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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硕:由陈先发之“炼丹术”说起

2012-09-29 21:37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钟硕 阅读

完成用汉字写诗到以汉语写诗的进化,似乎是作为诗人的陈先发的所有命运交付。我这种论调的出发点,是基于陈先发及若缺诗群对汉语言诗歌本位的呼唤和热爱,尊重他们对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超越后殖民语境和翻译体诗歌范式,以及抗拒当下伪民间伪先锋旗织之下的口水诗泛滥的某种努力。

就个体的世俗生活而言,写诗极有可能是他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最末梢的表情。这“最末梢的表情”恰又是我们最原生最直接的反应,所谓的“诗意的在场”是也。而诗人的伟大就在于他将在此“振救经验和诗意”。那么很中国语境的这个“丹”意指何物呢?以不可言说的言说蔽之,它就是一切的生发地,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物外的“绝对”,好比“能量体或第一因”的无所不在,它能借物显其“形”和“用”。在陈先发这里,“经验和诗意”发生的当下,其背后的“未知”就是“丹”的所在。

那诗人该如何走向它?陈先发靠的就是他独有的“炼丹术”。在当下,像陈先发这样严谨自觉的汉诗写作者并不多见。在其文本实验中,很少见其过多地陷入哲学和新闻学的巢臼,更没有在小说片段的炮制中将叙事与诗学硬性切割的误区。陈先发的“炼丹术”不后卫也不先锋,感觉他只是希望诗歌由此走向诗歌自己。如果每一个诗人都有修订“诗歌仪轨”的野心,对于陈先发,我相信这已经不是闲来心绪翻涌,而是一种诗学的自觉。

陈先发对汉语诗歌的热爱是理性与感性双重勾召之下的。这个华夏版图上的大地之子,有江南的俊逸,也有中原的恢宏,有国学的浸淫,更有西学的滋养,既不食古也不媚外,他接受任何的阳光雨露。其实说来说去,无论东方西方,一切学养还是“外缘”,真正的诗者根本的内在种性是心灵的,天地的,大悲悯的。一个胸怀乾坤的人,对“丹”的取道自是不同,认知更是不同。心应万物,同体大悲,这就是陈先发最为基本的创作姿态。

因此“宇宙意识”之下的陈先发,笔下有众多的植物与生灵,几乎可以说琳琅满目。在其眼里,万物万有与他同根同源,它们绝不是为了人类这一高高在上的活物所准备,他不是一个带着它们上路的观光者,享用者,而是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同类。它们与他生生世世都在纠缠,而他总想和它们谋求共同的出路……。在这样的纠缠中,他终有一日灵根透彻。

诗歌是陈先发最真实的藏身之地。在当下,用汉字写作的诗人中,玩码头与噱头的多如牛毛,有着陈先发这种自觉性和自省态度的究竟有多少呢?当然,从具体的诗人角度来谈,没有一种写作非得要承担起“非个人的使命”。但诗歌注定会满载一个诗人与他所在的时空和世界的联系。人是谁?将怎样?这是谁也不能逃避的。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决定了人终会去触摸终极。所谓殉道、反讽、逸乐与释放等都是出于解救的初衷。

真把自己当回事的,他必定对苍生与万物充满敬畏。正如一位高僧曾说:“人当经常思维人与万物为何平等,而人与其他动物为何在一定因缘下又迥然有别。”只有人会去追问生命与一切存在的根本意义与真相。诗歌就是方式之一。“哦,这宇宙核心的寂静”;“悲悯的方向总是垂直向下”(《鱼篓令》)。诗人在其作品里无一不体现他对天地万物那种不由分说的贴心贴肺的爱。而在其《丹青见》中,则又要借植物之间的属性和视角差异昭示死亡的高贵和位格的不同。

陈先发是一位敬畏“存在”及其法则、经验的诗人,正因为他走的是“丹道”,其文字及语境都充当了一种汉诗的可贵的“信息体”。有时候一个人的境界未必一定依靠挥洒汗水,宿命一点还得相信有一种东西叫“天赋”。写诗读诗,都可以映射出一个人的审美习性和人文主张、理想人格等。就如在《白云浮动》中他说出:“白云浮动,有最深沉的技艺。/ 梅花亿万次来到人间”。是啊,万物运转,道法使然,只是方式与面孔不一。那么陈先发他自己来了人间多少次?有过多少世的灵根修炼呢?

在其随笔《轮回制》中诗人是这样道出所悟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轮回,却能够看见梨花的轮回。……再没有什么比按照逻辑学、辩证法或相对论度过一生更可怕的事了。而能力,也被限制在轮回的两端之内,能力并无‘能力’刺破轮回造就的终点。也正如我与梨花之遇,像两条铁轨上反向而驰、訇然错过的一个窗口的列车。”如是这般,诗人一直都在轮回的诗行里修道悟真,完成他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世间的真理有它神秘性的一面……真理的来源是混沌的,仿佛神启。对极度纯净之物的渴念即是真理本身”(见其随笔《杀身成仁》)。

读过陈先发不少作品,毋庸赘言其技法与手段的高妙,无论是读到《丹青见》《伤别赋》《与清风书》《隐身术之歌》和《残简》系列等,还是其独具匠心的那些长诗和随笔,我更多的感叹是出于并不能由此对其精神特质实行一番“精确的描述”。也罢,喻体不分虚实,我深深怜惜并迷上了这样虚无的张望:诗人过去世当是个“小吏”,起初有正宗的儒学熏染,或曾习医、行走江湖、修道一类,先前企图忠孝两全,耐何造化弄人,受尽世俗的挤兑与命运之沉浮,却还要面带微笑隐忍不已,终日小酒怎么也喝不醉,几番顾影自怜加儿女情长,更何堪个人抱负及他人格他意志里的鸿鹄之志总也挥之不去,最后在左冲右突里化成了“明月楼高休独依……”。救赎的路越走越孤独,但也注定越走越坚实,毕竟万法缘起缘灭:“神谕,我知道,你快来了/ 在我崩溃的这一刹你几乎成真”(《秋赞》);“月亮,请映照我垂注在空中的身子 / 如同映照那个从零飞向一的鸟儿”(《绝句》。最后,行者学会不发力,顺势,缄默,顺应天地法则下的“实相”,让通透与自在终将成为某种可能。这种生命样式的展开,在陈先发的诗作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阐发。其文字很多时候不仅是在打捞生命历程里的各种或明或暗的记忆,更多的时候他是为了要回到这最初的“缄默之下的真相”。

基于以上,我至少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陈先发,虽然可能拥有一拨悦己者、追随者,但其文本注定不可复制。譬如《街边的训诫》:“不可登高/一个人看得远了,无非是自取其辱 / 不可践踏寺院的门槛 / 看见满街的人都/活着,而万物依旧葱茏 / 不可惊讶”。而“44种有毒植物 / 我一一爱过她们”(《扬之水》)。“我有滚烫的阿修罗花,和 / 大快朵颐的移动的灰色人群”(《坝前街》)。试问这苍茫与磅礴之下饱满细腻的大关怀,这入世与出世间的价值追问,谁与比肩?所以在其笔下的物名与隐藏的故事何其多,声声唤起,不离不弃,才使得爱的记忆得以永存。

每一次我用心品读这些文字,都更能理解“若缺”的真实含义。这些已经是陈先发灵魂的构成要素了。每一个词语都有着内在而充沛的支撑,它们在“大成若缺”的“实相”里一一复苏或新生。

陈先发的佳作举不胜举。个人以为他得到的关注与他的作品含金量并不成正比。换句话说,如果当下的圈子再少些喧嚣和人情世故,能把更多的目光投给他这样的对汉语诗写有着高度自觉的人们,那真是汉诗的福音。当然,如果要鸡蛋里挑骨头,凡事都是双刃剑,陈先发也因其语言天份过高,结构感强劲,不免工巧性大,有时行文风格显得过于节制和沉闷,语调和语势绷得过紧,少些粗砺和开阔,没有那种冷不丁撕开口子的鲜活气,并且还有散文化倾向。不过在其《南山述》《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和《秩序的顶点》《隐身术之歌》等几首里,他对现代性的进入又超出了我的预期。

怎么说呢,我相信如果陈先发在写诗、解读诗、定义诗时能更加自觉地挣脱自身特定的语言和文化风格的“场”,多些疑问和批判之后的介入,经多向“换位或是嫁接”之后,或许可以在抗拒自他诸多生存方式干扰的同时,更好地“身同感受”并以缓解我们在特定时代的“精神失血症”,以及诗歌的孤独。

从审美标准或是平台看,西方诗歌无疑是很多人眼里的“中心”。我说这种话多少带些惶惑(怕有偏见)。自五•四以来,一路的西风东渐,与经济基础和国民性有关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根本上还是文化品格有异。我个人到觉得这里面并没有太鲜明的对立和轻重,文学的丰盛恰好得益于这种差别性。东西方对生命与天地、自然等的认识方式不同,西方人更多是探究、介入,是演绎与个我扩张,追求主客对立下的精准,他们思想的罩门在于“将有可能迷失于精确”。而东方是自他的不破不立,是回归,哪怕是尘埃,也是灵性的,是真相的“全息”。借用禅门所说的“能”和“所”做譬喻:“能”就是本来的“实相”及某种机制,一切现象皆是“实相”的“某种方式和投射”。正如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月是“所”,天上的皓月是“能”,“所”是方式的力所能及。正如镜子是“能”,无所不能,映入境相的层面与范围是“所”。东方智慧的根本就是这种对象与个我的高度统一,天地人在本质上的同构—— 一切声色犬马都是同构之内的。所以对于诗写,陈先发倾情打磨的不可能是“实相”,而是方式,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丹”,是“炼丹术”。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传统回归也多是虚无的伪传统。东方的罩门怕是会“文化庸俗化”。出于传承的缺失和急功近利,人们如今大都不是资源的再生者,而是误读者。某些病患者带着退烧的迫切或某种策略性的世俗捆绑,往往为了丰富写作资源、扬名立万而炒“冷饭”,以白话的方式卖弄祖宗的“牙慧”,这当然不成气象。“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进一步说,没有终极追问的诗人,少了气血与心肠的真切运化,很容易就成为媚俗、媚权的戏子或捐客。如今无论后卫还是前倾,都一样行走不远。所谓先锋的可笑还在于,彼此间覆盖的速度非常之快,他们大多伴随不自知的草率或无知的革命姿态,同时还充斥有更多世侩和人际的因素。说白了不就混个脸熟,使些银子,各领风骚三五天。网络时代了,一个人更不会单干,要牛逼要革命也得纠几个一路,再有点话语权,这馅饼也就做成了。絮叨这些,我是想换种方示表达我对陈先发之类的坚持“纯正诗品”的人的敬意。

持西方中心论的人们,说中国诗歌缺少某种现场性、现代性,过于线型,有句无篇,这一定是曲解或出于对传统的无知。中国文化过于浩瀚,难以厘清,我相信有陈先发之类的呈现者,假以时日必放异彩。毕竟文化的流变是行走着的风景,是融合和对抗之下的无尽期的发酵。对文学的读解活动,本来就是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的统一。事物本来如此,复杂的是标签。人类的努力永不歇止,西方东方都离不开反思与修正。眼下那些反传统又反西方的先锋者们,其实大都是患有失血症的孩子,重复于日常说事,低能的口水习惯使汉语诗歌的语言变得日渐琐碎、平滑和无趣。当一个诗者无法“振救经验与诗意”时,便是其“炼丹术”的失败。

更为滑稽的是,很多愤青之“愤”,隐态之“隐”,最后都成为招安的惟一资本。许多人的写作动机与目标是如此的“单调或清晰”。多少无效的生命体验,以破坏、误读、喧泄和感官的快乐掩盖价值指认的平面、单一与狭隘。口语与非口语不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上半身与下半身本来一体,又何须谁去割裂?对于存在的“实相”,我们都在其中,不在其外,过于强调什么即是安立,而凡有安立即有亏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国度,特定的时代背境下,一切贵在对“纯正诗品”的寂寞坚持(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多元共生”才是有意义的)。如今真正的汉语诗写者都非常不容易,既要抗拒专制,更要抗拒能大把使银子的,还要抗拒伪民间伪先锋的各种暴力。

我相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怕的是在建筑与破坏中迷失本来,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纵是荒诞与反讽,也离不开辩证法,离开这个常识,将不能分享我们彼此对“实相”的体验,聆听不到各类灵魂的真实声响。在我眼里,陈先发及若缺诗群的行走无疑是有效的,令人尊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对于汉语书写的历史进程,五•四是一次空前的语体革命,周遭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接、变构,文化和精神背景的破碎、断裂和融合,同时也导致了汉语本有的表意系统在西方文化的全面打扰下,渐渐缺失它内在的支撑。本土文化、母语自身的种性和优势等正日渐弱化。

所以,当我们在回望和反思中国九十年新诗史时,总是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些已经和正在作出努力的诗人们。是他们一直在将东方智慧和古汉语生动而凝炼的词汇、句式、节奏与现代精神、技法、西方哲学体系等实行对接与融合。很多时候我宁愿相信陈先发不是一种个体,而是一个符号,是一群华夏诗人的集中体现。在若缺论坛众多的诗写者中,还有汤养宗、一苇、宋子刚、马明、商略和弥塞亚、书童、鹰之等,他们都是汉语诗歌众多书写者中真实的“在场者”。在漫长的汉语诗写的唤魂之途中,我们用心解读之,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将有助于汉语诗写的良性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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