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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谨以此文纪念张爱玲去世22周年

2017-09-11 08:3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朱大可 阅读

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谨以此文纪念张爱玲去世22周年

朱大可

张爱玲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张爱玲既是被造魅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

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令张粉们心旌摇荡。诡丽的“张语”如天籁之雨,降临在她们头上,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

张爱玲遗留的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合小资的历史想象。“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赞叹。更多的青年小资,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

张爱玲的自恋,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死。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了自身的影子。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

正如其小说《流言》所暗示的那样,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好。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她的早期小说,仿佛是一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更是流言飞旋的焦点。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张爱玲本人的“裸体”出演,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

这就是“张爱玲魅力”的四种根源,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张谢世之后,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如电影《色戒》的公映)中粉墨登场,扮演她的守望者,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张的拥戴者,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

但殖民地的张爱玲,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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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1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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