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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刚:父亲墓前

2017-10-10 08:3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夫刚 阅读

父亲墓前
——关于《祭父稿,第二首》的写作背景

王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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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父亲——当然,这几乎是一句多余的话。对于诗人来说,这句话的要义并非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它另有喻指:古往今来,父亲的问题不只是父亲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构成、见证和演义,我们需要写出跟父亲有关的诗篇,用以完成与时光的轮回对话和向命运致敬的有限责任。我于2002年晋升为父亲级别的长辈,而我的父亲,一个见过一些世面的山东农民,在罹患食管肿瘤一年多以后,于2008年4月14日(农历三月初九)痛苦离世,享年68岁。自此,我在父亲面前变成了我在父亲墓前,我与父亲的交谈变成了我献给父亲的怀念,我后来写到诗中的句子则是:春天之后,还有另一个春天/他走之后,我沦为半个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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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肿瘤是一种语言上带有一点善意和欺瞒性的说法,在我的老家,它被直接称为食道癌。这个病除了癌细胞的无限增殖之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让患者食管渐渐淤塞,直至失去吞咽功能,成为身体中废弃的河道,使吃喝拉撒睡的前两项从人生的享受演变为生活的致命障碍。粮食就在眼前,水井一如既往,但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选择:吃不下,喝不下,日渐消瘦,最终遭遇死神的饥饿收留。父亲的病情确诊后,我即刻面临一个选择题: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医院的大夫告诉我,手术,就是把食管已经癌变的部分切除,初期患者可以通过提胃的方式缝合食管,晚期患者则需要用一个塑料管之类的东西替代被切除的癌变食管。医院的大夫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出于间接的友情,他暧昧透露,这种晚期患者的手术几乎就是过去经常说起的家破人亡的辛酸史。不幸的是,我的父亲正是这样一个晚期患者。保守治疗,则是手术之外的维持手段,医院的大夫给出的首选方案是,一边放疗,一边吃一种火力甚猛价格不菲的进口药片——像所有抗肿瘤药物一样,扼杀癌细胞的同时也屠戮健康的细胞,其良莠不分的副作用直接决定了疗效的退化过程,时间大约是半年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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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艰难地权衡,我替父亲做出了保守治疗的决定。对此,母亲给予充分理解,我唯一的弟弟两年前横遭车祸(母亲一度认定弟弟的事情诱发了我父亲的疾病),我唯一的妹妹已嫁到青岛郊区,母亲知道,不管哪种方式,父亲的医疗费用都将由我独自承担。但我认为,我并非主要基于医疗费用的考虑,而是依据父亲的具体病状——爱不仅仅是一腔热情或者着急上火——所做出的冷静的合理的选择,除了母亲,不会再有谁愿意像我这样必须像我这样直面我的父亲,父亲则藏起了他“大于船坞的忧虑”,几乎不再发表意见。之后的过程,和其他肿瘤患者的保守治疗大同小异。按照父亲的意愿,他被从济南送回五莲老家,母亲担起早期护理的职责,我加快了往返济南和五莲的频率——生活还得继续,在死亡的通知正式收到之前。每次和父亲坐到一起,我都会明显感觉到一种看得见的绝望倒计时般悬在头上,唉,有些事就这样,不来则已,一来就是要命的,现实的局限、人性的复杂以及情感的矛盾也藉此经历着一言难尽的蜕变:父亲弥留之际,我握着他的手,耳边萦回着他下意识的呻吟,内心居然闪过一丝不孝子般的念头——请即结束吧,如此无助的痛苦,如此无奈的煎熬,如此束手无策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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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生。一样的死。一样的悲伤贯穿怀念。父亲生前喜欢喝酒抽烟,父亲去世后,我偶尔会去他的墓前一坐,像那首著名的日本歌曲所唱的——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我们其实也没什么话要说。父亲去世了,仍然比我更熟悉这个村庄;而我出门在外的20年经历,即便父亲生前也很少听我说起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为了与父亲保持某种形式主义的联系,我决定冒着一家人的反对学习抽烟;为了证明我拥有村里人极少具备的思念方式,我决定写一首题为《祭父稿》的诗献给父亲,在他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用了大概两百行左右的篇幅回忆了父亲的一生以及我对他的理解和敬意,并且给了他的名讳一个必要的位置:王保群(民国二十九年——二零零八年)。这首诗收入了我去年出版的长诗选集《斯世同怀》,就文本质量而言,我对这首诗还算满意;就私人情感而言,我认为这首诗于我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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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下面谈谈我写给父亲的第二首诗:《祭父稿,第二首》。严格地说,是写给父亲的第二首怀念之诗,因为我的第一本诗集《诗,或者歌》已有《我爱父亲》之类的诗篇了,而那本诗集的出版时间是1990年代初期。《祭父稿,第二首》写于2012年,此时距离父亲离世已有四年之久,时光完全抚平了父亲离世所产生的家庭震荡。这年夏天,我照例带着放暑假的儿子回老家居住,照例带着儿子去父亲墓前烧纸,顺便跟儿子谈一谈生老病死的哲学。因为草木葳蕤,父亲的坟墓在感觉上比冬日低了很多,小了很多,不管乡村绿色如何倾覆,林间蝉鸣多么热情,墓地的主题总是静穆和淡淡的忧伤。到了深夜,我忽然出现少见的失眠,只好在院子里顶着星空喝茶,抽烟,走来走去,有一瞬间,我感觉父亲还坐在他生前坐过的那个位置,抽着我从济南给他带回来的将军牌香烟,依旧月光如水,依旧父子无言。之后我想了很多——关于生活,关于命运,关于亲人,关于死亡和历史,我回到房间,打开电脑,一字一句地敲下了这首《祭父稿,第二首》,而窗子外面,已是如期而至的黎明取代了黎明前鸡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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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会简单地把《祭父稿,第二首》的诞生归结为父亲的隐形提醒,事实上,那天晚上父亲出现肯定是我的一个幻觉。但潜意识里,我似乎也不强烈反对灵感这个说法了,这在我年轻时是不可能的事情。《祭父稿,第二首》的情绪和节奏跟《祭父稿》大同小异,只不过前者侧重于抒情(局部怀念的首选特色),后者则强调了叙事的必要性(需要勾勒出父亲的一生);在文本的具体呈现上,这首诗出现了分段,而且每段均为五行,而且每段均以“父亲去世三年之后”起句——这传统的中规中矩的文本形式其实与我暌违已久;至于语言的智趣追求,一如既往地传达了我对幽默的适度尝试,比如,“天堂也有电信局/为什么不提醒他带走生前用过的电话?”比如,“父亲去世三年之后,山河依旧。/卡扎菲领取了比萨达姆还要羞辱的结局。”我始终忘不掉父亲当年和我谈论萨达姆的情景,如果他活到这一年,应该也会乐见跟我谈论一番卡扎菲的血腥命运——这个清瘦的倔强的善良的乡村老头,其实身体里装满了五莲山区固有的苦中作乐、意会言传的生存文化传承,在这里,懂得含泪的笑才不至于枉费人生。三四百年前,村子里的诗人就写过“荒碑无篆迹,山亦解亡秦”和“囊空休自涩,随意贮山川”这样的诗句,而在《祝寿侧记》《乡村来电》《婚姻后遗症》和《被遗忘的乡村车展》等诸多篇什中,我也曾感同身受地记述过这个鲁东南村庄的非虚构生活、非虚构记忆和非虚构哲学。顺便说一句,在写作中我属于斟酌派,很多未定稿往往被我折磨得面目皆非甚至不知所终,但《祭父稿,第二首》和写于十年前的《暴动之诗》是个例外,它们几乎没有另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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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冬天,第21届柔刚诗歌奖开始征集参选作品,怀着意在参与的心情,我把这首诗和另一首有关父亲但无关我父亲的诗《父子恩仇录》——来自诗人蓝野给我讲述的一个莒县乡村传奇,发到了柔刚诗歌奖的电子信箱。2013年春天,诗人、评委会主任黄梵先生从南京打来电话,通知我获得了第21届柔刚诗歌奖,他说:“从本届开始,柔刚诗歌奖采取双向匿名评选机制,《祭父稿,第二首》和《父子恩仇录》能够单一依赖文本而胜出,我唯有祝贺。”接完黄梵的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给父亲打个电话,与他一起分享这诗歌馈赠的喜悦和道理——假如天堂也有电信局的话。而在这首诗之后,我知道,尽管我的梦依旧由父亲那里出发抵达光阴,但来自生活的崭新教育已有不出所料的安排,我对父亲的怀念终将进入漫长的灰烬渐凉般的沉寂时期。

2015年11月,济南舜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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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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