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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文学史应该是以著作为主

2014-08-28 09:13 来源:深圳商报 阅读

  “40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这是顾彬写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这位德国学者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的诗以来,从此对中国文学痴迷有加。

  当得知国学大师钱穆1955年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时讲授的《中国文学史》,60年间从未以任何形式公开面世,最近,其87岁弟子叶龙将60年前的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以连载的形式首发的消息后,特别是钱穆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直道:“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顾彬对钱穆这种省思颇感兴趣,并欣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加入了“再提‘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

  今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尤要一提的是,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有犀利的批评,因此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学界颇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引起极大的讨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顾彬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其中三卷(诗歌、戏曲、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他亲自执笔的。

  他表示,德国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1902年以来,德国汉学家一再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位,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之后的来者不再会想写一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了,而只是断代史,以及具有典范作用的有关古代,或中世纪,或近代的文学史。我和我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会这样?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

  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文化广场》:推动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部因素,又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条件等外部因素。在目前所见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版本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大多数还是以外部因素为主要参考系来编撰文学史。不知您是如何看待“文学史”这种著述体裁的?

  顾彬:不少欧洲汉学家把中国当代文学看成社会资料。通过作品他们希望能多了解中国的情况。原来我也是这么一个汉学家。到了2000年前后我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那个时候我多写作,开始出版我的文学著作,经常跟作家见面谈谈文学的本身。因此我十年来越来越多地从美学,而少从社会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不过,德语国家的读者恐怕他们还是老样子。德国读者大部分是女的。她们想多了解中国妇女的情况。因此所谓的美女作家在德国非常成功。

  《文化广场》:若把“文学史”进行拆分,即是“文学”和“史”。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中国内地出版的汗牛充栋的文学史,似乎是通过认识文学的内在嬗变来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学性始终从属于历史性,读后对具体文学作品印象却不深,就像也有人说是“强调社会变革和政治的斗争的主导地位”。在您看来,文学史的编撰核心是要完成什么目的?哪种方式才是将“文学”和“史”平衡沟通的理想方式?

  顾彬:能按照国际文学评论分析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们非常少。他们大部分喜欢告诉我们什么书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谁写的等。文学史的本身应该是以著作为主。

  《文化广场》:您在1988年开始组织编撰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自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开始陆续出版。而第七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已在2008年推出中文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前言中表示自己评价文学的准则在于: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那么,这些准则依然适用于对文学史的评价吗?换句话说,有没有一套理想的文学史编撰的参照系?

  顾彬: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我上高中学校,我最喜欢的两门课是古代希腊文与哲学。上了大学后我开始学神学,又学了日耳曼文学等。很晚我才开始学汉学。写杜牧博士论文时,我用哲学与日耳曼文学的方法来分析他的作品。我的导师不太高兴。不过,一个哲学教授支持我。所以我可以毕业。

  我大概在学校与大学时无意识地注意到文学经典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可是到了2000年前后,我才用这个方式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好的语言、有意思的形式、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对大部分中国文学史不满意

  《文化广场》:国外学者编撰的比较为人所熟悉的中国文学史,除了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外,还有宇文所安和孙康宜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国外汉学家编撰和出版“中国文学史”的大致情况?

  顾彬:100年来德国出了十几本中国文学史。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外可能没有其他国家会有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另外还有一个世界规模最大的活页外国文学词典,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汉学界以外的人老用这个词典。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虽然德国汉学家人不多,但也要出版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可能德国人者是历史迷。

  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家也会有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但是不多。无论如何,德国的、欧洲的、美国的中国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点。一般来说,它们只报道有什么作家、有什么作品,跟词典差不多一样。在这个方面Wilt Idema与Bonnie McDougall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很有代表性,可是对于汉学界外的读者而言,却不太理想。

  《文化广场》:刘师培曾说:“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很多学者在编撰文学史过程中基本是贯穿了这种理念。但您在主编《中国文学史》时,却没有以编年体写史的习惯,反而是出乎意料罕见地按照体裁编写,划分成了“诗歌卷”、“小说史卷”、“中短篇小说卷”、“散文游记卷”、“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等。不知您这种做法是否有意要创立一种新型的文学史编法?还是您认为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顾彬:我对大部分的中国文学史非常不满意。无论它们是在哪里写的。因为我先学过日耳曼文学,因为我也是日耳曼文学大学毕业的,因此我用日耳曼文学家的眼睛来看中国文学。这样我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学史有什么思想。我讨厌人以编年体写史。好的文学史也应该同时是思想史。作为一个读者我想知道为什么作者是这样写的,而不是那样写的。

  《文化广场》:迄今回过头看,现在对这套《中国文学史》感觉满意吗?

  顾彬:在德国不少德国文学史是按照体裁编辑的。我的中国文学史是根据德国文学评论家创造的。如果还要再写的话,我会按照朝代写。比方说唐朝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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