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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姚彬的幸福与疼痛

2012-09-29 18:5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思运 阅读

 读姚彬的诗歌,我们发现有三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俗人”、“幸福”与“疼痛”。他写过《我是俗人姚彬》、《俗人姚彬之二》,其他的诗篇中也经常出现“俗人姚彬”的字眼。我们知道,正如诗坛的“老了”不老、“陈傻子”不傻一样,自谓“俗人”者,肯定不是俗人,至少不甘愿为俗人。姚彬自谓俗人,一反普通人所理解的诗人的高蹈人生的姿态,而意在强调他生活的“在场”性。这个俗世中的诗人,自有他的人生体悟方式。无论“幸福”与“疼痛”都是“为我们的存在”之体验。
    他说:“我在想,如果我的大脑/左边是幸福,右边是痛苦,左右分明/结果会怎样呢? ”(《重写麦子》)我们来考察一下。
    幸福是日常生活中“有限的成就”意义上“为我们的存在”,即是说,它是有限的、完成的,它自身就是终极目标和极限。比如:爱情、家庭、地位、道德感。在姚彬的诗歌中充满了大量俗世的“幸福图景”:

朋友们坐在这里喝酒吹牛打麻将
面对大街,偶尔看看从人群中闪过的美女,或者
看看和我们一样面带笑容慢慢飘来飘去的酒鬼,或者
数数街上跑过多少辆奔驰,娶新娘用了多少辆花车
更多的时候,眼睛和阳光碰撞,和街对面的树木碰撞
新城开工典礼上的欢笑声鞭炮声,体育场新开出一等奖的锣鼓声
嘴中的烟圈在空气中飞来飞去,和我们一样怡然自得
一声吆喝,隔壁的牛肉面和火辣辣的姑娘同时送了过来
……
我们从重庆来到了北京,选择一种最舒适的方式
选择一种最能用去钱的方式,我们和阿四一起,在北京
开了个00号商铺,隔壁是天安门广场和充满活力的树和阳光
(《0号商铺》)

流淌的音乐滑过我的衣服,又被我的手轻轻地招了回来
啤酒的泡沫卑微地屈服在我的胃里,牛扒在我的肠子里发出好听的音乐声
20瓶啤酒下肚后,鲜花变成粉末,四出飘散,
S巷跟着我的一声大喊摇晃起来,灯光灵性起来
我用右手把S巷的女人的笑容扶正,又用左脚把它踏歪
楼上一群男女的声音跟着摇晃起来,你在我对面,你是我的,你可以大声地喊叫
我们面对面地把幸福传送,我们一起喝酒呻吟
把幸福传给S巷的人,变成生活的智慧
我用灵活的手抚摸时空,抚摸孩子一样果断而耐心
充满无比的爱和伟大的力量,充满着糖和玫瑰
你是我的,S巷承受着这个伟大的事实,S巷就这样灿烂起来
         (《S巷》)

“幸福”一词的意义,最充分地应该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的主体价值和现世价值。“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的赞叹,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漆黑禁锢中,投射进炫目的人文之光!文艺的触角也开始从虚无缥缈的天国移向现世。看看中世纪的绘画、文学,都满溢着现世生活的幸福灵光,《十日谈》宣泄的肉欲,《梦娜丽莎》的迷人微笑,曾经征服了多少人们!而当下对于“幸福”的期盼,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对70年代、80年代的反动。共和国以来,直到六、七十年代,人们崇尚的是虚假的信仰,越穷越光荣的观念异化了人们的生存;80年代人们崇尚的是形而上的精神生态,“爱情”、“民主”、“自由”、“公正”等成为意识形态的焦点。总起来说,它们都遮蔽了人们的现世物欲需求。90年代市场经济的不可思议的迅疾发展,打开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下半身的物欲泛滥使人们发现,现世的幸福逐渐不能够满足人们形而上的欲求,匍匐于地的人们,重新把目光直立起来,寻求更深的价值根基。姚彬的“幸福图景”其实就是对90年代以来的物欲思潮的一个回应。
    匈牙利当代学者阿格尼斯•赫勒在《日常生活》一书中指出:日常生活之中“为我们的存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幸福”,另一种是“有意义的生活”。前者体现人生的完成式,是“有限成就”的满足,后者则是现代人面对充满欲望冲突、价值冲突的世界而避免沉沦的生存方式,是个体在无限宇宙中确立自我的前提。
姚彬的诗歌中幸福图景的展现,一方面是90年代人的解放的深入到物质层面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他对这种生活的“内心发问”,一种对“现世幸福”的意义的质疑。“从中山路到兴华路 /要经过一个叫儿童乐园的地方 /——每到这时 /我们有着共同的努力:放慢脚步/看哪一个象自己的孩子 /有时我们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阴影 /那是来自内心的发问” (《我们何时结的婚》)。他的长诗《家庭书》,绝无一般诗歌歌颂家庭幸福的温情主义,他只是在俗世幸福的框架内充溢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逼视,内涵的丰富与暧昧甚至解构了传统诗歌中“幸福”。“结婚”是俗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生历程中很少的几次幸福生活的亮点之一,但是,姚彬在目睹结婚场面时想到的是“疼痛”:

在去迎接新娘的路上,我的一只脚踩着了一群啃着骨头的蚂蚁
我回头看了看那块横着的骨头,直起身子往前走
这时天有些暗了,唢呐声催促迎亲的队伍快些走
这时雨快要下了,牛和羊顺着熟悉的炊烟回家了
我忽然看见一个姑娘,一个被我错过的姑娘,回头时差点被我撞倒
我的心就一直这样倾斜着,一直倾斜到唢呐声的底部
一个不很漂亮的女人被唢呐声接走,我们嘻嘻哈哈地抬着嫁妆
“蚂蚁抬着一块骨头”,我的心里忽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这时正是正午,太阳火辣辣的,大伙不停地喊着风
这时正是正午,大伙没喊来风,把嫁妆停在桥头和女人着急
我忽然看见一场雨,一群把我错过的蚂蚁,不停地东奔西跑
(《疼痛》)
我们注意到,他诗歌作品里充满着大量“疼痛”之类的词语,有些题目就是“疼痛”,如《是欢乐是悲痛都应该写进诗歌里》、《我能挖出心中的痛?》、《我能说出心中的痛》等等。他总是在幸福中发现锲入骨髓的隐痛与悲凉况味。《我的矛盾方式》:“……‘请叙述’,一个哥们这样冷静地操持着日常生活/击打着我每个夜晚的思考,在火锅店,请叙述你认识的火/吃着火锅,我寻找着鱼的肉和刺的整齐排列/鸭肠正如我冷漠的怀念,浮动的香菇常常使我记不起自己的面孔”,温馨的世俗幸福里洋溢的是生存的冷漠与自我的失落。我们发现,姚彬专注于人的世俗场景的摹绘,注重考量人的生存的物质向度,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物质性,一些地名、时间十分精确,诗的品质显得十分质实。但是,他对人类生存的物质向度的考量,并未减轻他生存的精神层面的深度考量。他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要飞升与超越的欲望。他笔下的“一只金黄的鸟”与其说是实物,毋宁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隐喻:这只金黄的鸟“它飞走了,飞到电线上去了/我是看着它在电线上站着的/它没有回头看我/它知道自己在电线上站着/它用不着回头看我/而我是忍不住要去看它的/除非它不从我的头顶飞过/除非它没想过在我的头顶停一会儿”(《一只金黄的鸟》)。这种向上提升的力的图式就使得他的诗歌既具有了现实生活图景的广度,又具有了精神的高度,从而对人生世相有了穿透性。
    因此,他的诗歌品质是双重的:一方面,具有质实的形而下的现实品格,另一方面,又具有超拔的形而上的精神品性。前者展示的是有限度的俗世幸福生活的追求,后者揭示的是人生苦痛升华出的恒久意义;前者突出的有限的客观境遇里对“幸福”的追求层面,后者突出的是永恒主体对现实境遇的超越,突出对“生活的意义”的追求层面。二者都体现了“为我们的存在”。
    他的这一品格在新作《从星期六到星期五》(组诗七首)得到了更为鲜明的表现。
    首篇《星期六》一开始就展现了一个世俗图景:“穿过中山路的S巷时,一些呢喃波涛一样把我覆盖,带着花花绿绿的期待/我这个柔弱的人会被砸伤吗?或者有福了,今天是星期六呵,好多事情在休息/……躲进一个叫阿三的酒馆,和老板娘共饮,然后高唱/‘还我风流,把毁灭的还给我’,在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中年妇女面前,我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把茶馆喝成夜晚,把白天打一个转,让眼睛发酵”,但是,这所谓的“幸福生活”却给人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我是汽车上被漏掉的穷汉,一路上我捡拾了太多东西,我的脚步/已开始腐烂。一点奢华中的颓废拖着我的双肩”。周末的享乐时分流露了幸福时代所包孕(或者说是遮蔽)的深刻内伤。“保持一副镇静的面孔”的“我”只能“在S巷的表面来回游荡”。“表面”与“游荡”分别指证了现代人肉体与精神的无依状态。
    姚彬自谓“俗人”,其实,“俗人”未必“崇低”,未必“沉沦”,意识到“俗”者,必能够免俗,意识到“沉沦”者,必能免于沉沦。而体悟人生意义、免于沉沦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是艺术,是诗歌。俗人姚彬本身就是一首诗,“……诗歌第四行迟迟把我降生/我有一个俗里俗气的名字叫姚彬/母亲不知道要生下诗歌/这首诗的第七行我才开始啼哭/……诗歌投石问路的那个夜里/我就是那个成语就是那块石头”(《我是俗人姚彬》)关于艺术、诗歌的拯救作用,人们论述了很多很多,但是,在越来越浓厚的后现代语境下,艺术的力量越来越弱,诗歌尤其越来越被放逐到边缘。俗世幸福把人们异化为欲望的奴隶时,诗歌改造现实的力量微乎其微了,她唯一能够做的是——诗人以诗歌拯救自己,发现生活的意义,使自己在滚滚红尘中免于沉沦。杜威曾说:艺术“是最普遍、最自由的交往形式”,但是他这句名言很轻易地就被姚彬的《在出租车里听电台播我的诗歌》解构掉了。
    在《星期日》的末世情境(“收集不带笑容走过的奇怪的人/传播林黛玉在空山上的绯闻,让开花的树全部死掉/让水的骨头全部露出牙齿,把我吃掉”)里,“诗歌戛然而止”决不是偶然,现实阻滞诗歌的必然处境迫使很多诗人放弃了诗歌,而姚彬正是在这么一个处境中把诗歌种植在内心、以诗歌默默而坚韧地抗拒着时间的“俗人”。更多时候,时间象一个牢笼,把人们困住,人们在昏昏沉沉中度过。“历史是一个骗局?”“时间是一个骗局?”而当时间被“灌醉”的时候,它的真正面孔才显露出来:

一大早,我就把星期四灌醉了
以前是时间把我灌醉,所以我还在想很多没有享受到的礼遇
醉了的星期四开始对我说话,“姚彬啊,你还写什么诗歌
你把我写进去有什么用,我很清醒……”
“我可以给你一个情人,给你一大叠钞票,让你很安静地睡觉
让你把过去的生活全部忘掉”
星期四不停地向我许诺,把胸膛挺得老高老高
我知道星期四是醉了,但我还是在不停地围着它转
而我醉了的时候,星期四肯定就不会再管我了
而星期四为什么它一直要说自己很清醒呢?我一定不能被它灌醉
      (《星期四》)

时间允诺了太多的俗世幸福:情人、金钱、享乐,但是时间又象一个圈套使人们麻痹。庸常的时间有时是那么腐蚀人:“时间把病毒传染给我/缓慢地破坏了天气、说话的语气、甚至冥想的姿势/你们中间一定有一个人象麦子一样,接受着另一种病毒”,所以,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希望中国人集体死去,然后再一个一个复活”一样,姚彬“想给星期五留足够的时间空间,让麦子死去,让它从新生长”,虽然“这很毒,这足够能杀死玫瑰的叫喊和苦”,但是,“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更多喊叫的权利,才能再次激起你们的愤怒/让你们羞愧地辱骂一个被时间的影子淹得半死的男人”(《星期五》),这不是情绪式的自虐与自嘲,更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否定,必须经由这种决绝的否定,我们才能重新找到生的意义,避免沉沦于时间的牢狱。对“自我”与“时间”的遗忘是导致新的“自我”生成的前提。在姚彬诗作中,“时间”一词以及与时间有关的词语出现颇多,这也是他的自我在时间长河中定位之自觉的表现。但是,回眸往事,他无法遗忘,“15 年的喊叫,没有人听见”(《星期一》),但它的阴影迎面而来,令“我”难以承受,在“自己不能找到时间的居所”着意于要“挖出心中的痛”。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他的这组诗《从星期六到星期五》写了一个星期的生活,非常巧合的是,宗教上恰巧是一个礼拜。“从星期六到星期五,我不断地爱上自己,不断地分裂自己/不断地向你们展示血淋淋的财宝”(《星期五》),“这个被时间的影子淹得半死的男人”最终能否自救呢?
俗人姚彬看到了自己的“幸福”:“在月光里走路在阳光里跳舞/在文字里微笑在冬天里走远”,更看到了自己内心隐藏的“痛”,这种“痛”渐渐地在“手”、“眼睛”、“鼻子”、“脸”、“耳朵”等躯体部位上漫漶出来。虽然隐忍得“了不起的”姚彬“闭口不言”(《俗人姚彬之二》),但是他的诗歌泄露了他灵魂的隐秘之痛。
    这组诗也再次彰显了姚彬的诗歌文体形式的变化。我感觉他似乎在早期更注重内敛的精神世界揭示,以情境取胜,形式以短诗为主,言简意丰;而近期则是语言句式开放式展开,叙述因素增加,从情境向物境、事境倾斜,以长句的铺叙为主,在绵密中见出锐利。这种形式的变化,强化了俗世生活给予一个人的精神压力,人的危机不仅仅在于自我内部的紧张,还在于外部世界的混乱与分裂。情境向物境和事境的倾斜,使得姚彬的诗歌在主体自我与客体世相的双向对峙中显示出各自的真相。
    姚彬的“幸福”与“疼痛”揭示了当下的“为我们的存在”状态,但是感觉他还停留在犹豫与怀疑阶段,“为我们的存在”的依据尚处于探索之中。所以,作为现在主义诗歌群体重要一员的姚彬,还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从过去到“现在”,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以“现在”作为新的起点。因此,我也愿意以一个俗人的身份,继续幸福着他的“幸福”,疼痛着他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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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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