,程永新就会让格非订一个招待所的房间。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他们三个人讨论好了修改《在细雨中呼喊》的方案,让我去上海编辑部和他们开会,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后半部分怎么修改。我在嘉兴的一个月里已经想好了后半部分怎么重写,我进入《收获》编辑部,他们还没说话我就宣布后半部分不要了,我要重写,所以他们不用提意见了。李小林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我说刚刚决定重写,李小林说好吧,那就不提意见了。然后我们坐在编辑部里闲聊,快到中午的时候,李小林回家,肖元敏去了食堂,程永新带着我去巨鹿路周边找餐馆吃饭。

1991年的夏天和秋天,我在嘉兴重写《在细雨中呼喊》下半部分,当时进入状态了,自信也回来了。当我修改完带着稿子坐火车去上海已是九月下旬,《收获》这年的第6期已经发稿,我走进编辑部的时候李小林和肖元敏在那里,程永新没在,她们两个看到我背着包进来就知道我改完了,李小林问我下半部分改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她又问我和上半部分比呢,我说一样好。李小林还没有读我修改过的稿子,当着我的面就和肖元敏商量把第6期哪些稿子撤下来,肖元敏拿着我的手稿计算有多少字,两个人商量撤下哪些作品,然后把《在细雨中呼喊》放进去,当时李小林说要发头条,目录和内文都是头条。现在二十六年过去了,我回忆这段往事感慨万分,一个编辑如此信任一个作者,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信任是此前一篇又一篇小说的合作建立起来的,李小林了解我,当我对自己的作品充分自信的时候,肯定是让她满意的作品。

接下来讲讲《活着》。1992年初的时候,我在北京十平米左右的家里睡午觉醒来,脑子里出现了“活着”这两个字,觉得这是一部我一直想写的小说的题目。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题目,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我想写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关系,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愿望,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写,直到《活着》这个题目出来以后,我开始写了。“文革”时宣扬“主题先行”,人物都要高大上,都是英雄人物,中间人物也不能写,如果你小说里的主角是个不好不坏的人物,也会受到批判。“文革”结束以后文学界对“主题先行”进行过猛烈的批评,后来我发现也没有道理,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方式都可以写出好作品,《活着》对我来说就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很多人把《活着》视作我写作风格转换的作品,前一年发表的《在细雨中呼喊》基本上延续了我先锋文学时期的叙述风格,《活着》在叙述上确实转变了,这个转变不是说我想转变就能转变的。有时候写作和人生一样,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开始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叙述的,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写福贵的一生。语言也是《在细雨中呼喊》语言的延续,结果写不下去,写了一万多字之后就感觉不对,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经验了,知道自己感觉不对的话肯定是出问题了,虽然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后来尝试用第一人称来写,让福贵自己来讲述,很顺利写完了。

小说里的福贵是一个农民,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念过三年私塾,毕竟是地主的儿子。但是三年的私塾是不够的,可以说他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所以他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应该是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你不能用大学教授的语言来讲述,我一直在寻找最简单的语言,刚开始比较谨慎,觉得这样的语言行不行,慢慢地找到叙述语调以后,就很顺利了,一切都顺利了,就知道他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述。

我一直以为《活着》是很容易翻译的,因为它的叙述语言是最简单的中文,后来我的日文译者饭冢容教授告诉我,《活着》很难翻译,他说《活着》的语言确实简单,可是很有味道,要把这样的味道翻译出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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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04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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