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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段炼:寻师天涯

2012-09-29 19:2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段炼 阅读

 一 良师益友
 
    对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若无心灵导师,会如大海上的夜行船,没有导航之星。所谓心灵导师,不仅是学问和人生的良师,也是有共同语言的益友。不过,可以为良师者,或因师道尊严的古训而不能成为益友,而益友也未必可以担当良师的职责。
   
    当年刘备到南阳三顾茅庐,求得孔明出山,任自己的军师。刘备求师是居高临下,所以孔明才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刘备是汉家正宗,孔明信守儒家规范,讲究君君臣臣,所以三顾之后,即使立志作避乱躬耕的布衣,他也自当为国效力。我辈寻师,非因社稷大事,而为个人修行,故每每举头仰视,却因光耀炫目,无以能见,或因立足低下,一叶障目,终无益友良师。
   
    多年前有次去纽约,住在画家朋友陈丹青家里。入睡前,画家拿出一叠打印稿相示,是他即将出版的文集《纽约琐记》。打开文稿,一读就入了迷,竟一气读完,很难相信一位画家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次晨起来,同画家谈起文稿,说他的文笔浑然天成,没有斧凿的痕迹。画家先是一愣,再微微一笑,说还是认真修改过的。后来才知道,陈丹青在纽约拜师为文,遍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不仅涉猎中国古代的诗文策论,也涉猎欧洲当代的哲学与批评。我没问过谁是陈丹青所拜之师,直到今年国内热炒,才知道是集画家与作家于一身的木心,其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已在国内出版。
   
    陈丹青将木心看得很高,说他的书写超越了鲁迅和周作人。尽管此言一出,国内文坛哗然,但所谓名师高徒的说法,总归有道理。记得陈丹青在一篇文章里说,当年在北京读油画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画家吴作人,可是他在几年里也就见过导师几次而已。看来木心之于陈丹青,也许就是孔明之于刘备了。如果碍于君臣之礼而不能说孔明是刘备的良师兼益友,那么木心与陈丹青的忘年莫逆之交,总该算是良师益友了。


    二 求师得失

    要说追随良师,我也曾经有幸,而后又有大不幸。古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我来说,那一失可谓千古恨。
   
    文革时无书可读,文革后上大学,狂读,读得最多的是外国小说。有些书图书馆借不出,如《十日谈》之类。于是便到处打听,看那位老师家能借到好书,结果得知张钦尧教授藏书无数,于是拜到张老师门下。张老师受业于五四时期的诗人穆木天,研习外国文学。后来穆木天在反右运动中获罪,连累其高足,张老师从北京被发配到山西。这倒好,要不是这一发配,我不会有机会结识张老师。
   
    大学毕业后考取研究生,师从研究西方文学的前辈学者周骏章老先生。周老先生是翻译家出身,三十年代供职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编译局,后来深居简出,一心做学问,为人简约、处事持中。周先生只招了两届研究生,我辈关门弟子,共得四人,来自四方。先生不愿对谁偏心,初次见面就明言,以后见面得四人同行,不可独来独往。先生之言铭记在心,受业三年,未敢逾越。倒是毕业之后,与先生通信,总得其推心置腹之言。
   
    后来到加拿大留学,攻读美术教育的硕士学位,师从戴维·帕里斯。戴维是艺术心理学家,他在哈佛求学时的博士导师是《艺术与视知觉》的作者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这师徒二人都是犹太人,二战期间阿恩海姆受纳粹迫害,从德国亡命美国;戴维的父母也从欧洲逃到美国,故师生二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戴维既有犹太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谨,又有艺术家的宽厚与直爽,我们初次见面,全无师生高下之别,之后也一直如师如友。
   
    好事不常有,好人不常遇。读博士时择师不当,曾几度想撤退,却又总念着孔夫子的忠义之言,对导师要从一而终。于是十年寒窗,忍辱负重,直至身心俱惫,不堪其教,无奈之下才不辞而别。虽然改换了门庭,但岁月蹉跎,荒废了十年生命。记得被十年文革荒废了的一代人,曾仰望苍天悲愤发问:人生能有几度十年?对这位博士导师,我造了一个英文词赠之:acadevil(学界邪魔)。


    三 情系英伦

    前不久收到一份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子邮件,一看,发信者是丝黛芬尼·彭斯,一位英国女雕塑家。我们十多年没联系过了,她说是从其已故丈夫的基金会得知我的联系方式。她丈夫叫彼德·福勒(Peter Fuller),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
 
    十六年前的四月二十八日,彼德与丝黛芬尼和两个孩子乘车去他们在苏福克的别墅。开车的司机是丝黛芬尼的父亲的专职司机,可是这位职业司机在驾驶座上睡着了。用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话说,彼德·福勒象颗流星,从西方艺术的天空落下了,但是他的光辉,却如闪电般夺目。

    那年初夏我还在中国,丝黛芬尼写信告诉我说,福勒离开我们了。当时我正准备去英国,到伦敦大学的高尔斯密学院攻读美术史和文化研究,福勒既是我的经济担保人,也是我在艺术和学术上的引路人。

    引路人不同于指路人。引路人走在前面,或与你同行,而指路人是在你身后或身旁,走的不一定是同一条路,甚至还可以不走路,只是站着指点罢了。福勒原本在剑桥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媒体任职,再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写作艺术评论,同时也在伦敦大学执教。他追随十九世纪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二十世纪的约翰·伯杰(John Berger),视这两位社会学派的艺术批评家为心灵导师。1987年福勒在伦敦创办《现代画家》杂志,刊名来自罗斯金的同名巨著。

    福勒在政治上原先信奉马克思主义,在艺术上主张社会政治批评,反对形式主义。到七十年代末,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艺术心理学和伦理道德批评,写出了《艺术与精神分析》。该书出版后,福勒被学术界视为艺术心理学之英国学派的后起之秀。福勒在西方艺术界的影响,不仅来自他的学术写作,而且来自他的批评实践,其艺术批评的最大特点,是不随大流,反对艺术时尚,挑战艺术权威。

    我因翻译《艺术与精神分析》而得以同福勒相知。他以自己的新著相赠,并邮来每季的《现代画家》杂志。对我来说,福勒留下的遗产,一是不媚俗的批判精神,二是远离迂腐的学究气。他著文批评时髦的画家和理论家,言辞犀利,毫不留情。福勒是格林伯格的晚辈,尊敬格林伯格,但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其形式主义艺术思想。格林伯格与福勒格格不入,可是也很敬重这晚辈的精神和人格,给其以极高评价。另一方面,尽管福勒的《艺术与精神分析》是一部非常学术的研究专著,但他写的批评文章,却既有罗斯金式的才情和诗性,又有伯杰式的深刻洞察和平易晓畅,甚至他办的杂志,也多邀艺术家、诗人、作家来为文评艺,为的就是避免学究式的迂腐。

    十六年过去了,丝戴芬尼早已远走澳洲,两个孩子仍留在伦敦。女儿希尔维亚现在是时装设计师,儿子劳伦斯还在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艺术。丝黛芬尼提醒我,下次去英国时,要记住到苏福克走一趟。

 
    四 启蒙之师

    其实,早年的启蒙老师也如心灵导师一般。少时习画,拜投李斗南老师。李老师是附近一所小学的算术老师,在当地画坛小有名气。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凡人纯朴,求师不用付学费,只要语言相投就行。刚开始,李老师周末到我家教画,见我家藏书不少,便不时借阅。那时,李老师才过二十岁,正值阅壑难填之年。后来我到李老师家学画,周末住在他家,他母亲做的菜,也让我欲壑难填。

    李老师家在郊外小镇,三十里路,不通班车,若搭不上便车,就得步行,或骑自行车。成都平原多雨,郊外是黄泥土路,雨中骑车,车轮沾满胶泥,寸步难行。不得已,将车扛在肩上步行,路人见了,憨直地大笑,说是“车子骑人了”。我当时十二三岁,年少气盛,发誓不再骑车。

    周末的晚上,李老师和我趴在灯光下画静物写生。李老师的画法,接近自然主义,用笔用线很严谨。他在照相纸的背面作画,纸质细腻,所画的陶瓷静物,讲究高光和反光的质感。画石膏像的时候,李老师强调主次远近的虚实关系,强调灰调子的微妙变化,并一再说画面的结构中只有块面没有线条,说轮廓是块面的转折,而非线条的勾勒。

    大型静物写生的长期作业,要画好几天,要求纸张经得住铅笔的反复琢磨和刻划。七十年代初,人们的月入也就五十多元人民币,买专业的绘画纸无疑是种奢侈,我便用普通纸代之。结果,李老师问起为何不用好纸,我只得搪塞。现在想来,李老师不是为纸品店做推销,有什么可搪塞的。

    在李老师家画石膏像,他有米开朗基罗的耶稣和米洛斯的维纳斯。回家练习时,我只有领袖像和样板戏人物的石膏像,李老师说这些都不能用来做模特,因为这些石膏像既非名家名作,五官结构也不精确,他让我去买西方名作。我买不到,便说维纳斯的卷发是资产阶级的,无处可买。李老师说,维纳斯的时代资产阶级还没产生。

    李老师画静物和石膏写生时追求精细和严谨,到茶馆画速写时却放得开,他用简洁的钢笔线条来捕捉人物的神情和动态。我们也时常到户外画水彩风景,他看重色彩中的素描关系,但运笔却相当率意。我想,文如其人、画如其人,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严谨中的率意。

    所以,李老师对我的启蒙,不仅在于绘画,更在于心思。再者,周末的时候,他家总有同龄人聚会,主要是学小提琴和学写作的。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听他们议论某某曲子如何如何,如同看海,怎么看也看不到海的深处。好在我对文学有兴趣,听他们谈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谈论鲁迅笔下的阿Q,尤其是看他们手抄的外国作家小传,如同一扇窗户在我眼前打开。

    随李老师学画两三年,直到初中结束,迁居异地。后来也结交过别的绘画老师,但他们或是父母的朋友,或是老师的朋友,我不能与之平等交谈,只能仰视他们。唯有李斗南,我们亦师亦友。


    五 敬畏自然

    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史文朋(Algernon Swinburne)写过一行著名诗句:“除了自己的心灵,便无引路之星”。与史文朋同时的英国小说家哈代(Thomas Hardy),用这行诗来描述自己的小说《无名的裘德》里的男主人公。裘德想进剑桥大学求学,却因出身卑微而不得其门,他没有引路人,只能听从自己的心灵。

    我也一直在寻找引路之人。一九九八年到美国明州卡尔顿学院执教,那是一所全国顶尖的私立文理学院,地处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学校象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距离较近。两年后转到纽约西郊,任教于新泽西州德鲁大学。这也是一所私立文理学院,但在美国高校中排名很靠后,只因邻近纽约,有地利之便,才得了人气。我常在周末跑到曼哈顿,挤进人头涌动的各美术博物馆,找个僻静处,默默地坐在自己喜欢的画前。次年又迁居纽约北面的奥伯尼,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这是全美排名倒着数的公立大学,以学生酗酒滋事而闻名。周末我仍往纽约跑,到曼哈顿的美术馆看画。

    美国的最后两年是在麻州度过的,先是在一所有名的女子大学教书,然后到全美排名第一的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执教。那两年中,纽约和波士顿的美术馆几乎看遍,新英格兰和美东地区的著名美术馆也都看遍。威廉姆斯学院旁,有著名的克拉克美术馆,收藏了很多雷洛阿(Pierre Auguste Renoir)和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下班后我时常独坐在雷洛阿的画前,体会他那复杂的色彩和蓬松的笔触。

    美国六年的经历,其实就是看世界,看顶尖的私立大学同最差的公立大学有何不同,看小镇上的人同纽约的人有何不同。这些不同,犹如自省的镜子,可作心灵的指点。再就是看画看风景。纽约的大都会美术博物馆,收藏有十九世纪中期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的风景画《暴风雨过后》(1836),描绘麻州西部和丽山的风景。我在和丽山住过,对那里的风景有亲切感,可以在画中同画家静静交谈。科尔是当时 “哈德逊画派”(Hudson School)的首席大画家,信奉十八世纪英国美学家柏克(Edmund Burke)关于崇高与美的理论,在风景画中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

    敬畏是一种审美心境,西方美学中没有中国的“意境”或“境界”之说,但对类似的审美经验却有所表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德国有著名风景画家弗雷德里克(Caspar David Friedrich),其学生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在《关于风景的九封信》中,写到过登高远望时的心境,说是面对远山长河,“你的内心会被无言所吞没,当你失落于浩瀚的空间,你的整个生存体验便净化了。此时,你的自我已经消失,你变得无足轻重,唯有全能的神,无处不在”。这段内心体验,与中国古人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异曲同工,让我想到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名句。不用说,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家和西方的风景画家一样,都讲究师法自然、师法心灵。

    在美国的六年中我看得不算少,走遍了新英格兰和东海岸的山山水水,也纵行了北美三国,更在“有我”与“无我”间追寻引路人。回到加拿大,仍在山水间徜徉,却每每记起史文朋的诗句:

    “除了自己的心灵,便无引路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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