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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军:王西平诗歌创作中的几个关键词

2012-11-09 09:2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永军 阅读

  生命诗学的追索者
  ——王西平诗歌创作中的几个关键词
  
  王永军

  2008年,一次偶然机会看到王西平的几首诗歌,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震惊,是因为曾经对他文学创作的期待突然变得模糊之后的震惊。曾对小说创作和评论写作有着一定潜能的他,会不会真的走上了诗歌探索的道路呢?真让人疑惑。我又立即做出判断,此西平非彼西平,这肯定是一个“陌生客”。但后经证实,此“陌生客”仍然是同道中人,是对文学抱有执着追求的同路人,此时,对诗歌创作的探索已融入到了他生命的全部。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王西平以惊人的爆发力,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已经在国家刊物《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林》、《民族文学》,以及《朔方》、《特区文学》、《浙江作家》、《黄河文学》等数十家省市级刊发表诗作近百首,诗歌入选《中国诗典》、《非非评论》等重要选本。

  王西平的诗歌创作路数,我曾称为是一种充满探索精神的“野路子”。而在近年诗歌创作不断遭受诟病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的也许就是这种大胆的探索精神。在此,我研究其近期创作的二十余首诗歌,从其诗之于“生命”、其诗之于“身体”、其诗之于“生活”、其诗之于“哲学”、其诗之于“内容”、其诗之于“形式”等方面简单归纳一下王西平的诗歌创作状况。

  “生命”与“身体”的关联

  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话题。无论是形而上的关怀,还是形而下的写照,都必须找到一个极好的切入点或视角。而身体之于生命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既是形式又是内容,甚至身体的每一动作,都可能是为了生命的存在而发出。也许正因为如此,王西平的诗歌创作,就更多地将这种关照的切入点集中在身体上。他是通过不断地描摹身体,然后才进入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进而审视生命的意义,这是他的诗歌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印象。

  在他将身体作为主要视角的诗歌创作中,或直接以身体,或以身体的某个零部件为主要形象,如胳膊、手与足甚至人穿戴在身上的衣物等,都会在他的诗歌中成为一种蕴含多种所指的象征性形象。《一双手》、《木头》、《植物书》和《老了》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小诗。《一双手》中的手,既是身体的重要部件,又是生命的象征。“抬着一块大大的蒙式草原经过/我们都是这只手的旁观者,站在路边/只顾清理着/嘴里的沙子。” 在沙砾横飞的蒙古草原,作为生命象征的一双手,不断地做着“清理嘴角沙子”的动作,而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动作中,它不得不面对别人对自己的冷漠与袖手旁观,同时自己又在不自觉地呈现出对别人的冷漠。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他们的冷漠成了生命重荷之下的一种常态。生命和身体,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关联性极强的两样东西,而是紧紧围绕生命,高度融入到一起了的、统一的复合体。在这类诗歌中,《木头》也是很典型的一首,木头的生命,就是一种人的生命,而木头的生存境遇,同样也是一种人的生存境遇。

  在《植物书》中,无论是“国槐”还是“国槐”下面的其他植物,都是作为一种人的生命意象存在的,它们无一例外地通过身体的“立”、“挤”、“坐”、“看”等动作,展示生命的存在与艰辛。而且这首诗最初只是在通过生命与身体的关联性中关注生命的,到了临末,诗歌才交代了叙述的基本背景,“启用家传的时间——从1960年开始/站在病里咳嗽,字迹全无”,1960年这一特殊所指,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了诗歌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形象和塑造的氛围。“最轻的一个我,仿佛挂在我靠背上的衣物,发出布匹的嘶鸣/因为饥饿,它没有形状,却套用我的胳膊和手/将一件瓷器,从植物的灰里慢慢挤出。然后/坐在椅子上,看青花的芬芳,香满植物之书”,只有在细细地品味了全诗之后,对特殊年代的饥饿和呻吟,挣扎与无奈,我们自然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他们的生命意识中,身体的动作似乎只是展示他们生命本身的存在,尤其处在非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身体似乎已经成了生命的全部,这种通过身体的动作来关注生命的诗歌创作,已赋予了身体之外的东西。《老了》一诗中,“老了”的身体即是“老了”的生命,同时“老了”身体又在做着厌弃“老了”身体的动作,生命也在这种矛盾的动作中延续着。而且它也试图在这种动作中渴望和寻求生命的永生和活力,虽然这种探寻会因为“老了”而显得惶然甚至没有结果,但这种厌弃的动作所折射出的对自我生命的审视意识,却依然显得弥足珍贵。《中秋》一诗,书写的依然是生命与身体的问题,身体存在和运作的艰辛,最终全部集中到了一点,即生命的压力问题。而他的另一首诗《火车站》也是如此,通过对身体的各种动作的描绘,让我们了解了城市中的一层人,了解到了他们的生存境遇。这正如王西平自己曾说,“在我的诗歌里,我最想表达的就是身体。任何一个人,他是自我身体的执行者,也是自我身体的承载者,我们每天拖着身体到处行乞,又将它神一样地伺奉。这种由矛盾本身所带来的神秘,让我着迷不已。我必须得通过身体去感知世界……”把抽象的生命通过具象的身体或身体的某个部件来表达,无疑是给诗歌创作寻找到了一种更加宽广的可能。而且在这种可能下,生命这一单一的形象将不再显得抽象和枯燥,而生命形态或生命意识也不再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缺憾,同时,这还可以克服过渡强调生命诗学,过渡夸大诗歌教化功能而忽视诗歌艺术属性的嫌疑。我个人认为,这种通过以身体、身体的零部件或身上的衣着为主要视角来观照生命的诗歌创作模式,在书写生命形态及价值多解性的同时,更易无限接近生命的本真意义。

  “生活”与“哲学”的契合

  文学是一种艺术,是需要一定的思想内涵的,尤其当文学与哲学实现有机契合的时候,无形中会提升文学的含金量和永恒性。但文学又不是哲学,即使哲理性再强的文学,也不可能被当做哲学典籍流传。而诗歌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自然也不能例外。如何在对生活的关照中,体现诗歌创作者的思想旨趣以及哲学理想,始终是诗人不懈追求的艺术目标。

  我们已经讨论过王西平诗歌中的生命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多以具体的生活场景或境况为创作背景,同时又以对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件的描摹为基点,进而探寻生命中本质性的东西。这种通过身体对生命的刻画和书写,呈现的是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关系问题的思考。“生活”只是生命的基础,生活是具象的、可感知的,而生命则被赋予一种抽象的内涵和特殊的意义。“生活”能够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维持生存所需的条件,但却不是生命的全部。而在王西平的诗歌创作中,在对身体描摹中表现出的是他对生命哲学或生命诗学不懈追索。我们知道,人首先是生物,因此,人都渴望得到幸福,过上平稳安逸的生活。但王西平的诗歌创作,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则隐隐指向了人的精神生活,从而上升到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思考。诗歌《布人》,在实质上思考的被寄养的生命的目标和去向的问题,这种生命从一生下来就被寄养,他的生活环境和生存背景,似乎注定了他“不开花,不结果”,但生命的本源意识依然存在,“它会长出胳膊,长出鼻子和眼睛”,它依然渴望奔放和自由,它有“嗅”或者“看”这个世界的本质要求。这其实倾注的是诗人对生命意识的张扬。而《中秋》则是对生命压抑情绪的思索,无论是现实中的人,还是虚幻中的人,其生活都充满着几多变数,因此,生命遭受各种压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诗人才通过诗歌,投去了无限关注的情怀。而《赦免》、《木头》、《老了》和《火车站》等诗篇,更有对生命的审视意识的体悟与思索以及对这种特殊状态中生命的自省意识和理念的呼唤。《赦免》是在对生命记忆的反复涂改中寻求一种新生,寻求一种自我超越。《木头》在各种压力和遭际中寻找和反思生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传递出备受压力的生命的艰辛与无奈。而《老了》则是在对老生命的厌弃中追索极富活力的、年轻的生命意识。《火车站》依然思索的是生命在压力与夹缝中的无奈,漂泊游弋,居无定所地行走在命运长途中的赶路者,只是在时光与岁月的流逝中艰难前行着,而他们前行的方向只是子女出生的方向,而对这种方向的执着,也就是对简单生命延续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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