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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2017-11-10 09:3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洪子诚 阅读

   摘要:对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经典重评行为的讨论,必然涉及许多复杂问题。本文从三方面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线索并做出扼要论述:一、文学经典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与制度;二、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三、经典确立的标准(“成规”),以及重评遇到的难题。

   关键词:当代;文学经典;重评

   这里所说的“当代”,指的是20世纪的50-70年代;文章讨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文学经典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文学作品等级价值的评定,评定所依据的标准,评定的制度和程序,以及和“经典”问题相连的文化冲突等。

   近100多年来,现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征象之一,就是大规模的“价值重估”,出现“经典”(文学经典是其重要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大规模重评的现象。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1这一描述应该说是能够成立的。在这些年份中,1949、1966和1978,在目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称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它们可以看作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左翼”政治、文学派别试图建立一种以阶级属性作为基本表征的新的文学形态;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讨论这个时期的文学经典重评,会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里将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线索。它们主要是:一、文学经典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制度;二、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三、经典确立的标准(“成规”),和重评遇到的难题。

   一

   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经典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但是,像50-70年代的中国那样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在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在社会生活、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意义,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维护或危害的作用,被强调到极端的高度。基于这样的理解,当代对经典审定十分重视,有时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自然,现代社会已不可能出现那种审定、确立经典的专门机构,也不可能制定一份有关经典的确定的目录。在1949年以前,经典秩序的形成,分散在学术部门、出版、报刊和政府相关机构中进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情况得到延续,但“分散”的状态受到控制,出现了事实上的统一的审定机构。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的权力中心。它对文学经典的审定,主要是确定不同文类、不同作家作品的价值等级,建构等级排列的基本“秩序”,并监督、维护这一秩序,使其不被侵犯,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具体作品性质的认定,以不同方式加以干预。2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在50-70年代,同样借助各种机构(学校、文学研究机构、出版社、报刊等),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方式之一是,建立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作用是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大学文科教学中,对一种规范的文学理论的重视程度,相信另外时间从未有过。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之后,《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获得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第二,文学书籍出版上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确定,3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因为这一时期,出版社为国家所控制,在出版选题上,将会制定总体上符合所确立的经典秩序的计划。图书市场上的利润因素也会得到考虑,但这一切都在不得动摇这一秩序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将40和50年代作比较,在外国文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如50年代被作为中国文学“范本”4的苏联现代作家作品,出版上取得优先的地位,而西方20世纪的现代作家作品,则受到十分严格的控制、筛选。40年代已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S·艾略特等的作品,50年代以后不再刊行。这是对可能会动摇经典秩序的“非经典”作品的封锁。有的“封锁”并非针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依据标准,某一作家的作品会被分别对待。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例,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便不再印行。这种对某些敏感的“非经典”的“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的方法。

   第三,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这包括对经典确立标准的阐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读者阅读习惯的直接“矫正”、引导。后者如丁玲对喜欢巴金、张恨水,而不喜欢解放区小说的读者的批评、劝导,5冯至关于如何看待欧洲表现人道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古典作品的论述。6这种直接引导,也常以“读者讨论”的方式展开。50年代“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7对巴金《灭亡》、《家》等的讨论,对《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讨论,8都是如此。6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过去的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作,也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的这一目的。9第四,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这些也属于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环节。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秩序,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广。因此,在“当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文学决策阶层的紧要工作之一,便是筹划、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丛书,编写、审定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新文学史大纲。1949年和1950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收解放区文艺代表作品100多种)10和《新文学选集》(两辑共24种,收1942年前已写出成名作的24位作家作品)11相继面世。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是重要一项。这一大纲,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也是彼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的编写指导原则。1954年,臧克家主编了《中国新诗选》。“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完成。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周扬主持下全面展开。其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上述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仅在观点上,而且在体例上(作家是否设专章、专节,是否在目录中出现,占有多大篇幅等),都有精心设计,从而为当时确立的文学经典“秩序”,画出相当清晰的面貌。12

   二

   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涉及的范围广泛。从时间上说,有古典作品和近、现代作品;从国别、地域而言,有中国和外国,以及外国的东西方等的区别。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和处理上的紧迫性,不是同等的。比较而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和西方文学(主要是欧美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被置于较为紧迫的位置上。这种紧迫性,根源于它们与中国现实政治和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以及当代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建构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很明显,鲁迅、胡适的经典地位问题,与王维、陶渊明、李煜和《长生殿》、《琵琶记》13的问题,在当代并不是同等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在当代的紧迫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这些作品本身,而是它们所牵连的中国现代政治、文学问题。有些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判定,在一个时期里处于紧张状态,如毛泽东的诗词、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因为这些“经典”成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某些西方古代和现代作品在重评中的紧迫性,也应从这方面来理解。西方文学可能对当代政治和文学权威地位构成的侵犯和损害,是文学权力阶层(也是经典监督机构)所十分警惕的。14虽说50-70年代可以看作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其经典重评有着统一的特征,不过,在这一时期里,也呈现不断调整、变动的状态。在政治、文学形势发生变化、文学权力阶层认为需要调整知识前景和文学取向时,“经典”的标准和构成的空间和自由度,也会发生或加大或紧缩的张弛的运动。在1956-1957年的文学“百花时代”,废名的小说,戴望舒、徐志摩的诗选,何其芳的《预言》、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得以出版。有的刊物发表了波特莱尔《恶之花》的选译。1550年代,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确立了他们的经典地位,但这一地位在文革激进思潮中,却受到削弱和“颠覆”。16在当代这一时期,文学经典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冲突,主要是不同的文化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的摩擦。由于“左翼”之外的文学派别、作家在当代已失去参与决定文学走向的资格,在经典问题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大体上是在“左翼”内部展开。17最主要的冲突,表现在周扬、邵荃麟等与胡风、冯雪峰之间,也出现在后来周扬与江青等激进派别上。胡风、冯雪峰对五四、对中国新文学性质的理解,显然与毛泽东、与周扬等不同。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看作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18自然会更重视如胡风所说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反抗的浪漫主义”的作家作品,也会更重视与这一流脉有渊源的新文学创作。在50年代中期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中,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理论家(胡风、秦兆阳等),在经典等级上,实质上是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看得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更高。19不过,周扬等虽然撰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的文章,但是,当文学派别的冲突暂时得到解决的时候(1957年,丁玲、冯雪峰成为“反党集团”被清除之后),他们表达的文学理想,其实与胡风等的主张相当接近。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被看作人类文艺史上的“高峰”,是他们所要创建的新文艺的蓝图。20因此,在文革中,这便遭到主张与一切“剥削阶级文艺”、“彻底决裂”的文艺激进派的批判,说“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21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周扬等也愿意继续维护其地位,虽然当代提出的古代文化的评判标准常常威胁到这种地位。22他们通过组织一系列的针对陶渊明、王维、李煜、《琵琶记》、山水诗等的讨论,来寻找继续保持其地位的理由。

   在文学经典的重评中,文本的阐释趋向是重要方面。经典秩序的变动,可以表现为某一过去不在经典序列的作品的进入,或原来享有很高地位的被从这一序列中剔除。也可能表现为某一作家的一组作品在次序、位置上的改变。但也可能是作品的经典地位并未受到怀疑,其构成经典的内在价值在阐释中却发生很大转移和变易。在五六十年代主流批评中,《呐喊》显然比《仿徨》更具积极意义。23当时《野草》被看作是鲁迅还未完成转变时思想苦闷的产物,而80年代则因其揭示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性,而被有的批评家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当代这一时期,《复活》被认为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只能位居其后:这种排列,相信不为许多国家的文学评论界所认同。24因为在当代,托尔斯泰最主要的价值是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抗议,而《复活》显然最能体现这一评价。25五四以来,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经典地位在不同时期都相当稳固。但是,在50年代初和在文革时期的阐释中,对其面目的描述和价值认定所发生的变化,现在看来令人讶异。对鲁迅的阐释更是如此。

   三

   文学经典秩序的确立,自然不是某一普通读者,或某一文学研究者的事情。它是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的。在审定、确立的过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调合,逐步形成作为这种审定的标准和依据,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成规”。人们一般认为,当代这方面的标准,来自毛泽东的《讲话》和他各个时期的论述。不过,由于“当代”文学内部事实上存在多种文化构成,因而,标准、成规的性质并不是那么单一,更不是那么稳定。

   在文学的情感、审美和认知、劝诫等功能的认识上,当代强调的是后者,并特别突出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直接关系。因而,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紧要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最为快速、直接地制约经典秩序的状态。在对西方、俄苏,以及现代中国作家作品的选择上,首先体现的是这一尺度。以现代西方作家为例,曾是,或曾接近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法国作家艾吕雅、阿拉贡,在50年代初的中国得到较为积极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属于和平、进步阵营,其创作加入了革命事业。26把德莱塞、法斯特(在他宣布脱离美国共产党之前)、马尔兹,而不是福克纳、海明威看作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决定性因素也是作家的政治倾向。当然,苏联文学中的另一线索,如阿斯塔菲耶夫、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排除在苏俄文学经典之外,根据的也是这一原则;这也与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步调一致。不过,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对待古典遗产上的包容性,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经典秩序的确定,也带来影响。27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虽然卢卡契在当代中国的“命运”颇为尴尬,28但在这一尺度上,与他关于“整体性”和“典型性”的理论有关。由此,既画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界限,也廓清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依照这一尺度,“现代主义”被认为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文艺”,其思想基础是“非理性”,“把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的盲目力量,抬到首要的地位”,拒绝“概括和典型化”,只表现了现实的表面现象、碎片,无法达到对本质的把握。29因此,“现代派”文艺在当代这一时期被坚决拒绝。在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虽然有对于托马斯·曼的成就和局限性的分析,却看不到有关同一时代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加缪、萨特等的评述。三四十年代认同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学者,他们在当代如果要取得“话语权”,前提是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这也是他们思想进步的证明。30对于“本质”、“历史规律”,当代认为主要为阶级斗争和重大事件所体现。因此,表现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在经典秩序序列中,理应占据首位。在这种尺度下,茅盾自然是比老舍更重要的作家。31而京派小说家和张爱玲等在40年代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的美学,也必然受到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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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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