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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父亲: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2017-10-12 08:34 来源:港台文学选读 作者:杨绛 阅读

一九二零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

这里摘录的内容是杨绛《我在启明上学》中的片断,先生用孩子的口吻讲述了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希望这部分节选内容对家长们教育孩子有一定的启发。

我十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其实,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那是一九二零年的二月间。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大姐姐也愿意带我。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

一九二零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

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

临走,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

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

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

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成了家常用品。

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

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

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

自立教育

杨荫杭(杨绛父亲)当时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真是谈何容易。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到苏州定居。

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

“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杨绛在中学的时候,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后来回忆,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

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偿劳动”教育

杨绛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

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嫈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嫈对这帮“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

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

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嫈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嫈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

比如有一次,他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她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

小孩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一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

对做家务,杨绛的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因此家里的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杨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杨绛的母亲制造了麻烦。

爱的体验教育

杨绛对母爱的体验特别深: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即杨绛)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我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所有孩子,她都很疼爱,和颜悦色,从不横言厉色。

终日忙忙碌碌的唐须嫈毕竟也是一位很有知识素养的女性,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得以消遣一会儿。

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她也看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道:“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杨绛告诉母亲:“她就是苏梅呀。”她很佩服母亲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杨绛上小学回家后,做完功课,就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她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父亲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杨绛则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

每天清晨早饭后,杨绛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她专司剥壳。中午饭后,吃点儿点心,完毕,孩子们“作鸟兽散”,让父亲歇午。

杨荫杭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所以,她常陪在父亲旁边看书。冬天时只有她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

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到时候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不出声……一幅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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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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