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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波:重新认识惠特曼

2015-06-17 09:3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马永波 阅读

  由于内战时辛劳过度,惠特曼于1873年患半身不遂症,终生未愈,在病痛中捱过了近二十年。然而,他不是屈服于病魔的折磨,而是经常拖着他的小凳子,到户外去,走到溪流边,为树的沉默和神秘而欣喜,吸纳着复原的精力与勇气。树的生机、忍耐和沉静正与人类的虚伪相反,它们如此纯真无邪又如此狂野,它们神秘而沉默的力量也许是最高最完善的美,我们可以从树那里了解到那将人类联合在一起的基础,亦即心智、成长、持续性、性格中的真实部分,乃至友谊与婚姻的无形基础。

  于是,诗人写出了《连续性》和《最能让人镇静的思考》这样充满信心的诗篇。他进而把自然尊为文学的尺度和标准,自然的丰富、伟大、永恒、生机,都构成了其写作的潜在海床。没有了自然,文学作品可能具有庄重的雕塑之美,可有了自然,诗歌就可能具备生命之美。惠特曼尤其认为,政治家更要学习大自然的政治,在《给一位总统》中,他劝导人们要学习大自然政治的博大、诚实、公正,因为人类社会中的民主其先决条件是自然中的民主。只有与自然发生关联,民主才是充满阳光、强壮和明智的。只有返回赤裸的生命之源——返回伟大、寂静、野性、接纳一切的母亲,人心中由于工具理性过度发达而积存的毒素才能逐渐排除。从这样的信念开始,诗人敦促我们去学习“一棵树的功课”。

  可直至惠特曼去世,他也没有怎么得到本民族的充分赏识和认可,甚至他的父亲临终时也对自己儿子的成就一无所知,他的弟弟也仅仅是将这位身边伟人的诗集瞥了几眼,便放在一边。像但丁一样,惠特曼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当世被忽略甚至蔑视的文学命运,他寄望于《未来的诗人》给予自己公正的评价,对于温文尔雅的英国式传统诗风熏陶出来的美国读者而言,这么粗放甚至粗糙却极其有力的声音,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自己心智的耳朵。然而,支持者虽寡,历史却证明了惠特曼的伟大。当时,只有约翰·巴勒斯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本相关传记《有关作为诗人和一个人的瓦尔特·惠特曼的笔记》。同年,英国诗人威廉·罗塞蒂发表评论《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并于翌年编选了《惠特曼诗选》,在伦敦出版,惠特曼反而在英国获得了坚定的支持者。1870年,安妮·吉尔克利斯特在波士顿《激进者》月刊发表文章《一个英国女人对惠特曼的评价》。1871年,英国诗人史文朋在《日出前的歌》中向惠特曼致敬;丁尼生和约翰·阿丁顿·西蒙斯给诗人写信表示友好。而安妮·吉尔克利斯特则奉简求婚,诗人在复信中婉言谢绝。这次失之交臂,也铸就了诗人终身孤独的情感生活的格局。尽管安妮·吉尔克利斯特后来曾携子女访问美国,寓居费城,希望能与惠特曼成婚,也没能改变这一定势。

  作为彻底改变了十九世纪文学表达的强力诗人,惠特曼的短诗具有一种迥异于其较长诗作的独特魅力,早年那种铺陈和自信化为更加内在深沉的反思与回忆,对话转为独语,从预言式的抽象转向具体客观的视觉性意象的传达,这种探索被后来的“意象派”所接续和弘扬。随着时日推移和智慧的不断深化,对生命本身、艺术本身,诗人都有了与前不同的认识和体会,他的声音变得更为低沉,甚至柔弱,而这种表面的柔弱,又是内里的极端的透彻和坚强。诗人1873年接连遭遇中风偏瘫和母亲去世的打击,身体衰弱某种程度上使其灵感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当年6月,诗人离开华盛顿,回到新泽西州坎登,从此寄居弟弟乔治家中达十年之久。翌年夏天,又被解除在华盛顿政府机关的职务,可谓贫病交加。

  这些短诗和他的自然笔记一样,具有典型的“现场”特征,大多像是简洁的速写,就是在清新的旷野、丛林和溪流旁匆匆写就,记录了当时当地的光影声色。这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与自然独处时的心灵日记,散发着生动朴素的气息。没有太过的润饰,甚至也不讲求章法,自然本身既然没有任何刻意,与其相应的文字也便也可以率性任真无拘无束。这样的笔法最适合于探索人与宇宙最原始的关系。

  惠特曼早年办过报纸,从事过记者行业,在内战时还曾在战地医院做过义务护理员,在他内心中,他的诗歌探索始终是与那一场伟大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在中期,他怎么由一个记者转型成为一个富有灵感的诗人,这还是个不解之秘,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在《草叶集》出版、他已实际脱离记者行业的时候,他依然是把自己看做一个记录者,而他的诗与随笔,则构成了与时代事件不间断的对话,并据此与美国民族的公共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的短章多有即兴的痕迹,往往是对某一实有事物的赞颂或回忆,这些诗有时会将诗人带入令人吃惊的方向。比如《给富有的馈赠者》,虽然此诗是献给百万富翁皮博迪(Peabody)的挽歌,这位富翁支持穷人和工人阶级,其动机与行为是高尚的,但与惠特曼通常所坚持的人要独立自足的观念有悖。这里我们不妨将其读解成诗人面对馈赠的坦然,诗人晚期也确曾接受过亲人与友人的馈赠,正所谓“给予是慷慨,接受是优雅”,这里体现的是,诗人作为精神财富创造者,对自身为社会总体财富所做贡献的价值自信,因为诗人“并不是一个对男人和女人毫无馈赠的人,因为我馈赠给任何男人或女人的是通往宇宙全部礼物的入口”。

  惠特曼文学表现力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他和艾米莉·迪金森一起成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驱。终其一生,诗人都只写了一部大书,一个大写的“人”,他的全部主题是民主、身体、自然、灵魂。他接受过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影响,认为自然中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这种思想,在他的短诗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比如《一只沉默而坚忍的蜘蛛》,体现了超验主义的抽象倾向和对灵魂冒险的激励。惠特曼的长篇诗歌犹如连祷,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具有鼓舞人灵的巨大作用,他的短诗也不乏这种精神力度,只不过语调更加沉郁,情绪相对内敛,且由于要日甚一日地面对所有人终要跨过的那道神秘透明的死亡之界限,诗人变得更专注于个体灵魂的得救,以及回顾一生,对个人生活的艰辛遭逢、诗艺创造的艰难探索,都有了一种游移与反思,这种贫病独居的普通老人般的对生活和生命本身的透彻觉悟,在一位艺术巨匠的喃喃低语中坦呈出来,更其感人。

  这种普遍人性从来没有这般绝对、持久而自然地附着在一位作家身上。且正是如此,惠特曼才发展出一种将万有都揽入胸怀的“宇宙情感”,前瞻了人类必将建造的大同世界,将地球视为一个整体的诗意激动与狂喜,它和谐的活力、慷慨、美和力,以及对于人类、美学、艺术的规律和法则的适用性。我历来对野心勃勃自信满满的写作者深为怀疑和反感,我相信,但凡有自省能力的写作者,面对惠特曼这么伟大的强力诗人的犹疑叹息,不可能不为所动,从而返观自身。

  惠特曼擅长使用呼语,往往采取直接对话的语气,对象既可以是缺席的人,也甚至可以是非人的存在,如大地、海洋、军舰鸟,甚至城市街道的人行道,这在他的后期短诗中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信使”的模式,显然,惠特曼这里沿袭的英国浪漫主义路线,如雪莱的《西风颂》《致云雀》。浪漫主义扩大了诗体书信和书信体颂歌的旧传统,将颂歌的壮丽风格应用到自然身上,由此引发了在都市扩张和工业化浪潮中恢复与自然亲密关系的需要。在美国,这个传统突出变现在威廉·库伦·布莱恩特的《致水鸟》这样的诗中,而惠特曼将这以传统引至了新的方向,用他的自由诗取代了高度风格化的颂歌体,并把亲密交流的范围扩大到陌生人、技术造物,乃至读者。在这种“信使”诗中,诗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自然的造物,在与其他普通人说话,高贵如总统,自然如日落时的微风,神圣如被钉十字架者,甚至被生活逼迫的娼妓,都一视同仁。

  晚年的诗人行动不便,在夏日的炎热中被拘困于室内,病弱,疲惫,满身虚汗,就在这时,窗口吹进的一股清风,就像久违的永远年轻的缪斯,瞬间复苏了诗人灵魂中的创造力,对远方的诗意幻觉和回忆的意义,又再次回到心间,诗人再次感受到“地球本身,迅疾游泳在空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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