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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诗刊》专访赵晓梦

2015-12-25 09:0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赵晓梦

  赵晓梦,笔名:梦大侠,生于1973年,重庆合川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辑。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上百种报刊,入选10多种选本。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中学生文学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赵晓梦曾被评为“四川十大文学少年”、“全国十佳小记者”荣誉称号。1992年因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西南师范大学免试特招。大学期间出版有作品集《爱的小雨》、诗集《给雨取个名》,2001年出版作品集《把门打开》、2003年出版报告文学作品集《最后一个问题》、2015年出版诗集《一夜之后》。获得省和国家级文学、新闻奖50余次,被评为“四川省报纸副刊十佳编辑”、《西北军事文学》优秀诗人、四川省文联《现代文艺》2015年度十大作家。

  赵晓梦诗观

  我喜欢纯粹的诗,就像山里春天的阳光,干净,纯粹,充满力量。

  2015年11月,实力诗人赵晓梦的最新诗集《一夜之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诗集收录诗人近两年所精心创作的百余首诗歌新作。诗集分为六章:行走大地、季节词典、秋天之门、偶然乡愁、一夜之后、北方南方。或抒写故土乡愁、亲情之思、友情之叹,或向阳光、大地、季节、景物送上颂赞,几乎所有的生活元素成为了这部诗集的内核,加之诗意浓厚,语句清新,韵味悠长,称得上是诗歌界又一丰美的收获。短短两周时间,该诗集就创造了热销2000余本的业界“奇迹”。本报记者专访了《一夜之后》作者赵晓梦。

  《华语诗刊》:《一夜之后》2个星期销售2000多本,超出您的想象了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它“大卖”呢?

  赵晓梦:的确很意外。当初出版社吴鸿社长说,这本诗集作为出版社本版书,他们准备起印3000册时,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因为一般诗集印1000册都不错了。结果出来两周时间就卖了2000多册,现在还“差”读者一千多册,正再版加印3000册,估计元旦左右能拿到书。

  《一夜之后》能有这个销量,我得感谢朋友们和读者们的捧场。朋友们捧场,是因为我十多年后又“重回”文学,出本书不容易,作为对作者和写作的尊重,哪怕再熟悉的朋友,他们都坚持购买。读者们捧场,并不是因为我的诗写得好所以才卖得好。就像一个读者在购书时给我留言说的那样:她是看了我书封上摘的几句诗决定购买的。我想这或许就像两个人谈恋爱,看对眼就行了——对的就是他们想要的。

  《华语诗刊》:这种“大卖”,与“乌青体”、余秀华诗集的热销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它是诗坛“春天”到来的一个折射面吗?

  赵晓梦: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的诗集热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名人效应、新闻热点效应。而我作为一个“失联”诗坛十多年的写作者,显然不具备这个知名度。我于诗歌,仍然是一个草根。

  几个人,几本诗集的热卖,并不足以说明诗坛的“春天”来了。对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而言,诗歌的春天一直都在。今年12月20日,我重庆的诗歌兄弟李海洲举行了他的新诗集《一个孤独的国王》现场签售会,三个小时签售了500多本,当时也有人感叹这是诗歌的胜利。我的看法是,自上世纪汪国真把诗歌推向大众,掀起一波热潮后,诗歌又回到自己纯文学的小众里;5·12汶川大地震,作为最能打动人、激励人、书写人心灵的分行文字,诗歌再次活跃起来;这两年,随着微信等新型社交媒体的诞生,诗歌又“春”了。各种诗歌流派、圈子、微信公众号,十分热闹;写诗的读诗的,似乎多了起来。但仔细看你会发现,真正称得上诗人的,还是只有那些人,只不过换了个平台发表而已。与此同时,诗歌等纯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却是一降再降。如果“春天”来了,应该不降反升才对。所以我认为,诗歌仍然是小众的,对于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而言,他们的“春天”一直都在。

  《华语诗刊》:《一夜之后》是您的第五部出版作品,距离您上一本作品集时隔12年。是什么原因让您在多年后再次出版诗集呢?创作过程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或者阻碍是什么呢?

  赵晓梦:著名诗人梁平在给我诗集作序时说,这是我在诗坛“失联”多年后的回归之作。的确,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少年、青年,突然之间一下子就从自己当年狂热追求的文学梦里消失了,多少让人觉得意外。而让我重回诗坛的原因,也是个“意外”。我这本诗集最后一章《南方北方》里收录我写于2011年和2012年的一些诗歌。当时的情况是,我参加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一个采风团,从广西北海到桂林,坐了差不多九个小时的火车,大家在车上把每个人深藏的秘密都说完了,火车还在铁轨上散步。于是在车厢的连接处,我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窗外熟悉而又陌生的乡村风景,久违的诗句不请自来,于是便在手机上一口气写了三首诗。接下来2012年,我被集团选送去北大进修一个学期,学习之余,游历了祖国北方的一些大好河山,久违的诗歌又找上门来。有了这些铺垫,从2014年开始,我便坚持写作诗歌,写多了,便想结集出版,于是有了这本《一夜之后》。

  老实说,我现在对这本诗集里的大部分诗歌是不满意的。这就是曾经长期困扰我的创作难题:一个是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好;第二个是如何突破自己,进入随意书写的境界。好在我及时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比如《星星》诗刊、《天津诗人》、《华语诗刊》,甚至《人民文学》刊发了我的诗歌,给予了我极大鼓励。尤其是我联系上了20多年前就结为兄弟的70后代表诗人曾蒙,他为鼓励我,坚持每天写诗,发给我看,让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我每写一首也发给他,他都会提出意见。今年春节我去攀枝花看他,我们就诗歌写作进行了一次深谈,重要的是他推荐了几本书给我,其中一本王家新翻译的《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让我一下子打开了思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和着力方向。

  《华语诗刊》:这部诗集侧重回顾近两年来您与诗歌相伴的人生履痕,有知名诗人、诗评家评价诗集里“您”十分地真实和真诚,结结实实地写出了“自己”。您认为什么是“自己”?

  赵晓梦:“自己”就是生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面对景物的感悟。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一段穿城而过的锦江,岸边杨柳依依,拱桥流水,竹林楼阁,晨光夕阳,甚至青草和淤泥,给了我很多的灵感。我曾经对女儿说,我从这条河流里“捞”了一二十首诗上来。还有就是,我一年中有半年上夜班,晚上下夜班回家,车子停在对面小区,每天都要穿过别人的花园,夜晚空旷的脚步声里,花草、露水、灯光、楼道都争着挤进来阻止我的睡眠。这些个人化的生活体验和感悟,让我有了源源不断的诗情。

  《华语诗刊》:阅读您的诗歌时,我们常常会感受到,您在寻找并极力张扬着社会中的光明和温暖,因此在您的诗行里无处不弥漫着一种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是这样吗?

  赵晓梦:刚才我说了,因为工作原因,我的大部分诗歌都是晚上写的。人在黑夜里,思绪走得更远,同时深处黑夜又让我对光明充满渴望。所以我不断鼓励自己“与其幻想十万个温暖的未来/不如挺住现在的艰难”。还有一个,人到中年,对故土特别怀念,对来时的路特别感伤,这种种回望与关照,让我不自觉地涌出书写的使命。没想到这些分行文字,竟让您读出了“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真不好意思,我既无“士大夫”的道德情操,也无“家国”的崇高理想,我的书写都不过是如同梁平所说:结结实实写出了自己。

  《华语诗刊》:您的社会身份是一名资深媒体人,这个职业让您阅尽社会和人性的真实,那么它与诗人天性中的肆意诗性有着冲突和违和吗?您又是如何让自己的诗意才情没有被媒体的信息海洋淹没,对语言保持自己的高度敏感和对世界的“痛感”,来完成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

  赵晓梦:这个问题很好。前面我说过,这部诗集是我在诗坛“失联”多年后的“回归”之作。之所以会中断十多年重拾文学梦,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自己从事的新闻工作与文学创作是矛盾冲突的。一个是写实,一个是写境,人在这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里,是分裂的。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人首先得生存下来,然后才能去谈自己的爱好。我也一直认为,自己不再写作,是因为忙于工作没时间。但后来我发现,这是自己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我现在的工作仍然很忙,但情况好的时候,每天能写一两首诗。

  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各种媒体发布的信息汪洋,人要做到“独善其身”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个诗人,要从自己每天习惯面对的真相追问、事实依据、直接了当中,保持自己对语言的敏感、对世界的“痛感”,确实很难。至少在刚拿起笔重新写诗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但随着诗歌写作的深入,尤其是现在,我对这种人生经历,却充满感激。正如您所说,媒体这个职业让我阅尽社会和人性的真实,使我在写作时有了思考的厚度,也有了看问题的宽度,拓展了表达的回旋余地。同时我发现,诗歌写作虽然需要灵感,需要才情,但更需要伟大的生活来成全。我不过是换了个角度来看世界,换了种语言来表达生活。没人命令你去成为诗人,但生活会让你成为一个诗人——你只需要去做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思考者、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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