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评论家都是在诗人当不成或觉得当不好的情况下改写评论的,我所听到或读到的就有谢冕、陈仲义、陈超、向卫国、陈晓明等先生如此自称。这当然是他们的谦虚。杨远宏先生应当也是属于此类吧,但我倒是没有在什么场合听他这样“谦虚”过。我把它理解为:一是杨先生对自己诗作的自信度其实不亚于理论?二是杨先生更大程度是上一个诗人而非理论家。第一点仅为猜测,第二点倒稍可说明。
我所认识的杨远宏先生确实是一个诗性因素强于理性因素的人,容易激动,容易滔滔不绝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且不容别人置疑。在他身上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典型的知识分子情结,于是便造就了他对世事的焦虑和对世俗生活的蔑视与反叛。这种反叛又多半是无效或者软弱的。于是愤怒便产生了。
杨远宏基本上是一个极端地富于良知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所有的心神与能力都用在了对思想的深入探索上,也因此不太具有处理生活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当我们今天重读他的《重建诗歌精神》、《中国现代诗的悲剧性处境——再谈重建诗歌精神》、《诗歌与人类——三谈重建诗歌精神》时,我们依然会为他狂飙突进的呐喊、偏执孤傲的灵魂、敏锐尖利的锋芒所感动。
这样一个精神至上主义者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他的理想,犹如杜鹃啼血,精卫填海。在他看来:“诗歌的迷惘与混乱,根本上来源于人们价值观、价值取向的迷惘与混乱。……诗歌必须全身心感动、投入地关注人类的存在和命运,在刻骨铭心中修复、重建人类的精神梦想与终极关怀,并将这一切上升为神性的广阔与普照。”所以,相比于怎么写,他更关注的是“写什么”的问题。他甚至认为,相当长时间以来,形式热将不少诗人的才华,挥霍在一连串朝三暮四的形式筋斗和语言杂耍上。为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同一个命题:“诗歌精神”!
杨远宏身上综合了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既是儒家文化忧国忧民拒绝游戏的,也是道家学说脱离生活逃避生活的。他用慷慨激昂的先锋姿态表达了中西方传统中“文以载道”、“神性写作”的古老命题。当他在酒席上痛苦地流下泪时,熟悉他的人都沉默地陪着他,不说话,也不安慰。有太多感慨借助酒的方式游离出他的心胸他的眼眶成为泪水,成为一首首拥挤的参杂着自身经历与时代忧思的长短句。这便是《吊在蛛网下的月亮》的所有诗篇。如果说,理论是他的骨架铮铮作响,诗则是他奔涌而出的灵魂的血液裹挟着如影随形的命运起起落落。我觉得在评论家队伍里,杨远宏的诗是相对比较湿润和感性的,也因此更具一种诗意的力量。这从他的几首诗的题目就可见一斑:《吊在蛛网的月亮》、《泡沫灯泡的晚餐》、《刻骨黄昏》、《坐式及其他》等等。
在诗界,杨远宏先生以其对先锋诗界、先锋诗人的广泛关注和扶持而赢得了声誉。这位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参与者和理论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现场摇旗呐喊,却在新世纪波澜壮阔的中间代运动中陷入了失语和不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诗人、理论家在如此频繁“涨落的诗潮中”有了一种疲惫的淡漠?我更愿意相信,此刻的杨远宏先生正在落幕后积聚承诺和担当的勇气,当大幕重新开启时,一场更大规模的山洪将倾泻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