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文学

夏志华:数化·诗·精神气候

2012-09-29 21:0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不论是什么年代,人们总是首先或是最后——即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候寄希望于诗。数化时代诗也一度成为最坚强留守者,她一度想创造全新的精神气候来抵制数化对诗构想的最后一片领地的侵入。但是,就像里尔克所说,情况不太妙!杜伊诺哀歌四起,而后俄耳甫斯的美妙歌声沉默下来,但即使是沉默,其中仍有新的发端、暗示和变化现出。
   
    诗首先没有一个概念可以对抗数化主义的出现,也没有一个概念可以揭示数化主义的非人性的本质,加上诗的写作者失去了理论指导,那么,诗在二十一世纪,诗的哀歌也深入不到人的心灵。那么诗本身,要解决的问题似乎太多,首先是诗的存在问题,因为诗“能够被冷落”就是疑问的充分理由,这一迹象又让人对诗的本质进而产生怀疑。没有什么问题比数化时代推到大家面前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在纷呈的多元文化中,如果丢开对一种艺术形式的信念,我们似乎无法保持一点点接近它的勇气。在这种状态下,数化杜绝了阅读接近她的理由。有一位诗人说,“在这个一切修辞都显得多余的年代,在这日渐崩溃的文化缩影里,我感到个人困境和生存焦虑的瓦解以及高贵之旅的突然断裂……”。显然,无论数化时代人们是否需要用诗来表述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还是用诗来拓展生命群落所必需要的精神空间,诗意是不以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只是,它不再作行为探索的响尾,也不再作颤栗的灵魂的巧舌了。
   
    无论是涉及生命的,还是涉及社会文化的,当断裂的声音不再让人惊悸时,诗实实在在不再为人类承受丁点义务了。有些诗人保持的那种充耳不闻的高贵姿态,就我而言显得十分无助而可怜。

“当月亮升起来,穿花的妇女漫步时
我被她们的眼睛,睫毛,和世界的整个安排打动了。
依我看来,从这样一种强烈的相互吸引里
终归会流出最后的真理。”

——《当月亮》切斯瓦夫·米沃什(伯利克,1966)


“我好奇地看他们,发现在笑的后面
隐藏着忧愁,一种对不幸的
朦胧的迷惘
我穿着衬衫坐在敞开的窗户前,
象某个西方的耶和华,察看
走过的一切,当那种神圣被保持。”

——《当那种神圣被保持》狄兰·托马斯

“…… 因为美无非是
我们恰巧能够忍受的恐怖的开端,
我们之所以惊羡它,则因为它宁静得不屑于
摧毁我们。每一个天使都是可怕的。”

——《杜伊诺哀歌》(第一首)莱蕾·马利亚·里尔克

    对于任何人来说,以上诗表现的“吸引”、“察看”、“忍受”三状态——也是三精神标志,都不能令人感到神奇了。因为世界与事物的全部以数化形式表现在人的面前后,不是人无法窥全世界的本质而被世界或事物吸引,也不会像那个坐在窗前的诗人一样对事物保着神圣了。世界与事物似乎回到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所提到的无限状态,数成为万物的本原,只不过人们跨越了毕达戈拉的“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发现“0”是派生万物的最大动力与本质,多少、大小、高低、需要、占领这些事物的数化动态,更加趋向“精美”、“成熟”、“满足”这些数化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是数中的0造就了万物。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时代有了一种强烈的重新造就人的愿望。虽然我们在一切文献里看到人这个概念还是旧好如初,但是人一旦接触这个社会,两者产生的锋面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我们所习惯的概念就远难以概括了,我们所习惯的表述方式也无法接近人的全部真实,人也无法接近万物的真实。对于这么一种文化语境下的生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所有艺术行为都能获取特殊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可以称之为“理”的命题的。模糊语境甚至会取谛一些语词的语义,为了理解现在,以前曾经必须用诗(包括其它艺术)把我们的思想引向未来。而今,我们无法“必须依靠言说的诗”,无法必须依靠预言这一运动来理解数化时代。这一“运动的结果将在我们的意识中通过斗争见到分晓,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将成为扩大和改造我们自己意识的真正力量,因此,一个全新的价值观的世界将要诞生,对此我们不能从质的方面进行描述,就象我们无法俯看我们自己一样”。①诗写作或是作为言说的诗中,预言这一运动首先是针对自我意识,进而进行更广阔的领域。但是自我意识遇见是非传统的而已经数化了的世界,就像诗面对的不再是精神一样,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社会就杜绝一切旧有的生命形式,就像数化社会杜绝诗以及所有艺术的传统形式一样。

    我们曾经认为,生命(人)与诗具有同质性。“这些自制者们由此而知:我们走得多么远,/我们这样相互触摸,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诸神则/更强劲地抵制我们。可这是诸神的事。/唯愿我们能够发现一种纯粹的、抑制的、狭隘的/人性,在河流与岩石之间有属于我们的/一小片果园。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超越了我们/正如当初超越那些人。”(《杜伊诺哀歌》里尔克)。诗可以在世界万物获取宽慰人的影像,但这是在艺术与事物与人没有表现出异质的情况下的事,那时,人可以通个诗人的哀歌获取生命必要的诗意,或者诗人可以通过诗制造社会或是人需要的精神气候,但是,人先前是被物化,而今又是被数化,诗创造的精神气候就无法弥合艺术与已经具有异质性的人之间的位差。

    这个时代,在诗用预言这一文化运动建设新的精神气候已经显得不可能的情况下,诗也在逐渐失去她的良心,失去她的义务与责任。诗开妈慌乱,自行摧毁自己的责任。
   
    依上而言,事实上现代诗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诗的文化视点虽进行了位移,但与时代文化的走向基本上是平行的,却不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预见性;如有些诗把握住了生命群落与一切或新或旧的文化形式的冲撞,但是无法左右生命群落的需要;另一类诗,诗人自己的生命泛作一张张白纸,进而允许生命群落在这些纸张上作着自己或嘲解、或呐喊的漫画,因此,我们读现今的诗,看到的是生命部落的并不优雅的风景。当然,个别诗人如王家新的灵魂并没有因为负重而有一刻是处于静止状态的,他的诗以其风景画的良好愿望一直在对流浪的生命作收容工作,而这一点是一般诗人所办不到的。
   
    那么,数化时代的诗人,他的写作究竟要完哪些使命呢?或者是以哪种身份来完成使命呢?西梅尔在《现代文化冲突》一文中说,“生命在这里获得它不能达到的某种东西,它企图超越一切形式,并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然而,思考、愿望以及形成的过程只能用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所有这些对我们的文化形式的进攻,由于能使生命自身的各种力量结成同盟来反对它们,所以可以具体体现精神最深处的内在矛盾”②。可是数化时代的诗人自己也没有感受到精神深处的矛盾出于何种原因,因此也就无法用诗集结反对数化的力量同盟,那他们就更不明白究竟以何种身份完何种使命了。因此,数化社会中的诗人显得十分茫然,唯有写一些貌视唯美的诗来敷衍诗的职责。何以沦丧如此,因为他们无法了解数化主义思潮一直在化解新的精神气候的出现,当数化人沉沦于物欲与肉欲两大经纬后,他们不知道人还有其它的需求。——数化人有点像沉沦在地府里的欧律狄刻一样需要唤醒,引回,但是目前的诗人没有俄耳甫斯的勇气和责任。绿原在评述里尔克的诗时说,里尔克的诗“表明了诗人坚定的信念:即使在横暴的机器工业时代,诗也有力量拯救被威胁的价值。”大工业时代相比数化时代当然是积习更深,但是两人时代的诗人的不同在于,数化时代的诗人还在从大学课本上搬一些陈旧了的,但他们自认为时髦的哲学概念来装饰自己的诗歌,还在搞一些“诗意的居栖”之类而幼稚得可笑的夏令营,既占据着旧有的文化形式,同时又对某些文化形式进行批判。他们在自我攻讦中也不失尖刻,但终究无法获得力量消解芜杂的社会歧义,终究无法理解目前的社会形式对于生命形式对于文化形式的尖刻,因此,即使当代诗人感触到了数化时代的险恶,自陷其中的诗人也无法处理他所感受到的文化。
   
    显然,对一种文化形式做一定程度的清算,需要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来完成。而这个时代,人们看似活得热热闹闹,一度最禁忌目前也是最开放的,一度最不齿的享受也倡为时尚,——生命待遇得到了极大的优厚。但是最终给我们的振撼是——一个几乎僵硬了的形式用它极端的社会热情清算了生命这一形式。当生命和没有文化积淀的某种生活形式交流媾合时,我们自称为生命的人类,是无法在一种守候状态下表现胜利的,原因在于,一个人是无法用享受来界定人所处的是初始,还是最后,或者还是一块石头一样的状态,把生命置于一个如此可怜的境地,西梅尔留下的空白刚好是数化生活的一个反证,因为拔开灵魂碎片而至的语言,在这里已经放弃了灵魂的感受,同时也放弃了一种叫做尊严的东西。那么语言把一种失败的姿态也不为诗人保留下来,由此,悲剧就开始肢解我们一直凭借的文化形式,而脱离了这一种形式,存在的意义是否会超向于零或直指负面呢?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阶段的尴尬!这似乎在把诗向哲学递进,离开情感的层面交由纯粹的理性来解决,即,当一种逻辑力量几乎快要大于情感渗透时,我们就宁愿相信思考而放弃情感。因为,被数化的语言不是在维护一个逻辑,不是在秉承一个常用的叙述秩序,也不是在平衡一系列词汇的能指和所指,也就更不能展现狄兰·托马斯期待的真理。那么,操持数化语言写下的诗,完全是在消解日常言说所必须依附的条件,以致遮蔽真正的诗意。
   
    由此,就产生了许多局限,或者诗人会自动进入被局限的形式,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诗人写作中的社会,所取的仅仅只是一个艺术之下的文化集符,这些文化符号虽然能把能指延宕到生命史的临界之外,让我们看到的更广阔,让我们看到的更加触目惊心。但这类触目惊心只是经验上的,而非真实的,这种惊心所产生的号召力只是一些可能的愿望的结盟。此类“可能的结盟”的力量相较于数化时代显得极其无能为力。
   
    这就触及到了为什么数化社会诗人的态度如此模糊。数化令诗人失去了什么?如果说在这个时代诗人真的失去了责任感、诗歌良心、原则、立场、诗歌精神这类彼时极为珍贵的东西,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数化现在是极其技术化的了,即数化之下,责任感、诗歌良心、原则、立场、诗歌精神统统被技术化了。如果说责任感、诗歌良心、原则、立场、诗歌精神等等属于精神的,精神被技术化也就是精神被贫穷化。
   
    我们不知道,面对数化主义是不是有诗人愤怒过,不过可以观察到,批判这一种太容易被诗人利用的方式,如今少有人为了。当然这不是诗目前展示的更大意义是建设,也不是诗接受不到生活中的苦难,而是诗失去了可能爆发批判的最新的建筑材料。如果一个诗人他真诚得忘记了自己还可以愤怒,如果一个诗人被数化得忘记了还可以期待弱小的胜利,那么他就是被一个仪式——写作——操纵了。这,必定是要或者已经负出代价了。
   
    这样,在一个问号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多个疑问。当然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悖论,这里也没有一方妥协从而消解悖论,进入这一境地,就要考验诗人对于文化的或社会的责任了。当一个时代没有文化英雄创造出伟大的、全新的精神气候时,民众的贫穷应该由英雄负责。其实,如果把诗人称作为文化英雄,那么他可能拥有十万个“如果”,任何什么力量都没有一个“如果”的假设能够改变事实的因果。假设诗人首先放弃的责任,生命将会失去最有价值的思考,遗失思考,生命或许会永远贫穷。
   
    不过,精神贫穷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确实是一个事实。在数化主义流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每个层面时,诗呈现的空洞泛美现象让人无法排斥贫穷的理由。而泛美现象的出现是卡里斯玛的民俗化结局。这一因果导致了泛价值标准,而贫民修辞学下的艺术作品在失去了对价值美的信仰后,艺术媚俗使文化机构把泛艺术现象看作是民族文化素质的提升的表现。其实,纯粹的艺术永远是贵族的,纯粹的艺术永远是非数化的,艺术的精神本来就排斥贫民修辞学对艺术的非文化化,更排斥对艺术数化。在人和艺术同样是走向价值的存在的过去或是我们期待的未来,艺术无不是人走向价值存在的保证。但是在目前一些诗作中我们看到,当某一事物被一种文化形式强调,并且强制性的置放到众多的视域中后,人们的理解已经失去了一个温馨的保姆,已经无需价值标准来保证人们的味口。诗人们大都在首诗中和一个罪魁展开游戏,最后,诗把罪魁引向了悲剧,也把诗人和读者引向了生活。从剧场出来的人们大都爱问我看到了什么?
   
    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些明朗的词汇来明确一些定义,因为所有的词已经失去了资本性,它甚至对于所求的维度也难以驾驭,甚至它们的指向也在一个临界点折转向过去,无疑,这就使得数化语境更加清晰坚硬,而生命本身模糊起来。这是一个世纪性语境,具有非对称性,因而导致了许多古典悲剧式的诗出现,而拔开那一层古典悲剧式的情绪,不难发现,思考者的自失不是因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强大,而是个体在数化时代的弱小夸张了传统的文化形式。由此产生的生命冬境如同使人穿上一层一层防寒衣,生命的臃肿与迟钝越来越与他所处的资本时代所要求的简洁、明快、劲健相悖。这种苦难一度引起诗人们的关注,因而有一些反向结构的诗,展示诗人的灵魂与普通人的灵魂一起挣扎的景象。虽然我不同意某些评者概说诗是灵魂的碎片,因为诗断然显示不了那种挣扎、破壳面世而后雏鸡似的弱小,但是诗缺少的自在性,以及缺少我们阅读时不可不要的力量,让我们生厌悲剧太过频繁。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一种临界所达到的就是无支撑的境界,在诗人完成他的诗时,他已经剥琢去了所有的附庸,化解所必依赖的形式来得痛快与真实。因此,诗,并不是展示一个挣扎的过程,也不是演义一种可激励人心的悲剧。而在数化社会,诗更应该强健意象纽结的骨架,在剥琢去了人以为资本的文化集符后,就只剩下一个相对性,甚至阳光,甚至我们崇拜的英雄。

 至于我们说诗批判了什么,或者说建设了什么——这已经很陈旧,这是擅用非批判结构的诗无法体现的,因为写诗是在一种境界下完成的智慧历程,而那个境界包括了诗人本身对他体验到的社会的把握能力,也展示了诗人在他理解时多向取值的综合能力,因为他无需说教,他只是在一个较高的境地向我们说出别人难以发现的真。假设我们把这个“真”置于一个相对状态,不平衡的一端必然是我们带来的,因为或重或轻、或偏或倚都是我们在寻求一定的能实用的现有观念来理解诗,我们不能说我们就很俗气,但是我们毕竟采取了一种法则,而这个法则仅限于教科书或者工具,一个拿着工具,或者是一把尺子的人,怎么可能量出自己的长短呢?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诗所最该剥去的,恰恰是我们的轻或重,恰恰是我们的长或短——要知道我们已经是数化了的人,虽然我们还在读诗歌——正是这些轻或重,长或短,使一些生命陷入了资本文化所极力回避的而又难以回避的误区,因为资本文化对于生命的要求是,同步、认同、等量(价值观);使人陷入数化时代的欲望、需要、聚敛、掠夺、权利、贪污、腐败。一些不羁绊于生命的勃发的新生的机制,不一定是一个生命的完善形态,数化纵容生命排除相对性制约,那么一些诗肯定生命本能的放纵,这就不能不说这类诗表现出了数化诗的极大特征。
   
    此前,后现代主义发出哀鸣,因为某一种力量已完全找不到对抗的对象,这显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完善的狡诈性,因为她以满足人的愿望为准则,应运而生的机制就会以人的欲望为起点,那么所有的建设或拆毁,就带有一定的放纵性,——它毁灭的是人恶之为禁锢的,它建设的就是人好之为需要的。在可能消解一切对抗的状态下,某些诗展示的一种态度是,在胜利的渴望中接受彻底的失败。与英雄主义诗歌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剑气,也没有泪水,也没有血迹,有的只是试错,因为只有试错,才会把建设推向建设,才会在试错中找出文化形式裹身的诗者所渴求发现的人的本质。但是,在我们还没有真正领会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勾引时,数化主义就彻底地毋用置疑地肯定了建设毁灭重复建设与重新毁灭的合法性。它把所有的矛盾纳米化,也就是说只要符合数化要求,一切矛盾的也是不矛盾。这让所有的诗歌失去了对抗体。
   
    基于这一现状,诗也和其它文体一样,一度进入知识分子写作状态。当一个城市作为时代文化的集符出现在诗中,诗人自身带有一股力量、一股热情,或者是勃勃而发的生机,在诗歌之远的距离上回忆或憧憬一切。即是那滴泪水,也有可能成为诗人的一幅望远镜,察看另一种即将为之取代的人文精神的花朵。执着的回忆是不是一种柔韧的精神呢!当然是,它可以帮助诗人穿越城市年轮,然后去惊诧上帝的怪念头。或者模拟伊索,把乌鸦闪闪发亮的眼睛植入诗中,在没有教堂的中国刻画一些若隐若现的教堂的塔尖,把所有的明喻转换成隐喻或是暗喻。虽然一些隐喻来得不是那么准确,但还是用古怪的汉字运造了一些宁静与深邃,这种写作大都带有技巧的痕迹,也透出一些巧妙,但毕意还是泄漏了一些秘密——进入纯技术写作表明诗已经接受了数化的支配。中国从提倡语言诗的那一刻到二十一世纪的头五年,诗歌就失去了她的精神,而无端地把某些对于异样生活的理植入文化符号群中,而后又运用语言技术使诗的所有能指退回到符号群之外,且不受回忆这一形式所必定需要的时间的支持,因此诗的表述成了一个当下的言说——诗并没邂逅诗想邂逅的。
   
    在某一类特定的诗中,城市这一文化符号群恰巧在诗人的言说中展示了一种令诗人莫明其妙的茫然。因为诗人并没有理解数化主义下的城市其符号意义究竟有哪些变化,个体精神与集体精神与国家精神有了何种不同的变更,那么,文化假想成了一种时尚,文化假想成了可命名行为,以此来迎接数化主义之下出现的新鲜的现象,一些事物的完美罪行也被冠以美妙的名词。
   
    诗人虽然把触角楔入城市,但是并没有理解具有数化特征的城市,也没有理解物质的个别内涵,物质在一些具有人文思想的诗人的思考中虽然成了可以撩开的面纱,但终究还是没有一个恰当的诗歌形式解析城市的繁华。诗人们始终操持着“看过去”的方式,甚至丢掉诗人必须保持的相对性,诗人在社会的数化行为下失去了他们以往被称之为独特的方式与力量。——我认为,仅仅具有诗人的身份是不够的,除了个体的人格力量外,还需要丰富的知识以及超当下的思考,才能保持相对的状态,这是一种意外,这个意外也正是当代诗人缺少的。柏拉图说:“相比之下,任何一位国王都可以用他的睿智和精神的力量保住他的王位,但是很少可以他的手或者整个肉体做到同样的事情。”③  因此,精神的或者文化的,成了诗所必须保持的思考的一个参照,如果真能这样,诗也就成了数化时代的一种参照。这不是诗人崇尚虚拟所推至的崇高,而是诗人深深理解到“良好的精神可以保证一个民族存在,物资却不可能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坚固基座。而精神来自良好的文化,可知艺术是永远存有使命,永远是处于上苍的地位行使着对人类的职能”。④ 但是二十一世纪的诗人没有能力让诗行使这种职能,诗人也没有做一个诗人该做的一切——借用艺术这一形式完成一个精神气候。艺术的本质和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即使在眼下泛数化时代,都是极积的。
   
    这让我们有必要追究当下诗人的可虞之处在什么地方。目前的诗人似乎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来回避这个时代,利用知识份子的弱点——将其理由化、伎俩化——享用数化社会为他们提供的好处。知识份子的长处和弱者——二者具有兼容性的诅咒和妥协带出陈旧的英雄主义诗歌观,把一切责任推给社会趋势,显然成了目前诗歌常常施展的伎俩。
   
    诗太贴近当下的流行的文化条件了。恰恰是这一点可以证明诗——从时下的浮泛中走出是可以成其为可能的。这让我们想到了里尔克、博尔赫斯、默温等诗人,把言说完成在人诗意的居栖中后,他们留下的只是人的定所,并不断地通过艺术创造全新的精神大气候。如果这一点成为诗的创作本质,那么诗就不是竟技。诗歌创作中的竟技活动只能把一切言说推向谎言,推向与数化同流。
   
    可惜的是,在这个时代需要诗创造全的精神气候时,诗失去了自明。而对于诗,自明是一股引力,它就像一个吸引子一样让进入诗的人穿越一个黑洞,而对于审美者,不是在语境消失,而是从引力中获得排斥的力量从而建立这股力所需要的文化维度。在人们的审美之钟越来越难以敲响的情况下,诗没有加大钟锤的重量,而是拉开了距离,给阅读者提出了许多要求。“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中的每一个表述,从各自的特征来看完成的是不同的以言行事行为”。⑤ 作为拥有行为的审美者,他们自身的文化经验以及心理特征,会拒绝作为文本的诗提出的要求。要用言语来思考的诗,面对阅读者,必然会补充和丰富他们在一定语境下的阅读,而阅读者自身的阅读语言不会与诗平行。而目前相互吸引的双向发现,还不能为诗人谙熟。
   
    数化时代,诗被边缘化进而被社会放弃,原因当然很明了——两种事物从本质、价值取向上产生抵牾,或者社会中某一种文化形式不为其增值,后者当然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诗的命就是如此。这个时代在数的集约下,消费是一切的核心行为,而消费从货币消费到文化消费,再到精神、意识消费,在这一完整的演变过程中,保持高雅甚至高贵的审美效应的诗显然相悖于社会核心——消费。
   
    如果我们再从诗的语言特征来分析,诗的特质,让诗回避把主体和客体断然拆开这一巨大谬误,凭借语言本身的共时性,在写作过程中完成历时带来的巨大推力和生成性,但这使得诗在数化时代表露出了独自言说而泄露的尴尬。尴尬之一就是不合时宜。

“天空下阳光和葡萄混合少女气息
加固了庄园 庄园的四壁战争一贫如洗
安居乐业的人们嘴唇败露了五谷的真相
相伴稀软的铜钟饮水于器皿”
“一百个秋天望着我 我从来没有这么沉默
丰收的行列例子饱满 一万个比喻把我看成敌人

我是一个只想着下雪的人
一百个秋天把我的错误纠正过一百遍
那我就不出声息 手持工具制造一架梯子
登上天空看我错了哪里
这得丢下故事妻的众多儿女 丢下心想事成的好天气
这得走出庄园
丢下一呼百应的帮凶 去刑场访问我错在哪里
天空下庄园主第一次不信任自己”

——(《忍冬族庄园》载《今日先锋》三联书店1995年7月)

    从这首诗中找出一个行为者,他的语言、表述行为、焦虑核心显然有仿若隔世之感,而数化人的日常表述、网语表述、行为表述、文化表述期待的不是创造价值,期待的是消费与消费感。数化人即使进入一个有别于日常生活状态的另一种状态进行文化表述,其核心也有别于诗意的审美。在这种社会事实下,我们再来读一遍《忍冬族庄园》这样的诗或是这类的诗,阅读中伴随的是陌生感。
   
    作为诗人,当然知道,我们——人——不是世界的全部。“除了使用我们的语言外,我们既没有办法思考世界,也没有办法思考我们的目的”⑥。我们的言说只是我们认识环境或者应付环境而做的事情之一,但是是否认识世界并达到世界所允许的我们达到的目的,这似乎是失去言说的语言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行为中,是我们的认识过程中的经验给予了我们条件,而不是认识对象给予条件,这对于需要对未来进行预约的诗人来说,就标志着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诗人接受了诗对经验的或是现有条件的抛弃,建立了不受文化维度的禁锢——相对独立的思考姿态。这就表现出任何一个什时代都没有数化时代这么彻底地抛弃诗与诗人。而诗的言说,抛弃了意象的固有历史含义,在运动和组合中,使思考始终保持一个高视点,致使诗的本意不再滞留在一个可供认识的历史年代。而一系列具有韵律感的词语,不让诗人在这个时代守候历史,而是完全独立于那几个具有强烈历史效应和鲜明文化特征的地点。这是诗的文化规律,如果执意违背,并使认识作为一种运动拉开或是缩小认知者与认知对象的距离——这个距离使一种认知力量几乎无法保持边缘状态,那么,诗人参与的运动会突然颠覆审美者的伤感,这样的时代过去之后,数化时代就不可能再度复辟诗的高贵了。如果事实真是这样,诗让社会成员在偶尔的阅读中突然参与情感过程,偶乐满足一下诗的使命,而历史的因素开始稀薄,诗人制造鱼贯而入的悲剧。——在这个时代,人工制作悲剧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诗人是固执的,诗人感受到了数化时代的严峻,眷顾责任多于辉煌的诗人,并没因为个体的弱小被一提起就伤感的现实所偷袭,在诗人看来,某个事件一旦发生位移,历史就失去了时间,从符号的成份来理解,它必定产生一种反既定的文化歧义,这正是诗人在数化时代还敢于接近诗的理由。
   
    诗在资本文化语境中,仅仅只保持独立状态是完全不够的。在人的意识几乎被契约化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也不得不受价值取向的规约。但是价值取向必然有它的原则性,是符合,还是清算这个原则,就得取决于一个诗人是否能对文化发出准确的预约。而艺术进入后现代既而数化时代,由于失去对抗体,它早已无法使用排除法了,更无法在打倒“现有的”过程中进入预约期。
   
    数化社会具有斥它性,但不能说这个数化社会就不需要艺术。人类进入数化时代,无论是诗,还是其它艺术是否发挥社会作用,无不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发展和生命的合理存在,那么对艺术英雄的企盼就变得十分紧迫,就需要众多的艺术重建全新的伟大的精神气候,回顾一下文化史和艺术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文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无不是文化英雄造就伟大的精神气候而拯救了那个时代和人民。悲剧是新精神气候的土壤,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连悲剧都没有了,正是精神贫穷导致悲剧意识的泯灭,正如人失去信仰而无法感知行为的因果一样,那么全民悲剧就会集中在文化英雄身上。要想造就一个时代和未来时代所急需要的精神气候,就需要人们从个体内心和意识层面走出来而走向人的意识背景——文学艺术必须重返人类的意识背景。
   
    相对于生命而言,未来是一个事实,但是没有新的文化局面,没有新的文化给定新的标识,没有文化艺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精神气候,未来永远只是一个词汇。那么,作为艺术先锋的诗,有一种重任就是创造新的精神气候。

注释

    ①·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
    ②·G·西梅尔《现代文化的冲突》
    ③·柏拉图《政治家》
    ④·XXX《贫民修辞学对一首诗的幻想》
    ⑤·J·K·塞尔《什么是言语行为》
    ⑥·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

0

热点资讯

© CopyRight 2012-2020, zgnfy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电话:13882336738 QQ:906001076
电子邮件:zgnfys#163.com、zgyspp#163.com、zengmeng72#163.com(请将#改为@)
蜀ICP备06009411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