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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当代文学与死亡文本

2012-09-29 21:2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一个好的反设计文本,能让好作家展现更好的文学作品,而写不出坏作品;一个好的反设计文本最重要的是让一位坏作家也写不出坏作品。

  谈到文学写作对文学文本的自觉意识问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而言存在许多问题。认真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对文本似乎缺少意识自觉,或者对文本的自觉意识还没有融入到写作过程中来。这不是说当代中国文学写作者不重视文本问题,从写作者在创作谈中涉及到文本的丰富话题来看,当代中国文学写作者对文本是十分重视的,在作家与评论家就某部作品的对话来看,作家对文本的认识也与评论有高度的认同,但是从文学作品来看,我们又发现作家对文本的理论见解与实际情况存在严得的脱钩,即对文本的认识没有达到自觉意识的程度。
  
    对文学文本的自觉意识,涉及到对文本的理性认识和创作过程中对文本的意识自觉。如果以排疑方式来理解当代文学写作存在的文本自觉意识问题,剩下的话题就是写作者对文本的设计,而无法从意识层面达到自觉的程度——即当代文学的写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对文本的把握还处于设计过程而非自觉过程。当然,文学写作文本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设计的前提是,我们要认识清楚文本是叙事行为的载体,还是意识形态、文化意义的载体,对这些的认识,就可以确定文本的正反双面,如果只有设计的文本,那设计的文本也就只有文本的正面,这就使得设计的文本成为一个封闭,而非开放的状态。它的优势是,能够直接精确地表达写作者的意图,精准地完成一个写作主题,但是,这对读者而言就显得狭隘了——读者更需要写作者经验以外的部分,但是,一个封闭的文本是做不到这一点。
  
    当代文学写作确定存在设计与非设计两个层面。但是,即使当代文学的写作者意识到了非设计文本对于文学的价值,但对文本自身价值似乎还没有更自觉的意识,在缺乏自觉意识的情况下,非设计文本的意义其实也只是设计文本意义的线性延伸,是意向性的,而非实际意义,因为它并没有接收文本所应该承载的全部。文学作品的全部意义还来源于,文本表达叙事以外的意义,这就得是生产的、多义的、可多向理解的叙事使得文本成为反设计文本。


    死亡文本或文本死亡过程
  
  一旦文学作品的意义小于读者要求,一旦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与批评式阅读的意识形态重合,反设计文本的激进立场就无法立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实践意义就更无从谈起,在这种状况下,文本死亡似乎是必然的结局了。
  
    当代文学写作者可能会认为这夸大了设计文本的危险性,如果我们能客观地理解这个论述过程,从写作经验上来看,设计文本的死亡结局其实也是客观的,从纯粹意义上来看,文本的生产过程并不是仅为了满足文本的要求,而是为了达向反设计文本的目的。这就使得设计文本即使有一个宣言也无从表达反设计文本的理想。因为设计文本由语言和意识形态建设而成的传统边界也守护不了文本存在条件的意义。即使是一个成功的文本,其实也无法丈量读者的才华,也无法丈量读者对同一文本的提供的事实的观点。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好奇总是大于作者的好奇,读者的野心总是大于作者的野心,读者的天才总是大于作家的天才,最后我们也要相信读者的正确性要大于作者的正确性,这虽然不属于批评层面的问题,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因为找不到一个篇文学作品的反设计文本而让文本卒死。
  
    究其原因,天才性的阅读可能使反设计文本成立,因为他们不会从当代文学作品中,寻找创作主体的文学风格,更不会循从文本、意识形态和作家表达之间的关系,他们其实在掳掠和破坏文学文本存在的条件,因此,当代文学作品就得经得起这一破坏。
  
    而读者对文本的破坏与批评家的破坏不同,批评家的破坏在于他自身的理论是否得到文本的支持,批评虽然不再寄生于文本之上,但是批评理论是有基可循可的,而读者的破坏除了因为在文学作品中找不到财富而使读者成为精神穷人外,还有就是精神穷人有理由有巨大的力量抛弃文学作品。他们不会在脑子里寻找曾经读过的作品来进行比较,来发现该作者此一时的作品比彼一时的作品要精到,而感慰此一时的作品,小小的满足并不能唤起读者的善心,从而同情作家所取得的成绩。读者对于文本并没有责任,读者对于作家也没有保护义务,他们只看在文本中找到知识没有,其实这也是文本本应该保持的正义——让读者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而文学批评,特别是职业的理论批评,可以原谅作家某一时段的贫乏,职业理论批评甚至因为对一个作家整个历程的了解,而会移它山之石来填高作家某一部作品的此时之低。可是,不用理论来解释文本的读者做不到这一点。
  
    占领语言叙事中的故事与意图,就是失去叙事的开始,同时也是第二阅读——寻找反设计文本的意义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如果读者轻易就能占领文学作品的意图,那么读者在寻找反设计文本的意义的行为也会很快失败,这也说明读者寻找的反设计文本不存在。这就是阅读过程中文本死亡过程的呈现。
  
    致使文本死亡是因为写作的意图过于武断,写作的意图过于权力化,而在设计文本时作家无力撕毁文学规律与其签定的合约,看起来这类作家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但是却缺少反设计文本的创造性,这样的设计文本就属于今日性文本,它在时间上无法延伸,就像目前借助电视传媒行销一时的电视剧文本一样,它甚至只能做某一个人某一夜的消费品。
  
    把目前的电视剧和当代文学作品放在一个平面来论述,从内心深处不屑于电视剧的当代作家肯定也会不屑于这样的比较,但事实上,当代文学的死亡性文本,或是今日性文本,确实与眼下的电视剧同属一个性质,同样是在向观众展示一个死亡性文本,它有可能在生理层面消费了社会的道德感等等高贵的东西,让观众得到极大限度的娱乐,但是编剧和导演武断意图就是在于此——引起轰轰烈烈的消费就是他们的用心,当代文学写作者虽不至于如此肤浅,但急功近利式的写作也不是没有,如此,这样的写作而下的设计文本,就和电视剧毫无二致了,这样的文本也就是今日性文本或是死亡文本。
  
    写作意图权力化,为设计文本铺开了坦途,但为反设计文本关上大门,我们知道反设计文本表达的是设计文本无法指达的部分,或是沉默于文学作品外的部分,它潜息地带有自觉意识的表达,借助天才式阅读,活跃在故事以外,活动在语言以外,活跃在结构以外,最终活跃在个体和群体的思考中,它不是故事,也不一定是意味性的东西,要考量它,我们才发现它是引起思考的意义与思考而后产生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而这些,是权力化的写作意图满足不了的,也是设计文本无法承载的。


    修正文学文本与作者自我删节
            
  不过,修正文学文本的工作还是需要文学写作者来完成,任何理论的干预其实对于文学作品的写作都没有什么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领域,写作与批评趋于同一向度后,几乎处于同语反复的当代文学批评其实是在加害于文学。理论或可比文学作品早一些知道问题存在的原因所在,但是,理论的觉悟并不能代表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写作的觉悟。文学作品写作对文本的觉悟有时表现在对创作主体的限制,这种限制有时是自觉的,自觉意识削减创作者对反文本的干扰,就像罗兰·巴尔特所说,一旦作者被被删节,解释文本的需求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再给文本一个创作者,就是给文本一重限制,这就会给文本一个最终的所指,一个最终所指的文本是在封闭式写作中完成的,它产生的文本是纯粹的设计文本。依罗兰·巴尔特所言,设计文本是作者写作意图所为,而作者是文本的一重限制,那就更是反设计文本的多重限制。
  
    让文本摆脱作者限制,只有寄希望于反设计文本。而在选择文本性质时,得考虑文学写作者的作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文本,给定读者什么样的选择。这一选择包括多重意义,即接受式还是生产式,如果文本形态确定,意义由读者选择,或者意义由读者生产,那么,设计文本是做不到的。
  
    文学作品无非是想告诉阅读者更多的东西——这由作家来确定,作家想要告诉读者什么,但是,即便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不能比反设计文本提供得更多。因为,伟大作家的经验不是文本存在的条件,就像故事不是文本存在的条件一样。巴尔扎克多声部写作,陀斯妥耶夫陌生化处理,马尔克斯超现实写作,都是为了避免设计文本对自己作品的垄断,而向读者呈现一个完美的反设计文本。他们的作品一再并再而三地用缺失的成份——作品中沉静的部分——为反设计文本提供证据。罗伯·格里耶作品用沉默的部分拒绝符号表达所反映单一的真实性,把某些词汇降低到意识悖论的状态,把时间和地点反向设计到意识历时之外,这样,某位读者接近作品就得自己生产自己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文学作品就不会成为读者手中像花了一定数量的钱买定的消费品。
  
    通过反设计文本放弃所有的包括作者的控制,与古典现实主义文本在某个特定社会时期讲究的节俭的多重性并不矛盾,在文学形式上它也允许读者产生生产意义。当然其难度是,文学作品得控制符号系统的相似程度。这就得让反设计文本来删节除叙事者和叙述中心。或许中国当代作家遭遇到这个问题时就会想到留白方式,其实不然,叙事的疏密只是叙述的一种手法而已,如果真有这样简单,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留给读者的就有太多的财富了,因而不简单的是文学作品得考虑设计文本而外的另类部分。可能有理论已经探讨过文本的承载问题,即文本是承载历史,还是载承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可能会给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太多诱导,因为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历史感和现实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文学作品能够进入批评深重的标签,只要一部作品能够让批评者嗅到历史的气息,它就会受到重视与肯定,就有可能因此贴上文化的标签而入围评奖的席面。其实,历史与社会意识形态,在文学文本上也只属于文本存在的正面条件而已,一些并不比作家经验少的读者,在阅览室、或在昏暗的灯光下,也不可能产生生产性意义。因为这两个概念可能在阅读者面前产生更加模糊的模式——它虽然模糊,但因为它在符号系体中已经定位,而无法支撑反设计文本的需要。这就像巴尔特所说,写作中无休止地安排出一种意义而又无休止地让它消失,这与设计文本设计一个终极意义没有两样,也与设计文本设计一个秘密而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秘密没有什么巨别。
  
    设计文本承载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是我们读者和作家同时都拥有的,阅读者没有的是个体与历史以及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是那些一张桌子缺少了一个角,还是不是一张桌子的问题,是一杯茶注入了太多时间还是不是一杯茶的问题。是一个道德人无意间碰到母亲的脚趾,道德受到多了多大危机的问题。希腊的一些古典神话曾经涉及过这类的问题,但那只是一个问题,并直白地告诉了那个人的命运,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一张桌子缺少了一个角还是不是一张桌子这类思考的文化意义在哪里。
  
    文本是文化意义的载体,虽然只是就文学形式容许生产意义而论的,但是我们在应用文学展示社会行为时,解释社会意识形态就被设计在文本中了,解释也函在其中,这要求创作主体有一个简短的卒死过程,这意味着文本从反面赋予它从意义的权威、和权威的解释中解脱出来。而此时,文本从单一、单义的阅读限制中挣脱,它变成便于读者生产的、多义的、矛盾的、可改变的,这也意味文本也是不确定的,文本,在阅读中只是一个过程,它出现在阅读者的思考多少次,就有多少个过程,如果它无限地出现在阅读者的思考中,它就有无限的生产意义的过程。
  
    我一直认为,文学作品的正面是文学作品本身(那一刻)存在的条件,是社会现实作用于叙事对象身上的社会表现,文学作品的反面是原因,是社会行为的原因,也是文学作品存在并无限地生产意义的过程。文学作品的反面也许是非设计的,是作家设计不出来的东西,文学能讲得出来的如社会现实情况、社会背景等等,这些都可以使其获得文学形式从而进入文学,但这些大都是借助了文学的设计。
  
    但是一位作家的可设计的部分并不一定比某一群读者,甚至不会比某一位读者丰富,因此,文学文本并不一定能容纳得下它想要面对的公民的要求,这样的话,只有反设计文本才能满足公民的要求。因为,写出来的、依靠语言而存在的是正面,是虚构的真实,它限于人物的社会背景,深层的精神原因,这些都被符号的所指(针对性)局限或者是束之高阁。只有反设计文本是对立于文本正面的空间,虚构的反面即是意义的真实。

 反设计文本的生产意义超越同一意识形态框架

  文学批评家认为——这里包括马歇雷和罗兰·巴尔特,文本中所被发现的某些空缺,不管它们来自哪一方的理解,不管它们被解释得如何不同,也不管它们怎样被常规阅读模式所掩盖,在某种意义上讲却总是存在的,并且终究会被有目共睹。如果当代读者不能看出文本中被抑制的东西,不能看出作品最终面对自身意识形态设计的沉默,这是因为当代读者是在同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中阅读,并同样受到抑制,或受到同样的抑制,因此会把这种沉默视为当然。当然,当代文学有许多被读者仰视的作品,但是这些被仰慕的文学作品中含蓄闪烁的部分不一定看得出来,这是因为这些文本采取了非常规的表达方式。
  
    如果当代文学写作只拘泥于当代社会意识,只关心文学作品写作过程对于文本的生产,而勿略了阅读时的文本生产,那阅读与文本同样超越不了同形意识形态框架。
  
    让读者看到会心一颦的部分,作品与读者拉不拉距离都无所谓。不过,对文本生产,写作者所负有的责任就是要考虑清楚,文本依存的条件是什么?文本由什么来创造?是由设计而成的意图、客观的或主观的已经确定的文本条件来创造,还是由非意图、非客观的或非主观确定的条件来创造?虽然非意图的、非客观的或非主观的确定的条件并不是反设计文本所依存的条件,但是反设计文本在创造过程中应该打下它的共时烙印。共时烙印可以直接指向知识,也就是反设计文本在实践过程中也生产知识,即作为知识对象的文本不能与既定的、作为经验的对象即实际存在的文本相混杂。在手法上或可有某种暗示,而在其非控制的动机上,也许是最激烈最反动的。这里的反动不属于我们习惯的政治术语,它是反设计文本针对设计文本而言的,它是反设计文本的行为目的,也是当代文学写作者所有手段的目的。
  
    反设计文本在另一个境地聚众思考一个普遍而群体的质疑。其质疑有着革命的性质,它是设计文本无法承担的,设计意图的初衷也无法理解,它甚至让写作初衷感到莫名其妙地惊诧。因其令写作初衷感到惊诧,就不再是对沉默的解释和回答了。
  
    但是,怎么样才能让一个积极主动的力量由读者的视野进入到心灵、最终潜入知识层面呢?文学设计文本因其文本的意识形态和读者的意识形态在某一时期会同时陷入一个同形意识形态框架,加上文本与读者因缺乏一种特定的破坏力,往往会处于相同层级,有时会被文本与读者同时发现的某个问题核心化,读者自我解释似乎符号了文本设计的意图——正是这样的陷阱让文本有获得理解的沾沾自喜,让文本有获得认同的自命不凡。在共同状态下我们允许文本有这样的成就感,但是在历时的状态下,文学作品就会拥有弃如弊履的痛苦。这样感性的评述可能导致非理论化确定,但是,一旦文学批评或者批评式阅读意识到与文本并非同盟,批评式阅读就再也不会寄生于文本,那么设计文本而下的文学作品的含义就会小于读者的所经验的意识形态。


    文学作品以外的意义由反设计文本表达
  
  哲人们讨论一堆沙子减去一粒后还是不是一堆沙子,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堆沙子再多一粒还是不是一堆沙子。量与意义的关系以及量与意义的解释是多样的,只要我们不是有意识地用虚无的方式破坏这个看是谬论的东西,就能看出,其意义是否成立在于性质是否得到了保证。而要保证文学的本质,反设计文本可以帮助当代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反设计文本或许就是那一粒减去或是加进去的一粒沙子。寻找那一粒减去的沙子和寻找那一粒加进沙堆的沙子,永远是我们要读文学作品的动机,也是社会赋予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思考的动机,而不在于我们要认识那一堆沙子是不是一堆沙子。就像我们不一定要知道某一小说是不是小说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其为一堆沙子的那一粒沙子在哪,成其为小说的那以外的部分在哪——小说含有永动的意义。
  
    留在文学史(大众记忆上的而非官方编纂的)上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一部称得上经典的小说,时间虽然过去了几百年,但是它还在言说着,说不定还会永远言说下去,它还在让我们当代人民寻找那粒沙子,而有时还真能找到。就像德里达所说,这个世界就是只有差异的无穷运动。这个差异地的无穷运动的世界与反设计文本一致,而不会苟合当代文学设计的文本。设计的文本在文学作品内是运动的,而有文本外就是静止的,更谈不上无穷地永远运动。拉康说,人在讲话,但这是因为这符号使他成为人;文本在讲话,但这是因为文学形式使它成为一个文本,如果拉康能看到当代文学目前窘境,他会循着这个逻辑说,文学在表达作品以外的部分,这是因为反设计文本使它在作品外得到了表达。
  
    其实,当代文学最忌讳当代这个词汇,在一时半会还不能用时间、还不能用文学史来校典一部作品时,当代文学写作者是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其左右的,除了在思想深刻程度外(当然这一点对于文学写作是首位地重要),论才智、论动用语言的功夫、论结构能力、论讲故事的技巧,相对于中国古典作家,当代作家会毫不逊色。但是当代作家面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总有被压制的感觉,总得来一番仰视。中国古典文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得到存在主义哲学、符号学等等中国当代作家十分敬仰的理论的指导,但是中国古代甚至近现代出现了经得起时间折磨的作品,那些作品还在时间的纵深言说着它们的价值,并且很有可能一直与时间伴随下去。而这些还在时间纵深言说的部分,并不是它们的写作过程中的设计文本所承载的部分,而是它们的反设计文本作所一直保持沉默、或与沉默保持对称的部分,这些沉默的部分在当今社会的读者心理、文化意识、社会心理等等方面都保持着对称性,不需要读者虚构,它就能提供在你眼前但一时还无法意识到的社会客观事实,它也能为读者的思考提供证据——这些都是——文学在表达作品以外的部分,文学作品在表达更纵深的部分,这是因为反设计文本使那些更纵深的部分在作品外得到了表达。
  
    对于反设计文本,时间不是障碍,反而,时间是反设计文本必须依靠的客观条件,它就像语言的言下之意,符号的历时意义一样,不过,反设计文本条件之一的时间,也像符号系统一样,是一个无确定意义的差异系统,虽然当代小说创作不能产生这样的类比,也不一定要考虑时间对于当代文学具有何种性质,但是,反设计文本是必须要接受具有差异性的时间系统的,就像我们表示对形而上的存在的怀疑时首先确定语言是一系列无确定意义的差异系统一样,当代文学写作如果能在一个差异系统进行极限运动,反设计文本就在一个极限上与其对称。这需要写作者做预行保留,读者才能在阅读中运用自己的经验填补反设计文本中的存在的空白,才能在阅读中激活反设计文本中那些沉默的声音。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似乎要允许无意识出现我们的谈论中。无意识确实是与设计文本相左,而与反设计文本有相同的自觉意识,但是它不适应具有反设计文本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能提防经验主义的所有形式出现时带来的阅读吻合,无意识对文本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当代文学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反设计文本就得排除对无意识的期冀,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写作必须排除对无意识的期待与守候,当有一篇小说出现这样的对话,某个人说,我不能吃鱼,另一个人问,为什么,这个人说,鱼是有生命的,它说不定跟你我一样还有名字。守候这堆语言的人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当无意地发现这一叙述呈现出来的意识受到设计的阻碍,动物之间的某个类比也无法表达小说家的期待,而只有进入反设计文本——所有开放状态,这一叙述以外表达的谴责、人性,或人类行为上的罪恶节点,或者像是一个女人的撒娇,都是可以在反设计文本中出现的。

 反设计文本下的新语言价值
  
  以上所举的例子没有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完整作品,而且举例小得很极端,在一般人看来多多少少有点莫名其妙,不过它能说明反设计文本状态下语言获得的新价值。或者说反设计文本能为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当代文学语言找到新的出路。在特定的叙事状态下,中国汉语的所指其实十分丰富,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些翻译作品看得到,中国老一辈译者所译的一些西方文学作品,可以说在汉语言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而这新生命的源生就是来自具有丰富所指的汉语以及作品本身的反设计文本。这一点也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启示。
  
    文学写作过程中的叙事是在一个特定的言语环境下进行的,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言说下的语言是一套不确定的符号的差异系统,言说上的语言是一套意义差异的系统,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当代文学就得从语言观念上有一定的改革。而就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来看,从来没有一位写作者有胆量放纵语词意义的不确定性,而是在将所用的语词像牧归的羊倌一样,将其意义赶进一个严实的羊圈,如果有某一只羊犯一个纪律性的错误滞留圈外,羊倌会驱马挥鞭将逃出去的羊不遗余力送回羊圈。
  
    在文学叙事的语言系统中,或许写作者在写作时只考虑了语词是否能准确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而没有考虑语言能不能破坏创作的意图,而且,一些作家说不定还在花费较大力气尽可能地避免语词破坏自己的创作意图,这一工作一切是为了语义的准确性与意图表达的准确性,这种努力恰恰束缚了言语的新生产功能。
  
    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足够地重视语言,但起码没有真正摆正反设计文本与汉语的新关系具体是什么样的,不过正是因为没有认真探索过反设计文本与汉语的新关系,写作往往固化了语言的功能,有时我们读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会确认他的作品风格鲜明,而一旦统一的风格笼罩了他的小说,除去他的选材的统一性,表达的统一性外,语言风格最是让人铭记的,但是,正是这一鲜明的风格一直占领着他的所有作品,隐喻、歧义、反复等等词语特性也就失去了符合新作品的效果。我们还不需要说到小说结构、叙事方法等方面,仅将语言与反设计文本作一定的联系,作家的风格鲜明的语言虽然表达了作品的准确意图,但风格鲜明的语言却反而破坏了反设计文本的生产意义。似乎,语言风格越个性,意图越准确,反设计文本上的承载的东西越萎缩。最后能够呈现的只仅剩下设计文本上一那么一丁点可能的东西,结局是,词语也就在设计文本中死亡。
  

    当代文学制度化写作
  
  词语的增值性意义不是在设计文本中产生,而是在反设计文本中繁荣起来,因为反设计文本有让语义丰富的机制,说到这我们不需要讨论其中的因为,它的所以就在非风格化写作的文本中出现了。这就像是一种制度化写作一样,一个制定化的社会不可能产生无限的永葆青春的生机,一个专制的社会更不会有别具一格的文化,制度化或是专制写作也面临同一结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从民族心理方面分析,中国是一个最不讲制度而又最爱制定制度并最慑服于制度的国家,这往往表现在自己的法则需要别人遵守,而自己往往不太爱尊崇别人的法则,社会上层建筑也是如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黄金法则”,只是一个非理性的理想主义者的倡想。基于这种民族心态,个体对社会制度一般是比较逆反的,一个人对社会制度还没有判断出一个好坏来,就会表现出自己莫名其妙的反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对于制度的基本心理,但是人从行为上又特爱遵循制度,似乎离开制度就无法行为,这也为社会律订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基础,还有一个心理基础是,其实这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也爱自订一些非集体性的制度,并将其权威化,这也是中国文学写作者的陷入制度化写作的心理根源。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而言,因其民族心理所至,风格化写作上升至制度化写作,可以让作家获得相当的权威性,因此,这些都会让中国文学写作者自然不自然地陷入这一窠臼,也成了写作者无法逾越的必然之途。
  
    我们不是说制度就没有生机,它其实有短期的、符合某个时期的效应。不过,制度的条款意义确定与文学创作相悖,当人们说教科书中走不出作家,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认识,但是一旦冲破了写作的基础知识的束缚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者往往特爱为自己建立新的条款。
  
    中国当代文学有打破条款的办法,就是寻找不同的题材,涉足不同的领域,这对于一位写作者,是一种创新,而对于阅读、对于文学价值的新建,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即使写用涉足新领域,写作也没有摆脱写作者建立的旧条款,还是会有意无意地陷入了制度写作的困境。
  
    当我们听到一些批评家说某部文学作品陈旧、没有新意、更没有创造性,究其原因,就是这些陈旧、没有新意、更没有创造的文学作品陷入了制度化写作——它认同了社会文化制度以及社会制度提供的文学政策,同时陷入政治意识形态框架,而这一境地是因为写作条款与社会政治制度在内核上是重合的。可能,有些当代文学作品的写作条款在外延上与政治制度有相抵的地方,写作者也因此而沾沾自喜。但是,因其写作条款与制度的内核的重合,甚至由社会政治制度支配写作条款,这种沾沾自喜只是写作者的乐观,而没有为阅读者提供乐观的条件。
  
    大家可以认为我把制度写作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混为一谈有些莫名其妙,其实不然,因为这里谈的制度化写作,涉及的只是制度的文化性质,而非制度的外延甚至内涵,而当代作家同样是一位中国人,基于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同样也会对制度有些反叛的心胸,无论是用设计文本还是用反设计文本,都不会表达制度,或是社会制度的现实意义,更不会歌颂社会制度表明的价值取向,因为制度对于人类朝着善的方向发展是短见的,是制约性的,一个再平凡的当代文学写作者都不会如此平庸而短见。但是,没有这样的短见并不能代表他就能跳开制度意识的约束,没有这样的平庸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写作能躲避制度对他的腐化。制度对于臬施制度者可以提供无限的权威。一旦制度化写作让一个当代文学写作者登上权力宝座,他享受的就是无限的顶礼与祭拜。
  
    制度式写作往往有设计文本出现的结果,这里没有冒犯我们文明社会制度的意思,但是自由与非自由写作,设计文本与反设计文本写作这些对称的状态却无法避免触及到写作条款背后的文化压力,如果设计文本写作是允许社会制度对写作的占领,那反设计文本写作就是对文化制度的破坏,当然,除了社会制度外,它破坏的还有当代社会短见的价值取向,同时,它破坏的还有当代的阻碍人类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价值观,反设计文本可以在这些方面为当代文学做具有标向性的牺牲。
  
  一个好的反设计文本,能让好作家展现更好的文学作品,而写不出坏作品;一个好的反设计文本最重要的是让一位坏作家也写不出坏作品。这样的信条可以让中国当代文学写作自信起来。
  
  2008年12月1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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