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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门罗:从家庭主妇到诺奖得主

2017-11-07 08:51 来源:书房记 阅读

“你以为你是谁?”

 爱丽丝·门罗

1818年,爱丽丝·门罗的祖上从苏格兰漂过大西洋,来到加拿大东部的安大略省,在这个由多族裔移民组成的广袤国家扎下了根。这户人家住在农村,很忙,也很穷,可每一代都有人善于写信,写得事无巨细,绘声绘色,收信者则读得兴致勃勃,期待下一封家书的到来。像他们的苏格兰和爱尔兰裔邻里一样,爱丽丝·门罗一家每周六天劳作,周日上午去教堂,周日下午才能在家读书。门罗的父亲罗伯特饲养狐狸和家禽,爱读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最担心有人来访打断这难得的清静。他甚至出版了一本描写拓荒者的长篇小说,日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儿爱丽丝·门罗夸赞说,“好书。”

门罗1931年7月10日出生在安大略省的温格姆,这个小镇后来成了她众多短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她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似乎延续了家族的写作基因。不过,门罗总是悄悄地自编自说。她成长的农村封闭保守,女孩子做家务,织毛活,相夫教子,很少有人上大学,当作家更是匪夷所思。门罗最怕别人对自己说:“你以为你是谁?”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她第四本书的题目,该书由一组故事组成,讲的是女主角罗斯不甘平庸,在沉闷闭塞的环境里从少女奋斗到中年。

门罗小时最早的文学创作是对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进行改编,她觉得小人鱼化成泡沫的结尾太悲惨了,便绕着自家的院子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构思出幸福的结局才安心。从家到学校,要走很长的路,门罗就是在这条路上,在自己心里编出了一个个故事。不能让人知道,“最糟糕的事就是让人注意到自己。我对一些事,不快的事总是保持安静。从不抱怨。所以,没有人挑剔我。”门罗成名后回忆自己的青涩时期,如是感慨:“我感觉是一个局外人。”

做家务和当母亲不是负担

门罗17岁高中毕业后,应聘当教师,要教11个学生。幸好,西安大略大学的奖学金及时到来,门罗得以进入该校的新闻学专业。她感到莫大的自由和解放。读大学那两年,她当过服务生、烟草采摘工和图书馆员,出版了处女作《影子的尺寸》,自觉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周围没人搞文学,我生活的农村又远离真正的世界。于是,我自信极了,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不免高估。这算是在农村长大的好处吧。”

1951年,20岁的门罗和大学同学詹姆斯结婚。婚后,门罗从加拿大东部迁居到几乎在加拿大最西边的温哥华市,三个女儿西拉、凯瑟琳和詹妮相继出生。门罗一下子变成了繁忙的母亲和家庭主妇,但她利用孩子午睡或家务间歇时,悄悄地构思、练笔。她坐在沙发上,边喝咖啡,边想,等到想得差不多了,再找时间写下来,有时会半夜起身改稿子。

门罗自信,既能当好家庭主妇,也能当好作家。

她在接受访谈时说,“即便在没有洗衣机之类的家电时,写作也不成问题。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2008年,她接受美国著名文学杂志《纽约客》的专访,再次肯定地说:“我从来没觉得做家务和当母亲是一种负担。我从小就是在做家务中长大的。”不过,门罗最感兴趣的始终是短篇小说,其次是中篇,她的手稿一般四五十页,很少超过七十页。对于偏好短篇,门罗老老实实地表示:一是自己的写作时间有限,二是一想到要写500页长的巨著,她就担心,万一死了,岂不前功尽弃了?

37岁时,门罗终于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欢乐荫影之舞》。这本生动再现小镇风情和少男少女感情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一鸣惊人,为她赢回了第一个总督奖—加拿大的最高文学奖。

此后,她以每三四年出一本短篇小说集的速度,稳健地创作了14本书,文笔朴素、精准、传神,摘取了一连串国际国内的文学大奖,获得了各种荣誉,在世界文坛上享有“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加拿大的契诃夫”之美誉。她的代表作《女孩和女人的生活》被拍成电视剧,《熊从山那边来》(译文见《世界文学》2010年第1期,李文俊译)被拍成电影《远离她》,并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然而,当她10月10日在睡梦中被女儿叫醒,得知2013年诺奖落在她家时,她说自己并未料到。这位朴实而勤奋的“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已经82岁了,几年前开始接受癌症和心脏病治疗。面对盛誉,门罗保持了一贯的谦逊和清醒。她像青少年时一样,不喜欢招人注意。

她说,我独自写作,我需要能给我以保护的空间和时间。

1981年的中国之行

1981年6-7月,门罗与六位加拿大作家一起来到中国,到当时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丁玲的家中做客,参观北京、西安、广州等地,还在广州庆祝了自己的50岁生日—“我一生中最棒的生日”。

门罗喜欢看人家的院子,留意行人的穿着,和陪同的中国姑娘兴奋地聊起后者自做的裙子……她将中国之行写成题为《透过玉帘》(Through the Jade Curtain)的随笔,书中有这么一段,颇能显示门罗对细节的天生敏感和将寻常生活点化成艺术的功力:“嗯,我更记得我们去过地方的那些细节,而不是参观的明信片上的那些景点。我记得,在明朝的陵墓里不舒服,很难受。那里让人恐怖。我记得,爬得老高去看佛像,可佛像并不在那儿。我最记得扶手椅,在阿黛拉(同行的加拿大女作家)举办派对的漂亮房间里,有一些红色的扶手椅。还有我卧室的窗帘,所有那些细节,历历在目,那些我能看到的日常家庭生活细节—尽管那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旅馆房间。其他的事情,就有点遥远了。我能看到,进行描述,但不怎么回忆起它们。它们有一种人为的美,总让人赞叹,但我个人对它们的感受很快就化为乌有了。我只想看寻常的东西,它们能伴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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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7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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