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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平:诗歌正义就是保持精神离索

2016-11-24 10:3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西平 阅读

  诗歌正义,就是保持精神离索,以纯粹的文本“维持或再生产话语”,以“正义之诗”创造一个更为单纯和松散的微观团体。但不要被卷入庞大的团体利益之争,不要“集中于共同立场”,更不要沾染一些不好的江湖脾气。因为在中国的诗歌江湖团队中,我还没有发现像超现实主义那样可以服从的绝对领袖,也没有像阿根廷诗人那样拥有“高度隐喻的自由诗歌”的创作标准,更没有奥登诗人团体的美学计划……总之,这样的诗歌团体无法使诗歌实现民主化或“革命化”,与其这样,还不如对那些“枯朽的东西”说“有感觉”,或者老老实实与“古老的事物”呆在一起……在诗歌的创作中,不断尝试,不停探索,或有收获,亦喜亦贺,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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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就是靠智力谋取诗歌。诗歌不是幼稚的启蒙术,而是一项靠智力谋取和雕琢的巨大工程。它是在正义的真空里创造出来的。它的形成,都伴随着每一个先验性的模具的消失。它背离了“自然”与“真诚”,它服从着某种召唤,它恪守着诗意的“混乱”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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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就是抵制价值观泛滥。当下诗歌期刊普遍存在价值观泛滥的危险。而对于一些民间性的期刊,缺乏统一的纲领和敌人,整体趋于诗集化。人人的视界里充满了大量的无效的墙头期刊。而我们所期盼的先锋的正义的期刊却没有出现,致使许多诗人没有一致的与公众交流的合适手段。先锋的正义的期刊最重要的一点是,担当的同时,有助于将自己的利益集团推向公众。比如说,与英国的《新签名》一样,《普罗亚》《马丁菲耶罗》都是富有进取心的编辑和寻求出人头地的诗人的产物,它们继续公开促进作家的职业化,并通过对文化精英的认同赞美从而推销自己的诗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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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向电报体诗歌宣战。诗歌的电报文体。其特点是简短,并以告知为目的,字里行间散发出旧机器达达达的声响,其诗歌的言语方式,极力避免个人情感和道德判断。这是典型的工业文明的体例。欧洲诗歌中经常会使用这种文体,在拉美,希多龙多采用这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电报文体是自由、颠覆的代称。而中国的工业时代电报文体并不十分抢眼,主要是受特色体制遮蔽,丧失了其应有的正义性,恰恰是到了新世纪,随着网络的发展,数字体诗歌泛滥……电报文体在中国,就像天上流云,瞬息即逝,我们都经历过它,却什么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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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应唤醒信仰缺失。当下整体的诗歌主题是:信仰缺失。全社会也是如此。信仰的缺失体现在语言表达形态上的转变,即语言由一种中立的工具,转为人类集体说谎的宣传性手段。没有一首可解决这场信仰危机的诗作出现,以此来创造新的和恢复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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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就是塔尖上喊话。随着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发生激烈变化,诗人已经不再是领导者或预言家,而且每个人所面对的读者不再独特和同质,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一类伪造正义的诗人,站在塔尖上彼此喊话。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他们伪造还自己的热闹,神奇地活在了现实版的戏剧中,并且发明了一群极度热情却无比智障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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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钟情于那些语言自足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就曾提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这话显然道出了语言不能自足的危机感。不过我觉得真正的语言自足者,还是有的。比如俄裔美国学者罗曼•雅柯布逊,他的许多著述是用俄语和英语写的,而且懂得几十种语言。比罗曼•雅柯布逊更伟大的人还有犹太裔西班牙作家拉斐尔•坎西诺-阿森斯,他曾自夸可以用十四种语言跟星星打招呼,包括现代与古代的语言他都会。据说凡是碰见他的人,“好像是进入了东方和西方的图书馆”。

  纵观当下全球语境,料想掌握某种语言的人比比皆是,略有才华者,再翻译点小诗小文,便是不得了。更有狂放极致者,掀起一个人的语言风暴,故弄玄机,蛊惑民众,假扮大师充当小丑。事实上,在当下汉语视野下,我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自足者。所有的人,都是不完备的,都是危机语言的携带者,都貌似大爷实则利益语境中的“孙子”,都是纯净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恶之源,祸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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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其贡献在于所践行的自由诗打破了和谐。对乐音、韵感与形式上的严整性的破坏,使得固有的图像变得支离破碎。语言的内部张力,又使得诗歌的镜面显得极为“丑陋”。反之,那些摒弃诗歌正义之人,他们总是试图在拼接恢复诗歌的古板元素,要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干脆放弃了所有束缚,一切写作都成为了一种拆除栅栏式的行为。这跟妓女接客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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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应倡导诗不能太饱满。没有一个写散文或写散文诗的作家对诗歌语言进行排斥,事实上也没有理由去排斥,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每一位作家所追求的。但是许多诗人,在其诗歌中却对散文性语言相当排斥。我认为,一个诗人去写散文诗没什么不好,但是有一点,在语言上要把持好,不要因散文诗的相对“自由”而丧失正义感。同样的,散文诗作者如果尝试自由诗,难度会更大一些。前不久一位散文诗作者给我发来他创作的自由诗,认真看了一下,发现还是没有甩掉散文诗的影子:结构太松散,语言缺乏纵深度,情绪表达太饱满。也许有人会问,情绪饱满难道不好吗?是的,不好。一首诗就好比一只容器,饱则撑,满则溢,没有空间感的诗歌,会让读者很窒息,读者的阅读性参与不进来,就像渗不进去水的地表,好坏不关乎痛痒那怎么行呢。如果将散文的语言与纯诗歌语言融合,那势必将会产生精妙无比的趣味感。华兹华斯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最好的诗中最有趣味的部分的语言也完全是那写得很好的散文的语言。”当然了,现在有一些诗人在散文诗语言上尝试突破,加入小说情节,植入美学观念,极度隐藏情绪的泛滥,语言更加接近于纯诗的严谨,结构更加诡秘、多变等等,总之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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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就是一个人的文本运动。当下有一拔小众诗人,他们总是在一种反复的演进、移植、裂变,甚至杂交中进行着“一个人的文本运动”。不论如何,这种实践只是显形的,我更感兴趣的是内在精神的折射,这就好比一群大雁从空中飞过,我不认为它们排列的阵形有多好看,而是关注它们投射在大地上的阴影是如何压迫一片树叶,或一只蚂蚁的大腿。我相信,这样的充满了正义感的“运动史”背后一定潜藏着一部属于个人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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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的实践中,抽象的事物如何实现“存在的真相”。其实这只是一个浅层次的技巧,比如我们表达“风”,则通过摆动的树枝来呈现它的“真相”。但是好多人找不到那把“变幻的钥匙”,如果拥有这种钥匙,那么诗人就可以考虑如何在诗歌中搬运一切“缄默之物”。对此,策兰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词,那就是“摆渡人”。沿着时间的河流,从彼岸到此堤,或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诗人充当了 “搬运”的角色,没有任何粉饰,伟大的正义之举在显现,一切都是“存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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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就是压倒一切的牛。把诗写的任何人都无法借鉴和抄袭,那才叫一个压倒一切的牛。就像勃拉姆斯的音乐,谁也没法将它作为某个电影场景的伴奏曲演奏。从这个意义上讲,勃拉姆期要比贝多芬牛逼。维特根斯说,勃拉姆斯有压倒一切的能力。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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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即从幸运的阅读出发。阅读的幸运必然是以“连串”的形式出现,比如幸运的诗人写出了幸运的诗,幸运的诗又碰到了幸运的读者,幸运的诗人又碰到了幸运的读者。从文本出发,是从诗的良心出发。诗歌正义,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成熟阅读者。某一个诗人或一首诗,长期以来视而不见,阅读时或直接跳过,或根本进入不了,但是当有一天被别人在某一篇文章里提示,或选入某个经典选本时,才觉得那么好。这种阅读上的盲点被黄灿然称为阅读成熟的表现。事实上我认为恰恰相反,真正的成熟阅读是,不需要任何人提示,便能辨识出它的“好”,并能快速“进入”甚至数次“进入”,有独到的发现。这就是布鲁姆之所以两次读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三次读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的原因所在。好的作品深不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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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正义的终极目标,就是在语言的高速公路上,力助诗人找到下一个出口。100年前,诗人的语言面临着技术化和工业化的侵扰,100后的今天,我们将面临后技术化,或新型工业化,甚至信息化所带来的烂情主义的极度分解。可是,从本质上讲,我们的语言总有一些缺陷,不能够在一种相对澄明的秩序中学会包容。因此作为诗者,如何利用诗歌之正义,实现美学与哲学的提升?这是诗人的下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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