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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诗歌是中国人的灵魂 因为林语堂而学中文

2012-10-26 19:49 来源:大众日报 阅读
马悦然:诗歌是中国人的灵魂因为林语堂而学中文

  马悦然,生于1924年。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与欧洲学院创办院士。中文著作有《俳句一百首》、《另一种乡愁》。图为他与妻子陈文芬。

  10月21日下午,一位白发老人牵着年轻妻子的手,走进上海市南京西路1025弄。

  这个名为静安别墅的居民区,并不像名字听上去那么奢华,三两个居民坐在巷子边上闲聊,卖奶茶的铺子前年轻人排着长队。这对夫妇也不惹眼,很自然地融入这幅闹中取静的生活场景,没人认出来他们是谁。

  他们走到一栋楼前,停下脚步,仰望三楼水泥台上盆栽的一棵橘子树。“呦,你看!”“长在那里,竟还结了这么多果子!”记者循声望去,才发现这就是马悦然和陈文芬——没有盛装,不在乎前呼后拥的排场,倒是格外留心收集散落于平常的点滴触动。他们在生活中如此,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亦是如此。

  当天下午,从这里的一间小书屋开始,马悦然开始了他在中国“谈诗论译”的行程。

  莫言与特翁仅一点相同

  “文学的欣赏是出于主观想法的。”马悦然说。23日下午,马悦然在复旦大学演讲。因为观众人气爆棚,活动前一天,地点临时调整到能容纳600余人的蔡冠深人文馆。

  马悦然喜欢莫言,也喜欢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面对听众,他直言,这种喜欢就好比喜欢四川菜中的麻婆豆腐。“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好吃。有什么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会欣赏,不怕辣的人肯定会欣赏。”这场讲座,以一番看似荒谬的言论开场,以此象征文学欣赏的主观性。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瑞典著名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悦然称其为特翁。此行来到中国,马悦然受世纪文景出版社邀请,参加“见证·2666”文景十年分享会,他翻译的特翁作品《记忆看见我》和《巨大的谜语》也于此时面市。马悦然不仅热衷于把中国文学介绍到瑞典,同样想把瑞典文学翻译成中文,被更多中国读者所了解。

  “诗人(特翁)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马悦然说。特翁1991年中风,基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的诗作围绕着死亡、历史、记忆、大自然等主题,除自由诗和散文诗外,还采用日文俳句的格律创作,言简而意繁。特翁比马悦然大七八岁,他评价特翁:“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在复旦大学,马悦然用富有节奏感的嗓音,以中文朗读了托马斯多首诗歌作品。特翁原本是位出色的钢琴家,在他中风之后,虽不能说话,但仍能用左手弹钢琴。而马悦然年轻时也曾在交响乐队打鼓,对节奏十分敏感。因此,他格外注重特翁诗歌中独特的音乐感。他将几种不同译文加以比较对照,强调翻译时应注重原文的形式和节奏。

  马悦然这样总结特翁的动人之处:“我欣赏他以简朴的语言表达很丰富的意象与寓意。我欣赏他让我醒过来的惊讶的隐喻,我欣赏他引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诗律表达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乐趣与焦虑。我也欣赏他有时候用禅宗法师的超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安慰他的读者。”

  此行来到中国,马悦然的初衷是为了传播特翁作品,但在今年诺奖为这个国度带来的余震中,抛向他的问题总是绕不开莫言的名字。在媒体见面会上,有人问马悦然,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有何共通之处?

  马悦然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他认为两者仅有一点相同,就是对探索自然界抱有热情。他说:“特翁60岁的时候写了《记忆看见我》,他写他小时候最喜欢去博物馆看动物标本,他对甲虫那些小动物很感兴趣,由此引发出一种特殊的方法研究文学。莫言也写了很多他小时候的故事,也同样对自然界是非常感兴趣的。虽然出发点可能不同,但他们对自然界的热情是相通的。”

  诗歌要说真话

  马悦然的名字,由他自己的瑞典语名字谐音而来。他现已连任两届欧洲汉学学会主席。在汉学研究方面,他的著作多半有关中国方言学:上古、中古和现代的汉语音韵学、语法学、诗律学与中国文学,尤其着重于诗歌历史的发展。

  “要是没有林语堂先生,没有他的《生活的艺术》,我就不会学中文了。”马悦然对记者说。

  马悦然原本攻读拉丁语专业。大学时,他读到林语堂的一首英文诗《生活的艺术》,被深深打动。受林语堂的影响,马悦然也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到图书馆,把庄子的译本都借来了。我很快发现《道德经》很多译本都不一样,我就去请教非常有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哪一本译文是最好的?他说:‘都不行。只有一个译本是可以的,就是我自己的。’”1946年8月,他成了马悦然的老师。

  由一首诗而起的汉学缘分,后来演变成对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林语堂曾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马悦然则认为,也可以说,诗歌是中国人的灵魂。

  “自从我开始欣赏中国现代与当代中文的诗歌,就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诗非常感兴趣。我在大学教书,我一定要教一年级的学生汉语语音学和语法。三个星期之后,我让他们背一些简单而容易懂的小诗。我相信这样做会鼓励他们学中文文学。”

  马悦然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小诗的黄金时代,三十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中国有非常好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应该遗忘。跨越国界,在不同时空下,他总结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与瑞典1940年代的文学有相同的现象:那就是对传统文学的否认的态度。这些诗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着相同的或者相似的主题:诗人们都坚持要说真话或者表达一种坚定的信念。

  他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杨吉甫有一首很简单的小诗:

  “今天的草堆是我点燃的。”仅此一句。

  “肯定会有人认为这首诗简直没有诗意。可是我每次想到杨吉甫这首诗,就很感动。常常躺在病床上的诗人终于能到花园里去扫叶子什么的,让他心里充满了乐趣和骄傲。诗人的乐趣和骄傲应该让读者惊讶:啊,你看!那么微不足道的事会叫诗人那么兴奋!生活中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其实非常可贵的。”马悦然细细解释这一句诗带来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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