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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词典:历史浓缩成词条

2016-09-08 10:5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米沃什 阅读

  政治警察监视万千告密者 劳改营网络覆盖欧亚大陆

  AMALRIK,Andrei(安德列依·阿马尔里克)。或许20世纪最无法理解的就是那个自称为USSR,其他地方管它叫“苏联”的国家的垮台。苏联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队伍,耗费天文数字的资金把自己发展成天大的组织。它控制着千千万万的告密者,把一个劳改营网络覆盖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为确保外国人不了解其制度的真相,苏联在宣传和间谍活动上也是不惜血本。这昂贵的恐怖机器以人道主义口号为掩护,看起来似乎确保了其绝对统治的持久性。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胜利以及对划分欧洲的参与,显示出它的内部效率,使刚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接受它如同接受一种宿命。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块巨石上出现了裂缝;然而那些观察到它崩溃征兆的乐观主义者们却一度自讨责难,被指责混淆了愿望与现实。

  我是温和乐观主义者中的一分子,这就是说,我期待着改变,不认为莫斯科会一直支配我们的国家,我曾想变化肯定要发生,但不是在我有生之年。依我看耶日·杰得罗依茨要有把握得多。他以英帝国和法帝国的倒台为参照,肯定苏联将要倒台,但即使是他,也不能预言这事将在何时发生。我知道只有两个人坚信苏联的绝对统治即将崩溃,不是在什么未来的某一天,而是再过十年,或者顶多再过十五年。

  这两人中的一个就是安德列依·阿马尔里克。他于1932年生于莫斯科,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儿子。作为一名俄国人,一个居住在莫斯科的人,他心里装着他们家族的法国世系。他喜欢提及他们西哥特人(Visigoth)的家族姓氏,阿马尔里克。有两位姓这个姓的国王参加过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还有一位姓阿马尔里克的罗马教皇使节,在十字军与阿尔比派教徒开战并攻打下贝济耶城之后,因高喊“把他们杀光,上帝会决定他们谁好谁坏”而出了名。中世纪有一位名叫阿马尔里克·德·拜纳的人,信奉异端邪说并为其信念而殉难。俄国阿马尔里克家族的祖先在19世纪从阿维尼翁移居到俄国。由于对过去感兴趣,安德列依学了历史,硕士论文写的是基辅罗斯。当他被要求改写论文以符合有关原统治者为斯拉夫人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官方论点时,他拒绝了,因而始终没能拿到学位。他趟出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打打零工,只求能够保持内心的自由。他既没反抗过国家也没承认过国家。他不读报因为报纸撒谎。他写下的东西,包括以荒诞戏剧精神写下的五个讽刺剧本,全都不适合出版。其有意隐遁的策略令我想到约瑟夫·布罗茨基。而且他于1965年被捕后所受到的指控也与布罗茨基相仿:寄生虫(指他协助一些知名画家将作品送到国外)。他被判两年流放,发配到西伯利亚一集体农庄劳动。关于这段经历他写了本书,名为《不情愿的西伯利亚之旅》。书稿偷送到国外,1970年在纽约出版。我读了这本书。书中对俄罗斯农村的细节观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阿马尔里克的论文《苏联能否支撑到1984年?》。他采用了合法的、逐步争取自由的策略,使用真名,出具地址,公开讲话。这本薄薄的书其实只是篇论文,1969年出现在阿姆斯特丹,然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由巴黎《文化》杂志出版的波兰语译文。

  1966年阿马尔里克获准从流放地返回,但1970年他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严管营改造并遣送科雷马执行。他活了下来,但又被追加了三年刑期。安德列依·萨哈罗夫组织了一场国际抗议,使得对他的刑罚由严管营改判为国内流放。他于1975年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然后于1976年来到西方。荷兰乌特里希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胡佛学院先后款待过他。

  阿马尔里克的预言后来成真,只在时间上有几年出入。自然,我们今天对其预言的理解与那时有所不同,那时,人们有理由怀疑阿马尔里克的预言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作为其同代人中的异类,他一直被比作沙皇尼古拉一世判决为疯人的彼得·恰达耶夫。就像后来证明的那样,阿马尔里克的判断尽管极端,却绝对清醒。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曾写过有关基辅罗斯渊源的东西,而现在,如其所言,他写的是这同一个绝对统治的终结。苏联学家们把功夫全花在了从西方进口的马克思主义上。与他们不同,阿马尔里克坚持认为,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绝对统治才得以扩张,就像古罗马由于接受了基督教,其存在才得以延长数世纪之久。他不曾论证过这一论点,但他据此将研究指向了他的国家的独特之处,在这一方面他有许多先行者,以恰达耶夫为第一人。阿马尔里克把沙皇及其后继者的国家比作发酵的面团,一动不动就能发起来。他将“社会中层”或官僚阶级的思维僵化看做苏联即将垮台并丢失领土(两德将要合并,东欧国家将获得独立)的一大征兆,那些人没有能力做出明智、大胆的决策,他预计他们仅仅出于害怕失去权力的心理才做出许多决定。总的来说,阅读阿马尔里克使我们认识到苏联倒台的原因之复杂。关于这一点人们现在讨论起来无休无止,但全是事后英雄,而他却是先知先觉。他把人的精神因素包括在了苏联倒台的众多原因之中: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个人权利与尊严是一些异己概念,自由被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而公正意味着我的邻人过得像我一样差,如果别人过得好,那就是不公正。与此相关的还有科学进步与根深蒂固的习惯之间的反差。“苏联火箭已经飞抵金星,而在我居住的村子里人们还在用手刨土豆。这不应该被视作滑稽对比,这是一道裂缝,它将深化为一座深渊。此事的关键不在于刨土豆的方式,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的思维水平并不高于这动手刨土豆的水平。”

  尽管阿马尔里克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作为一个自由人,当得起别人对他的敬慕,不过我并不想把他抬高成一位先知。他曾预言苏联与中国之间将爆发战争,他在其中看到了一场大灾难的祸端(发生在阿富汗的战争替代了这场战争)。他也曾对历史的终结有过启示录式的预感,即大众被压抑的杀人欲望会突然爆发,但这事并未发生。我相信,在他欲使其洞察力理性化的努力背后,隐藏着他在西伯利亚集体农庄的经历。一种对于如此悲惨、如此残酷的生活方式的恐惧,转化为要求某种历史复仇的呐喊。然而他所开列的导致苏联垮台这一事件的原因仍显不足,那时它在我们看来还像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是在帕洛阿尔托(PaloAlto)遇见的阿马尔里克。我也遇见了他的画家妻子纠泽尔(Gyuzel)。他们在西伯利亚结的婚。纠泽尔是鞑靼人,她告诉我她生于莫斯科,是一位公寓楼看门人的女儿。在那里干看门人这种营生的主要是鞑靼人:“很久以前,我们统治过古代的罗斯,所以他们为了报复,把我们全变成了看大门的。”

  在西伯利亚,以及安德列依被释放以后,纠泽尔分担了他的命运。她被艺术家联合会拒之门外,无法展出自己的作品。我在美国没见过她的绘画,也不知道她是哪一类画家。我被她的美丽和魅力所吸引。

  阿马尔里克没能活着看到他的预言实现。他于1980年死于一起车祸,当时他正在赶往西班牙一个会议的路上。自那以后,我常会试着想象在失去安德列依之后,纠泽尔将怎样度过她的余生。

  另一位曾坚持认为当时苏联正处在垮台边缘的人是立陶宛政治学家亚历山德拉斯·什特罗玛斯(AleksandrasSztromas),他从立陶宛跑出来的时间不长,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说真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温克罗瓦自从在苏联军队中干过差事,便对该体制的混乱与腐败了然于胸,他也预计苏联统治不会长久,但什特罗玛斯坚信它只能再存在几年而不是几十年。

  灭他族文明只许讲俄语 生在沙俄境内您就得是苏联人

  RUSSIANLANGUAGE(俄语)。我生于俄罗斯帝国。除了俄语,学生们被禁止说任何别的语言。连预科学校开设的罗马天主教课程都不得不使用俄语。不过,正如父亲告诉我的,维尔诺的口语老师曾绕过那道禁令,告诉学生们只要用俄语记住一个圣经故事,即可应付检查。因此,不管哪个学生,如果被老师叫到,就会站起来背诵同一个句子:“亚伯拉罕坐在自己的帐篷里……”

  想要摆脱俄罗斯公民身份,不是件容易的事。苏联法律把所有出生于沙皇时代俄罗斯边界内的人都视为苏联公民。也许这项正式规定没有必要,因为,不管怎样,那些在1944年随红军一起到来进行统治的都是苏联公民。

  在一战期间,我们曾在俄罗斯各地流徙,所以在我的童年时代,俄语就渗透到了我的脑子里。后来,在维尔诺的泼德果纳大街5号,在一处公寓房的大院里,在我们一群孩子们中间,就有两个说俄语的,雅什卡和宋卡。我想,那时,维尔诺及其周边地区的俄罗斯化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尤其是在1863年之后。

  我从未正式学过俄语,但它在我内心深处占据了一席之地。我愿意斗胆作出一些概括,比如说,那些加利西亚人的耳朵有点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对波兰语的感觉跟别的地方的波兰人不一样,这在他们的诗歌中可能也有所体现。莱什米安生于华沙,就读于基辅;在他的作品中,我想我能辨认出抑扬格俄语诗歌的回声。事实上,他一开始写的就是俄语诗。我觉得俄语诗歌的魔咒对我自己来说具有极大吸引力。比如,普希金的诗歌力量强大,形式夺人,他那些诗行仿佛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里。然而,我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俄语诗歌与波兰语诗歌的音域不一样,模仿俄语诗歌会很危险。事实上,我从未翻译过任何俄语的东西。纵然我跟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朋友,而且他还把我的许多诗翻译成俄语,我也无法改变我不译俄语的习惯。我只译过他的一首诗,不过,关于他的诗歌,我用波兰语和英语写过很多文章。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几十年里,曾发生过关于这两种语言的不同规则的争论,这场争论跟于连·图维姆翻译的《尤金·奥涅金》有关。亚当·瓦热克(AdamWażyk)像是有意竞争似的,也译了《尤金·奥涅金》,还攻击图维姆的译本。波兰语词汇中重读的往往是倒数第二个音节,而俄语的重读音节是变化不定的,偏重于抑扬格音步。为了在波兰语中模仿普希金的抑扬格,你不得不用单音节词来押韵;这一点图维姆处理得相当成功,但效果相当单调。瓦热克基本上没用这种押韵法,他的翻译读起来自如多了,字里行间更多地体现了波兰语的神韵。波兰语和俄语这两种语言是不对等的,这一点可以从俄罗斯人对波兰语诗歌的评价中看出来。他们往往喜欢那些合辙押韵的波兰语诗歌,因为那样的诗歌能使他们想起俄语诗歌。

  到目前为止,波兰诗人在没有给波兰语带来任何大的伤害的情况下,已经摆脱了格律和韵脚的束缚。我不知道,俄语诗人会如何做到这一点。布罗茨基一直是个格律诗人。

  在1914年之前,俄罗斯比波兰更加积极地参与了整个欧洲文明的进程,阻碍波兰的是国内的分裂状况。俄罗斯知识分子真正是世界性的。因此,在波兰文化中有一些外来因素,这些因素来自那几个使它四分五裂的强国的首都:普日比谢夫斯基(Przybyszewski)来自柏林,亚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来自基辅—但实际上来自彼得堡,这都拜俄罗斯诗歌的创新所赐。在两次大战之间,伊瓦什凯维奇的斯卡曼德诗社的同仁们跟他比较起来,似乎更显得具有地方性。

  在我父母那辈人看来,俄罗斯似乎只意味着广袤而开阔的空间。我父亲的第一个工程师职位是在西伯利亚取得的,这并非没有意义。俄国革命之后,许多人不得不离开那些广阔的地方,回到维斯图拉河流域。他们感到自己好像被拘禁了起来。有些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他们很难适应狭隘、琐碎、充满流言蜚语的环境以及你来我往的纷争。雷昂·佩特拉热茨基(LeonPetrażycki)是彼得堡大学的闻人,那儿成群的学生们挤进演讲厅去听他上课。后来他在波兰自杀。同样的命运也等候着亚历山大·雷德尼茨基(AleksanderLednicki)。

  得罪斯大林或希特勒结局都一样:请进集中营

  TERROR(恐惧)。在20世纪的欧洲,恐惧是一种主要的心理状态,但它还没有被广泛分析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也许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回味那种羞辱的感受,恐惧使人感到的就是耻辱。当然,恐惧有多种,我们应该逐个分析。

  战时的恐惧只是一个英雄主义问题。所有的士兵都害怕,不过优秀的士兵能用他们的意志力战胜恐惧。我们人类本质上都是享乐者。孩子们不断地出生,代替那些死于战争的人,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当许多勇敢的人被交托给大地时,我们人类难道没有失去什么吗?英雄们躺倒在战场上,而与他们作战的是一些同样勤劳的人们—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参加战争的人数以百万计—难道我们不应该就此发问:我们失去了最优秀的基因,这对活着的人有什么影响?耶日·斯坦鲍夫斯基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法国、德国和英国真正有潜能的领导人物不是死于大屠杀的话,一战之后的欧洲会很不一样。

  在斯大林政权或纳粹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人们每天所面临的恐惧是另外一种。在1940年的维尔诺,我对这种滋味只是浅尝了一下;不过,尝一下就足够了。我因此得以根据我听来的别人的谈话和故事,想象黎明前人们可怕的等待,等待“他们”出现。在俄罗斯,根据地方上的告发草拟的名单,或由专案逮捕和“坦白”,各种各样的人被赶进了集中营。如果我不是在1940年7月逃出了维尔诺,我想,我不会有勇气拒绝为《维尔诺真理报》写东西。这或多或少是上边的要求,因为我们“灾祸派”有几个人都曾在那上面发过文章。当人们对流放的恐惧胜过对死亡的恐惧时,我们怎么还能指责他们呢?亚历山大·瓦特曾描述过那种莫大的恐惧。当时他在《红旗报》工作。《红旗报》在利沃夫,相当于《维尔诺真理报》。置身于一群驯服的精英分子之中,你对遭到集体驱逐的恐惧就会减弱。但是,当你想到你稍稍出错或思想出轨就会受到惩罚的时候,你还是恐惧在心。利奥波德·泰曼德曾经为《维尔诺真理报》写文章,后来他被判了十五年。不过,他没有被流放,那是因为铁路工人解开了机车与车厢之间的挂钩,也因为那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所以他幸存了下来。

  恐惧会使行动陷入瘫痪,或者有可能会妨碍行动。我曾闯过四道“绿色”边界线,从维尔诺长途跋涉到华沙。那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如果我心存恐惧,可能就做不成这样的事。我给自己做过一个特殊的(疯狂的)手术—我至今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我确实想排除自己的恐惧感。恐惧感就在那儿,但我就是不让它进来。我是跟索非娅·罗格维卓娃(ZofiaRogowiczowa)一起艰苦跋涉的,后来她过分吹捧过我的能力和机敏。我为此而尴尬,因为我知道,我在那种困境中的所作所为虽然值得她赞美,但我真的既没有能力,也谈不上机敏。

  在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恐惧有不同的阶段和紧张程度。我认为,1940年9月,随着第一批人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对正常的生活结束了。我们明白自己已成为彻底不受保护的动物。有四年时间,我一直心怀恐惧,它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子弹,我曾用各种策略对付它,比如让自己相信:这种或那种证件或许能帮助我(尽管事实上,我并没有那样强有力的证件)。或者,不去吸引那些可能会告发我的人的注意力(我那些收入地下出版的文集《独立之歌》中的评论就是这样写的,没有人会猜到我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过,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思考我与强力之间的秘密协定;如果你满足某些条件,它就会保护你。我还决定:由于我还没有完成命中注定要做的工作,我愿意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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