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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陈超之死:嵌于两个时代转换间的注脚

2017-06-26 15:0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徐萧 阅读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

  这是著名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歌《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开篇的几行诗句,写于1990年9月。24年后的10月30日凌晨,陈超选择从16楼跳下,似乎以身回应着“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陈超的离去,他离去的方式,让亲友们悲恸、错愕,继而震动了整个诗坛、批评界,甚至文学场。然后,公众和媒体加入进来,人们顺利地想到了海子、顾城,接着自然地问出那个永远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诗人为什么容易自杀。

  从海子、戈麦到顾城,“诗人之死”在大众、媒体和少数批评家有意无意的共同渲染下,成为了一个公共的印象,蚀刻到“诗人”的身份标签里,似乎自杀这种行为会自动附着在诗人身上,似乎诗人这个群体也多少带有宿命般地“追求”、“迷恋”死亡,通过自杀反抗现实、完成自我的悲剧英雄或疯子的特质。

  是的,凡是这么提问的几乎无需别人做出解答。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提问,问的意味少,而更多的是在表明一种便利的立场或者情绪。发问之前,能够对预设的前提——诗人容易自杀,或诗人自杀的多——进行推敲的人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旦进行了切实的思考,就会明白这个前提并不存在,相应地也就不会发问。人们不去问为何医生、律师、教师容易自杀(事实上,这些行业自杀率都要高于诗人群体),而放大诗人的死,除了上述那种通过“共谋”而固定下来的宿命意味的想象外,还在于人们愿意相信诗人天然地脆弱、敏感,甚至病态。

  但陈超不是的。他是“少数几个能直接影响诗人的批评家之一”(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论家奖授奖辞),是诗人西川希望“偷走”诗句的诗人,也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精神导师。“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吊唁陈超时说。

  诗歌使他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1958年,“大跃进”正式在全国展开,文学自然也要“跃进”,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则发表了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报道。就在这年10月,陈超出生在山西太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政治,在1958年的中国是主导命题,甚至在之后的二十几年持续而深刻地笼罩着每一个中国知识人。文学只能在其巨大的暗影里喘息、匍匐,但也在缓慢生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巨大进展的主要来源就是那批匍匐的50后、60后:王小波、顾城、莫言、海子、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还有陈超。

  家庭和个人性情使然,陈超从小就爱读书。父母在“破四旧”时偷偷藏了十几本书,其中的《红楼梦》,尤其是里面的诗词开启了他的文学世界,模仿着写旧诗,成为他最初的“创作经验”。后来,他把《红楼梦》带到了下放的知青农场,读了数遍。

  1974年的春天,陈超16岁,来到了河北省获鹿县李村,做了两年的知青。在农场,他读到了《巴金文集》、《人民文学》,也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包括穆旦译的普希金、钱春绮译的海涅、戴望舒译的洛尔迦,也包括契诃夫、《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基本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过来的浪漫主义诗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等。书不多,他就反复读,然后写笔记。这些厚厚的笔记现在已经发黄,但还在,静静地封存着一个人也是一代人的精神断面。

  这些阅读资源和陈超后来的写作发生了联系,其中普希金的诗对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普希金从来不把感情分为应该表现的和不应该表现的,对自己的绝对忠实让年轻的陈超感到震撼。比如“一切是幻影、虚妄/一切是污秽和垃圾/只有酒杯和美色——/这才是生活的乐趣”,这句诗不仅在当时,即便就现在来说,都被认为是带有某种享乐主义、颓废的东西,“但是普希金就直接把它说出来了”。后来他写的《秋日郊外散步》等带押韵的新格律诗,就和普希金的影响有关。

  在当时,普希金的诗和整个时代的大的社会思潮是相悖的、不合拍的,但陈超被其吸引并不是出自明确的对抗意识。“毕竟年纪小,胆儿也小”,陈超后来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但是我似乎天生对政治性的说教就没有兴趣,再加上已经到了‘文革’后期,思想禁锢开始有些松动。也不是对时代先知先觉,而是从本能上来说,我从小就不求上进,也就不信那一套。”他觉得,虽然他欣赏的作品和当时的整个教育资源以及政治体系是相悖的,但那时的主导意识形态又是和人的自然本性相悖的。“当时并不是在理性上有多么深刻的认识,而是一种本能。比如说爱情和美酒就是比道德说教更令我舒服,那我就本能地选择了它。”

  两年后,陈超进入石家庄拖拉机厂,这次是作为一名学徒车工,开始进行自觉的诗歌写作,并且自制了诗集《柳叶刀集》,里面既有绝句、律诗、词等旧体诗歌,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义新诗。诗集的名字,用陈超自己的话讲,是“偷”来的。陈超当时有个师傅,是个不苟言笑的天津人。后来一次偶然的文学上的交谈,让他重新“发现”了这个车工师傅。文学史上常见的相见恨晚出现在“文革”时代的中国工厂里。陈超把生日后不久写的一首诗朗诵给他,“偷生燕赵地,寒鹤倚衰林,残英犹在目,秋风已吹心。淅淅添泪眼,阵阵暮云深,怅望东天月,长啸欲损神。”

  这一时期的写作,基本是模仿,陈超觉得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当时的诗里一句“清晨一只军舰鸟飞到了我的窗前”,但实际上华北没有军舰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军舰鸟。“可是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用了,都是从看的那些浪漫主义诗歌里边来的。”尽管我们无法判断,那些拖着沉重肉身进行的阅读和写作,在塑造一个新生代诗人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但毫无疑问,它们慰藉了一个文学青年孤独的青春,用批评家霍俊明的话,“是诗歌使得陈超当年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成为思考者,细读探索诗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陈超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四年,陈超在河北师大图书馆里完成了接受的转向、知识系谱的调整。除了聂鲁达、波德莱尔、马雅可夫斯基,陈超开始接触到艾吕雅、阿拉贡、沃兹涅辛斯基等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上读到了瓦雷里、艾略特、马拉美。当时的陈超和同辈文人一样,对新思想、新知识有一种饥饿感,大家急切地探寻着自我和时代的褶皱。

  很快,中国文学在翻译狂潮中迎来闪耀的黄金时代。整个20世纪80年代,有两套译著是绕不过去的。一是三联出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里面有尼采、胡塞尔,也有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德里达;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这两套书陈超都读了,都半懂不懂。陈超熟悉的诗评界中,唐晓渡、程光炜、耿占春、陈仲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惠于这些书。在他看来,这使得这一代人的知识系谱往好了说是比较有活力,说难听一点就是精神资源紊乱,也让他们多少都有点想当思考者,或者说有思想家的气质。

  两套书中有很多属于文艺学,包括诗学,如雅各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什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等。但对陈超影响最大的还是现代人本哲学的作品,比如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和“西马”诸人。此外,科学哲学里的波普尔则对陈超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作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

  陈超相信,他们这一代人虽然各自的道路不一样,但都和这些东西有关。

  毕业之后,陈超留在了河北师大教当代文学。因为自己古文论方面比较薄弱,他争取到一个名额前往山东大学进修。当时陈超觉得,自己对西方文论有强烈的兴趣,且自认为有慧眼慧心,可以自学,能够自动甄别要点和好坏,找到对其有用的;但在古文论方面需要一个强迫性的学习机会。很多人认为陈超是完全西式的,但只要细读一下他1989年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以下简称《探索诗》),就会知道其实他在里面运用了很多古典的批评资源。

  陈超在山东大学的一个意外之喜是接触到了陆凡——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的前卫老太太。此前陈超就读过陆凡翻译的当代美国文学史,里面介绍了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勃莱这些人。在1984年,这是相当具有视野和胆识的。于是陈超就去旁听她的课,经常与她交流。陆凡告诉他,欧美正规大学的文学教学就是细读,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当时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和他编的《新批评文集》已经出版,对陈超影响挺大,陈超觉得,中国缺乏“新批评”和文本细读。作为一种训练,1985年起,陈超从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开始,选了129位诗人的403篇作品,一首一首解读,就成了影响巨大的《探索诗》。

  当时,象征派诗选、现代派诗选、九叶派诗选都已经出版,朦胧诗也出了很多,材料容易获得。新生代诗歌虽然绝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但通过《他们》、《非非》等民间刊物得到了认可,所以也没费什么功夫整理,陈超也觉得基本没漏掉重要的诗人。《探索诗》初版印了1.5万册,硬精装,在当时是很豪华的,享受了经典著作的待遇。1994年,《探索诗》获得了中国作协的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

  此后,《生命诗学论稿》(1994)、《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2002)、《打开诗的漂流瓶》(2003)、《最新先锋诗论选》(2003)、《中国先锋诗歌论》(2007)、《游荡者说——论诗与思》(2007)相继出版,“这些书籍的编选、鉴赏,不是浮在表面的,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与记者谈及陈超对当代诗歌的诸多贡献时这样评价。

  今天市面上各种“诗歌选”琳琅满目,但很大一部分是“诗人选”。诗歌选基于文本的价值,是从批评的角度出发。诗人选则不是,更看中流派、名头,甚至是“江湖”关系。基于流派、名头的诗歌选对加深诗歌理解、推动诗歌进程是无效的,而基于关系的则只是为了抢占山头、占据话语权。臧棣说陈超的编选、鉴赏不是浮在表面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陈超在做这些工作时,一直坚持的是文本细读,这让他的择选是带有批评性眼光的。并且,不像新批评对于历史意识的排斥,陈超的文本细读,不满足于文本本身,他还关注文本与社会历史、个人历史的勾连,这又使他的批评性带有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以《探索诗》为例,403篇作品的每一篇,陈超都进行了文本细读,对于已经经典化了的文本也要重新进行更为严格的细读。当时,大家都在谈北岛的《回答》,近乎经典化了,但陈超看到了《回答》本身的政治符号意味,以及背后人们把它作为北岛“泪眼模糊的一代人的英雄形象”的象征。因此他不选,他选北岛最好的但没有被广泛接受的诗,比如《触电》、《语言》。还有舒婷,不选《致橡树》,“无非是一种正面的爱情观”,而是选了同样写爱情但更有层次和复杂的《?。!》。这样的选择没有任性,更没有个人好恶,只是完全基于对当时诗歌生态和未来趋向把握前提下的文本价值判断。据陈超生前描述,北岛看到《探索诗》后很高兴,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作品问题专家(针对文本本身的批评家)。

  能够做到不浮于表面的批评,还在于陈超的“公共性”,他的诗歌写作既无法归于某个流派,他本人也不以流派和主义框定、判断诗歌(当然,批评上的叙述要求和编排体例上的方便不在此列)。不属于某一个流派,也就不必天然地为他们说话,或不自觉地被诗学观念左右,所以他能认可西川的知识分子写作,也能欣赏于坚的口语诗实验。

  更为关键的是,陈超的批评是指向未来的,这一点很多诗人、诗评人都讨论过,比如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大解曾评论道,“他的关注点始终定位在前沿探索者,并对这些不断更替和前行的个体或诗群进行持久的跟踪,从他所开列的名单中,基本可以看出中国诗歌近30年的大致走向。”臧棣也说,陈超特别注意诗歌整体的动向,不仅呈现好的,也揭示不好的苗头。不仅如此,他也以此要求自己的学生,“老师常说,你们搞文艺理论,要看到未来5到10年的趋势。”陈超的学生马庆云告诉记者。

  所以,陈超在《探索诗》中重新“发现”当时被遮蔽的多多,推介王寅、陆忆敏、郁郁等不属于重要流派的新生代,在《打开诗的漂流瓶》里俯瞰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也揭示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性。但是,作为“排在最靠前的几个合格批评家之一”(敬文东语)的陈超,其作为诗人的一面却被长期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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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2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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