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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贾平凹:火焰向上,泪流向下

2015-07-02 09:2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贾平凹 阅读

  年过六旬,贾平凹也可以被称为“老汉”了,可是坐在记者面前的贾平凹,似乎和20年前《废都》扉页上的作者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两鬓不见白发,一天两包的烟瘾还是那么大,说起话来,还是一口难懂的陕西商洛方言。老汉不老,老当益壮,他的写作,在最近10年,更可以说是老树新芽、遍地开花,他说:“60岁,才是一个作家的成熟期。”

  2008年,他凭借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今年4月,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将“年度作家”大奖颁给了贾平凹,5月15日,中国作协公布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目录,贾平凹的《老生》与《古炉》两部长篇入选,步入成熟期的贾平凹下笔如有神,创作力又达到一个旺盛的巅峰,也难怪在华语传媒文学大奖颁奖期间,有青年崇拜者见到贾平凹竟当众下跪,磕头行礼。

  很多人不理解这位文学青年,觉得他脑残。其实每一次出版社给记者寄来贾平凹厚如砖头的新书,拜读之后,记者心里的钦佩之情也如滔滔江水,2005年的《秦腔》43万字,2011年的《古炉》67万字,2013年的《带灯》36万字,每一本都是一部现代中国的历史,每一本都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而且文字绵密,力透纸背,绝非动辄千万言却空洞无物的网络小说可比。

  殊不知,这样的写作背后,贾平凹付出怎样的辛劳。他对记者说:“你们看我写得快,其实我每本书都要写上三四稿,而且我不用电脑,你可以想象,稿纸都堆成什么样了。”

  在《带灯》的扉页上,贾平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一个燃烧自己的生命写作的作家,为我们的民族写下史诗,那样浓烈,像一坛老酒,越品越醇。

  旺盛的创作力

  《新民周刊》:这次你来上海,是为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先生的新书发布会担任嘉宾。你对诺贝尔文学奖怎么看?你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也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近几年来,国内的文学奖评选争议颇大,你觉得国内这些文学奖的评选是否公正?

  贾平凹:现在社会已经没有统一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面对全球,别的国家有争议我们也看不太到,国内的文学奖一有争议,媒体一报道大家都看到了,就容易放大。另一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历史悠久,从1901年开始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时间长吧,肯定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国内的文学奖才几年?时间还短嘛,经验不足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新民周刊》:这次《古炉》和《老生》也申报了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有没有信心第二次获奖?

  贾平凹:那不是我说了算的,我把我的任务完成了就好了。

  《新民周刊》:近年来,你特别高产,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保持了非常旺盛的创作力,是不是都写得很顺利?有没有碰到困难?这种旺盛的创作力来源于何处?

  贾平凹:我的小说有时候写得很艰难很痛苦,有时候写得很得意。写作都是这样,也要看你准备得是否充分,搜集的资料能否支撑你的写作,你投入的情感是否充沛,和你的小说最后呈现的面貌都有关系。

  我其实没有写那么快,写作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家看到我两年出一部长篇,其实前后拉扯起来,又是三四年的时间。

  我到现在还是手写稿子,《古炉》60万字,前后手写的稿子有一麻袋。每一次写作,我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主要还不是体力消耗,而是脑力消耗、感情消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每一次都会触动心里很多让人难过的事。

  《新民周刊》:写《老生》时中断了三次?

  贾平凹:我在自己的书房里写过一幅字:“书道唯寂寞,文章惊恐成”。和书打交道,一定是件寂寞的事,而文章越写越惊恐,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后来年龄大了以后写最近的这几部长篇,从没有说一稿写成的,都写了三四稿。比如说《老生》,现在成书的只有22万字,但是实际上我写了100多万字,写一遍,觉得不对,推倒重来,就这样写了几遍。改一遍,抄一遍。抄的时候,又感觉不对了,那就又重新来过,就这样写过4次。你想4次要多少字?这都是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年轻的时候写起来快得很,年轻时思维敏捷,又有激情,事情也少,我记得我写《废都》,40多天就把草稿打完了。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一天可以写满10个小时,现在每天最多写4个小时,一般就写2个小时,就会觉得这里不对了,那里不对了,脑子也转不动了。

  《新民周刊》:现在你的事情又多。

  贾平凹:是啊,事情太多了,各种邀请各种会。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喜欢专门跑到一个没电视、没报纸、没广播,也没朋友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专心写作。现在活动太多,你不去,他们就骂你,对你有意见,觉得你摆架子。比如你要采访我,我要是拒绝你,你也会对我有看法,这也正常。但是你要都应下来,那就天天都是活动,从早到晚都有,确实会干扰你,你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作,这也是我没法接受的。

  年轻的时候天天想写,稍微把我感动一下我就想写,年龄大了以后,看到一个题材,想写,但是仔细一考虑,觉得也没啥意思,就罢笔不写了,现在写小说会更慎重。

  万变不离其宗

  《新民周刊》:你的小说在结构上总有新的变化,比如《病相报告》中的复调,《带灯》中一段一段有点像《圣经》又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最新的这本《老生》将《山海经》融入其中,结构上,古代神话和现代人类社会的故事形成一种反差和对照,让人耳目一新。其实一直在求变?

  贾平凹:人总得求新求变。我从20多岁开始写作,到现在60多岁,写了40年。当年和我同时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大部分已经不写了。作家这个行当,其实非常残酷,淘汰率非常高。如果你还是以前那种写法,谁看你写的东西?

  求变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特别难。一旦你形成了一种风格,要突破这种风格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内容到写法上,想要突破自己,都要遇到很多难题。而且老年人和年轻人比,在很多方面都不占优势,自己必须要不停地学习和积累,做出一些变化,尽量每本书写得都不一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咋写还是你自己,充其量就是今天换这件衣服,明天换那件衣服,胖一件,瘦一件,可还是你。面对一个题材,你的能力怎么把握,来选取哪种形式写作。

  《新民周刊》:《山海经》是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一本书?为什么会选择这本《山海经》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古籍呢?

  贾平凹:有人说《山海经》是神话,可是在我看来,《山海经》记录的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你看它怎么写?走150里路,遇到什么山,山上有什么飞禽走兽,又走200里路,出现什么奇怪的动物植物,我觉得它写的都是真实的,不是什么神话,只是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它当时记载的那些山水河流,现在还在,你说书上写的那些动物怪异吧,现在我们不也经常会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吗?你看《动物世界》里介绍的动物,很多以前闻所未闻,可它们真实存在。对不对?

  而且你越读《山海经》越发现,中国人思维习惯的的形成,最早都是从那开始的。对山的阴面和阳面的不同看法,慢慢影响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这很重要,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还有,《山海经》的写法上,它是一个山一个山往下写,很简单很平面,而我的《老生》就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下写,把那百年的历史写出来,结构上正好借鉴了《山海经》的写法。

  《山海经》没有写人的问题,写的是神,那我在《老生》中选用的,就是前面它写山水的部分,没有选《山海经》写神的篇章。我写的,都是人与人关系的故事,用它们代替神话,我也很少写到山水,我觉得我选取的《山海经》的原著部分就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功能。这样就形成一种对应和参照。我的想法是: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思维就是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写作《老生》这部书的,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山海经》与现在中国的现实世界,以及我的这本小说的关系的。

  《新民周刊》:如果把《山海经》引的原文从小说中抽离,其实对阅读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贾平凹:对,我小时候读《红楼梦》,《红楼梦》里的那些诗词,我也跳过,也一样看得懂。但我想总有人会读,读了,他就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新民周刊》:秦岭上有很多隐士,你在《老生》里也写到,你在那碰到了很多奇人。

  贾平凹:是的,秦岭终南山历史上就是修道之士隐居之所,现在这样的人也多得很,据说有3000多人,有名有姓的有1000多人,包括外国人都有在那修行的。寺院也很多,但更多的则是闲云野鹤,在那搭个棚修行。

  《新民周刊》:《老生》中写了大量人物的死亡,为什么这么写?

  贾平凹:写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有人跟我说你写了那么多死人我才觉得还真的是的,但其实在写的时候,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那个年代,死亡也太容易了,也太正常了,战争年代,死一个人算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死个人也不算什么。那时候非正常死亡那么多,只是因为媒体不发达,普通人不知道罢了。不像现在,和平年代死个人惊天动地。

  《新民周刊》:你自己有宗教信仰吗?

  贾平凹:我对佛道比较爱好,也不能说很有研究。不过我还是共产党员。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生存环境,乡下农村交通不方便,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东西。小时候就在那种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的都是那些东西,长大后接触佛道的知识之后,容易对它们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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