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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俗人姚彬

2015-05-21 08:5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三林 阅读

  是俗人姚彬

  李三林

  春天里,四川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已经不是想象,我们谈论的语调似乎一下子变得悲痛异常,甚至无所适从,其中一部分应该属于诗人的声音——当然,也有沉默的一部分。现实不可回避,在我们谈论现实处境的时候,也难排除种种焦虑。我们知道什么是历久弥新的话题。对一些看上去热闹非凡的讨论甚少让我兴趣倍增,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从没有停止交流。这种现象一直在放大阐释的空间,或者,也要成为文学进化论的一项得力的佐证。

  四年或是五年之前,我去过四川。我保守的意识中,重庆依然是四川的一部分,新的行政区划并不让人以为某个无关紧要的传统而早早扔掉。在重庆,在涪陵陡峭的街道上,我见到了姚彬。之前,读过他的一些诗。隐约记得涪陵应该还有一位诗人,据说此人一度因为某种浓郁的政治色彩而让人侧目。这种附会于个人意识形态的论调,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依然保持某种神秘的生命力,也许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他的名字叫廖亦武。关于他,我不会知道得太多。对于像我这样出生于1970年代的人来说,有限记忆与不同年代的人存在天然的差异。姚彬跳下出租车,朝我走来。他穿着肥大的短裤,几乎是剃光的脑门上散发着热气,因为那是夏天。某些诗人通常在形象上保留一些特征,长发,或光头,或蓄须。在这一点上,男性诗人比女性诗人更注重形象风格上的修饰。雄性荷尔蒙更有可能被合理地艺术化。街头短暂交谈后,接着跳上另一辆车。来到他的居住地。似乎是六楼,没有电梯。所幸,我的行李箱从不会装下全部家当,它不会超过工人阶级肩上一桶纯净水的重量。典型的单元房,宽敞,而且整洁。在书房中,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诗歌刊物。在最近的那期《星星诗刊》中,发表有姚彬的诗歌。我记得某一首诗,诗题应该为《我是俗人姚彬》。如果要替该作者选几首代表作,也许很多人愿意选上这首。在我看来,它应该属于“好的诗”。《我是俗人姚彬》渐渐不止一首。我一一读过,那是后来。但是那些很难超越第一首。这一系列相近体裁的写作似乎一开始就确定了宿命。傍晚,我们吃,喝。他妻子的厨艺让人赞叹。那时因为胃的缘故,我已不擅饮酒。姚彬叫来一个他的一位朋友,我们喝着本地啤酒。他的朋友名叫马建,据说也写诗。

  今年夏天,姚彬让我为他写一写关于他诗歌的评论。他要出一本诗集。在我的书柜里,一些以朋友的名义相赠的诗集默默无闻地直立在那里。不是嘲弄,所有精致的装帧都会成为一种象征,记忆的保存方式尽可能延续古老传统,同时像样地保持着对印刷术的致敬。偶尔我还是会随意地翻一翻它们,找一找其中的诗意。加勒比地区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在他的那首名为《奥梅罗斯》的诗中,这样写过,“忘掉神,找一找其它的”——轻佻的意味中些许保持着一丝庄严,虽然看上去只像是耐人寻味的出自诗的奉劝。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类比,“诗歌是一种宗教”,这种说法在助长诗歌的一部分功效,而且不缺乏神圣的趣味。在姚彬那里,这些也许很难适用。就在我到涪陵不久之前,当地的文学组织专门给姚彬作了一次符合形式的作品研讨会。这次作品研讨会是否只是形式大于内容,我不清楚,也并无多少好奇。这些,远不如听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说起有关他个人的那些不凡的经历。在喝酒与闲逛中,在云山雾沼的闲聊中,姚彬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干过很长时间的庄稼地里粗活。扁担对肩膀的压力让他难忘,那是农村没有向城市转移,乡村青年没有摇身成为日报记者之前。他声称自己依旧保留多种粗俗。我发现,这不仅仅从他那肥大短裤,或脚上一双拖鞋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人看出。他说话的腔调的确有着粗俗的一面,“狗日的”,类似的粗口即使在大众广庭中都不会自然分裂成耳语。在他的某些诗中,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表现得模棱两可。他的种种非我的幻想形象在他的诗中交替出现。如果有所比较,他的一些诗与李亚伟或者于坚的诗在语调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作为气质决定论者,这不是模仿。他早期的《L街》,《S巷》,《0号商铺》,预示着他的一个方向,而他的《我的矛盾方式》又像分叉的小径,延伸到另外的场合。诗歌在他那里不会轻易形成类似宗教的绝对信仰,他更多只是以狂热的姿态保持着诗歌的抒情性。欲望对他而言不是迷宫,而是一目了然的存在。他用语言的洪流去冲击,试图制造逾加宽大的缺口。他不像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失败者,虽然他屡屡表达一个成年人的困境与绝望。他也不是这个时代的隐者,世俗的光芒从来不会在他身体的各省中涣散。  

  还是那个夏天。我们光着膀子在街上闲逛。然后光着膀子坐在一家餐馆中。吃火锅,正宗麻辣川味。还有他的一两个朋友。这不像是什么颓废一代的秘密聚会,一些笑声时时冲出喉管。这不是上个世纪的八十或九十年代,我们言语中的激情没有在咒骂声中跳进桌子中央那口滚烫的铁锅。谈到诗歌,兴致或许高涨。他介绍他们的“现在主义”,他的这种不经意不像是理论推销商。他说出这个文学团体一些简明的纲领,似乎满怀信心。以我一贯的秉性,对团体与流派总是保持淡漠的疏远,但不拒绝一些来自当中的需要加以审视的趣味。我多少知道他们那个团体的一些同道,而观望他们的写作,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趋同。团体的宣言难道仅是一篇临时性的战斗檄文?对照来看,惊人地发现在这个团体中,姚彬的诗歌最接近那声号角的核心。现在,已经不清楚这个团体的状况,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也许一直松散地存在。这些,渐渐成为我无暇顾及的回忆。我们喝酒,偶尔聊起其他的诗人。很明显,他比我见多识广。他除了提到他的那个现在主义的几位诗人,像李海洲,杨见,邱正伦,马力,等等,还提到廖亦武,只是匆匆带过。提到李亚伟,那个昔日莽汉主义的诗歌大将,那个最让他接近的有种相似诗歌语调的诗人。还有于坚,跟他一样,只要理发师的手轻轻一推就能让脑门发亮的处在发福状态的诗人。他说了很多。他的滔滔不绝不是炫耀,而是酒精与话语混合一起形成的逻辑,偶尔稍显混乱。他明显不是一个巧言令色之人,他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尚且正常。如果这些作为诗人的类型,他属于只有在相当的宽度中才能克制住激情的诗人。  

  在他那里好像只住了一晚。第二个晚上,我要搭乘十点多钟的游船沿江而下,经过三峡,那是后来。那天晚上,他和他的妻子一道,招来出租车,送我到江边码头。嗡嗡作响的马达声中,隔着浑浊的江水,这对年轻的夫妇站在岸上向我挥手。后来,我没有见过他。在我寓居广汉的那段时间,有一次,他打来电话,说是在绵阳将要有一个诗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是一个在外干些谋生差事的人,对各种诗会缺乏兴趣。任何一个规模超过五个人的聚会都会让我觉得很难适应,况且那些诗人的面孔与大众多少有些迥异,那些显而易见的狂欢持续的时间总是过于短暂。诗歌是否需要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交流,对此,我没有意见。后来,我看到有关那场诗会的照片,姚彬身着某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和几个陌生的女子跳着无师自通的舞蹈。对我而言,这也不会有太多发人深省的寓意,只不过稍微显得滑稽。后来,偶尔读到他的新写的诗。他的那组《家庭书》是好的。即使一目了然的存在也有一丝奥秘,只须提着一根线头,就能指挥玩偶。他将日常幻觉的一部分带入诗歌,就像他跳过的那种无师自通的舞蹈。他时而让诗歌变得通俗,甚至肤浅,时而又表现得深沉忧郁,甚至恐怖阴森。不知不觉中,他的写作形成他个人的特殊典范。在谈论同时代的诗人时,他的确难以被忽略。真正来说,在诗艺上,我与他并没有过什么深入的交流。让诗歌在一定场合中发生交流,渐渐不再让我热衷。听说,姚彬现在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这不是写不写诗的理由,就像那场大地震,在成为写诗的理由之后,世界依旧完好如初,那些残缺的景象渐离我们的视线。偶尔,我要问一问自己,我们的文学是否在进步?也许我们当中少数人不会心甘情愿成为一个平庸的人,而像姚彬宣称自己是一个俗人,他清楚这里面多少存在一些对抗。如果现实不能给予我们某种特殊的帮助,可以中断其中的话题,放弃对抗,去找一找别的。这不是什么犬儒的姿态。谁叫我们躬逢盛世,摆出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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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5-2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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