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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时代:像艺术家那样生活,像人一样去创作(2)

2017-05-03 08:4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傅小平 阅读

  在这三部曲里,别雷也和当时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对俄国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俄国究竟该往何方去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独特的思考。而他们有这样的思考,也正因为同时受到了东方文化,包括东方文化里追求综合的思想的深刻影响。郑体武表示,俄罗斯文学的综合性体现在,俄罗斯专有的哲学,学院派哲学,有一部分让位给历史、政治,还有很大一部分让位给了文学。“在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艺术出现了大融合的趋势,文学吸收了很多哲学、政治、美术、音乐等门类的东西,音乐也吸收了很多诗歌的因素、绘画的因素,所以那个时代的诗人往往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作曲家本身,也往往就是诗人或画家。那时的文学,也不只是讨论文学的问题,还深入讨论革命的问题,改革的问题,讨论形而上的灵魂的问题。”

  事实上,别雷之所以在艺术上孜孜以求,很大程度上是为找寻生命的支点,是出于对人的心灵本质价值的执着信念。他坚信建造起人类心灵的方舟就能使人接近永恒。他将自己对艺术、生活乃至人类命运的独特认识融入了《彼得堡》的创作之中。在这部小说里,他创造出一个纯粹意识的世界,以独特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历史观念和哲学理想。正如有评论所说,他似乎给所有的词、形象都施加了魔法,使它们跟随他一起去寻找绝对的意义。

  无可否认,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深化了白银时代作家对时代的挖掘,还有对人物心灵的表现。中文版《大师和玛格丽特》译者徐昌翰,以该小说为例表示,象征是表现作者深层意图和隐蔽目的的有力手段。它不仅表现为个别细节的描写,如月光、雷雨、黑气、焚烧的手稿、一汪如血的酒、没有身体的西装……而且,还体现在许多完整情节和冲突的安排和设计上,如杂技场的魔术演出,合唱团的走火入魔,花园街五十号公寓、格里鲍耶陀夫小楼、大师居住的地下室等连续四场大火……布尔加科夫正是借助象征手法深化了魔幻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

  别雷更是坚信,象征主义使艺术成为自由人类的新生活和新宗教。不能确定,这种文学的信条是不是也影响了生活。有意思的是,就像郑体武提到的那样,谈白银时代作家大多奉行的“人生如戏”的文学观。郑体武以勃留索夫为例表示,作为象征派作家,勃留索夫的日常生活跟他小说里写的几乎惊人的相似。“他有一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叫莱娜卡,现实中,他的确有一个情人,叫尼娜·彼得罗·芙斯卡娅,她跟好几位大师都有情侣关系,而三角恋在当时的现代派圈子里很普遍,别雷在生活中就总是扮演第三者。”

  放在今天,艺术家之间这种自愿的、欢乐的三角关系有点难以想象。但郑体武表示,那些白银时代的作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要像艺术家那样生活,要像人一样去创作,在日常生活中像艺术家,同时日常生活要反映在创作当中。“因为对他们来说,既然能这样写作,为什么生活当中不能这样做?为何不能把艺术的生活付诸现实的生活?”

  短暂却辉煌,相比“黄金时代”并不逊色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先有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而后才有白银时代。但诚如郑体武所说,白银时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甚至很多地方是空前的,应该说,相比黄金时代毫不逊色。

  要联系到白银时代只持续了短短二十来年时间,我们更可惊叹其取得的成就了。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严永兴看来,诞生于一个世纪之交的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时代的夹缝里的白银时代,有其不可避免的脆弱性。一则,那一代作家,不管是流落他乡的,还是留在俄罗斯本土的,一个个撒手人寰。而侨民作家的创作源泉也日益枯竭,文化精英们失去了自己的根。加之,俄罗斯大地上左倾文化思潮的泛滥,使得白银时代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归于沉寂、终结。

  比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为例,自1925年完成第三部长篇《狗心》未能通过审查之后,他的作品开始屡屡被拒绝发表,且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了批判,文章最后累计达创纪录的298篇之多。他的《白卫军》《逃亡》等以深入揭示白卫军内心世界复杂性为特色的作品,成了“美化白军”的罪证,成了公开的“反革命文学宣言书”。顺理成章,布尔加科夫也成了“敌对势力在文学界的代表”。

  虽然从1925年到1927年,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依然受到各方面重视。高尔基从意大利写信回来问《白卫军》是否已有单行本问世。根据该长篇改编的话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于1926年10月正式公演后,也取得了极大成功。俄国最具权威性的小艺术剧院连演数月,每星期三场,居然场场爆满。另一部戏《佐伊卡的住宅》同期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公演,连演两年,也没有从剧目上撤下来。随着剧本《逃亡》获得的巨大成功,布尔加科夫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剧作家。

  但就像徐昌翰在《大师与玛格丽特》译后记中指出,到了20年代末期,特别是3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日趋尖锐。从1929年开始,他的剧也一个接一个被撤下舞台。报刊上对他点名批判的口气也越来越严厉和粗暴。他的作品也不再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作为一个作家,连生存也受到威胁。他向当局要求自我放逐——把他放逐到苏联以外的地方。可是没有人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斯大林、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高尔基等人写信。1930年3月28日,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他。不久,又安排他到艺术剧院,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下工作。但他的创作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创。他意识到,当代题材的创作生命于他已经结束了。此后十年,他几乎全力以赴投入了历史题材戏剧的创作。他先后写了《莫里哀》《死魂灵》等剧本,把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写了《大师与玛格丽特》。但他后期的写作,近乎是“抽屉写作”、“地下写作”。这些作品得以发表,且产生重要影响,是他去世多年后的事情了。

  事实上,无论是布尔加科夫,还是别雷,虽然他们的创作极为超前,其影响却因时局所限,很长时间里只局限于俄罗斯本土,从而错失了与世界文学同步与合流的机会。但出于种种原因,相比俄罗斯黄金时代文学,还有欧美文学,中国读者对白银时代文学的了解要少得多。在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出版人曹元勇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剧变,在中国图书市场上,西欧、美日文学大行其道,除了托尔斯泰等一些主要经典作家,包括白银时代在内的俄罗斯文学被边缘化。这也正是该社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用意所在。曹元勇表示,通过“双头鹰”这套书成规模的出版,或能拓展我们的文学视阈,给当下过度市场化的中国文学生态注入一点异质的东西。

  同时,亦如曹元勇所说,俄罗斯文学虽然近年表现不太抢眼,但它有非常雄厚的文学传统,鉴于文学之于俄罗斯的重要性,阅读这些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也恰好是了解俄罗斯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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