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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小说如是说

2012-09-29 18:5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安忆 阅读

    在我看来,小说要做到“伟大”,任务未免太重了。尤其是像我,职业写小说,因身在其中,看问题总是具体的,甚至具体到琐 细,“伟大”是更不敢去想了。想起来还是空洞,简直无从下手。写小说是个手艺活,想的就是把活做好,所以,有时候,倘若能空出心思,想的只是小说如何好。
    作家高晓声写过一篇故事,叫《摆渡》,故事结尾处是作家改行,做了摆渡人,日子久了,作家发现其实他并未改行,“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这么说来,写小说就是一个“渡”,因此也就有了此岸和彼岸。《红楼梦》里,此岸是宝玉和黛玉,彼岸则为绛珠草和神瑛侍者,有了三生石上的前缘,大观园的小儿女情就有了仙名:还泪。  中国故事里的“前缘”是个极有情味的概念,它将彼岸当作立足地,出发往此,再又归彼,要有两渡,其间的路途长一倍,历练多一重,眼界便也更上一层楼。《白蛇传》要当小说论,就是好小说。白蛇修炼千年到人世走一遭,被法海和尚罩入雷峰塔受罚,又是漫漫时间逝去,方才回去仙界。《天仙配》也是,七仙女终还是回去天上。我想还不止是玉皇大帝召回,或者法海和尚镇法,这些其实是“渡”,事实上,那都是仙藉里的人,必要归入永恒。《西游记》是此岸彼岸混淆的,唐僧师徒四名,也是永恒中人物,长生不老,可西天取经路上,所遇尽是此岸的事故:火焰山,吃人的异兽,迷乱心智的妖类,孙悟空则像一名武林高手,尽能化险为夷,披荆斩棘,好比恒河中分开一条旱路,不是从此岸到彼岸,是溯流而上。《水浒》是写实性很强的小说,接近西方人实证的观念,此岸彼岸是梁山泊的山上山下,一百零八星宿凡间历尽劫数,纷纷投奔梁山泊,轰轰烈烈,聚集一堂群英会。后来的招安实在是一败招,倒不是从革命彻底不彻底出发,而是痛惜已经拔出俗界,却又蹈入窠臼。放下末尾不说,整本书写的都是“渡”,如何将好汉们从百姓世上摆渡到英雄淘里,各有各的原委,各有各的路数。西方小说里的彼岸不像中国的虚幻,而是有实际的形式,就要求“渡”的合理。意大利卡尔雏诺有一篇小说,名《弄错了的车站》,说一个人从晚场电影院出来,遇上大雾天,头脑里又满是电影里的梦幻景象,于是错过了车站,来到陌生的街上,再进酒馆喝了几杯,出来更是糊涂,信步走去,走上一道墙头,又走下一面平台,落到草地上,地面竟嵌着灯,沿灯亮走上水泥路,走上一架梯子,进了一辆“公共汽车”,问检票员去不去他的车站,回答是:“第一站是孟买,然后是加尔各答和新加坡。”然后,“公共汽车”便穿越繁星,朝晴朗的高空飞去,原来他走上了一架飞机。这就有点意思了,如此从这里到那里,这里和那里且有着质的区别。小说家又有些像魔术师,变的是人间戏法。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最终将卡西摩多和埃丝米拉达一同放进了圣母院,使这两个来自埃及的受尽折磨的神有了宏伟的躯壳,而巴黎圣母院则有了人类的心。他在《笑面人》里,是把格温普兰这个杂耍的小丑放进英国贵族上议院,让他用街头谐谑剧的方式批评世道。冉阿让这个蒙昧的苦役犯,最后成为圣徒,其间的道路更加漫长,是用历史的巨石铺路:法国大革命,滑铁卢之战,一八三O年的七月革命,还有未来的二月革命,在此具象的社会场景中,步步踩在实处,而且,还担起拯救的负荷,携弱小者同行,就有了“普度众生”的意思,任重道远,终于“渡”向飘渺的彼岸,思想的力度是极强悍的。总之,彼岸是带有神迹的面目,在现实中不可能显现,而小说做的就是这个——造一个虚无的空间,但要从实有出发。因为是小说,不是神话,小说是人的故事,不是神的故事,而彼岸是人的神岸。就是说,从此岸到彼岸,是将人“渡”到神。《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彼岸是,与圣者克利斯朵夫合二为一,这又有些像中国人的“前缘”,也是有来路,再出发往彼去。但这里却还有使命的意思,不像“前缘”那么被动。它是“渡”过去,便与圣者克利斯朵夫合二为一,倘“渡”不过去,就没有那一日,所以需要奋斗。我很喜欢“与圣者克利斯朵夫合二为一”的说法,似乎灵魂进了真正的躯壳,虚无的彼岸就有了迎接。
    但彼岸终是渺茫的,尤其是在托尔斯泰这样严格的作家笔下。《战争与和平》里,纨绔彼埃尔寻求生活的目标,先是参加共济会,后上战场,然后孤身一人留在疏散一空的莫斯科,再又被法国军队俘虏,走在了战俘的队伍里。他就像东方宗教里的释迦王子,除去华服,披头赤足,磨砺身心以求悟道。可再接下来去往何处呢?他与娜塔莎结婚,生下一堆儿女,沉浸在安宁的日常生活里,托尔斯泰似乎也不甘心让事情结束于此,于是最后的篇幅里,彼埃尔透露出他与十二月党人沾上了边。彼岸就又延伸出去,隐在未来之中。安德烈的彼岸则在死亡中,临终时分,他参悟到一种广博的不针对任何个别事物的爱,并且,所有的事物都在这爱的关照下融为一体,他对周围远近亲疏的具体事物不再加以注意,取而代之的是精神安宁。这也有些像中国人的境界,混沌空明,亦是隐匿在未知之中。尼古拉最后是在农庄上寻找到人生的意义,托尔斯泰的许多人物,都是在农庄的生活里安静下来,例如《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归宿,它是道德的,同时也并不使人受罪,似乎是苦行之后的脱生。就像《复活》中,聂赫留多夫在西伯利亚要塞司令家看到的情景,司令的女儿羞怯地请求聂赫留多夫去看看她的一对熟睡的小儿女,像花蕾一样,使人贴切地感受到幸福。在尼古拉的田园生活拉开帷幕之前,托尔斯泰有意还是无意地,为这将来的归宿举行过一场绚丽的巡礼,那就是冬季打猎。这场打猎描写得如此令人兴奋——没有风的天气,肥沃的土地,一百三十条狗,二十名骑马的猎人,追逐着滚壮的群,野兔予四下里逃窜,红毛狐狸越过冬麦田……这现世的激情似是小说得心应手的,它比较合乎小说讲究实际的性格。但托尔斯泰显然不能满意,他将他的人物安置在田庄里,自己却从田庄出发,在驿站上孤独地死去,似乎是以实践给虚构作了一个结尾,结尾于孤旅途中。结果是,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小说却不尽然。我的意思是说,小说这样东西,本身的形式就是有限制,限制它变成伟大的,这个限制就是它的世俗性。
    这世俗性可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核,中国小说多少是从话本传奇来的,瓦肆勾栏,与庶民大众短兵相接历练出来,懂得生活的意趣。《老残游记》里,只说听白妞说书那一节,铺排得跌宕起伏。先是听挑担子的说要歇了生意听白妞说书,接着柜台里的伙计争相告假,明日要去听白妞说书,好容易到下一日,便是一时一时地挨,不到十时,散座皆满,十一时,轿子壅塞门前,预定座席尽占,十二时,夹缝里插短凳,十二时半,出来个丑男人,弹弦子,竞如大珠小珠,弹罢一曲,才出来一个标致姑娘,却不是白妞,是白妞的妹妹黑妞。《杜十娘》,十娘她多年有心从良,早已积得千贯万贯,分明可以自赎已身,可她不,要检验李甲的真心,可惜李甲果不其然辜负了,便义无返顾,怒沉百宝箱,投江自尽。其中有世故,有风月,又有志气。洪异的戏剧《长生殿》, 将帝王与后妃的情感写咸里巷式的。皇帝本是三宫六院,可杨贵妃偏偏要吃醋,要与唐明皇使气,逐出宫去,又有个高力士从中调和,传递信物,万岁爷再香车迎回。本来应当收敛些了,可杨贵妃还是不,唐明皇有一夜不归,就寻到梅妃处,将两人堵在门里,还是高力士斡旋,打了圆场。倒有些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风波几起几定,两人竟然长生殿“密誓”——“双星在上,我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读到此处,是要落泪了。帝王的生涯,原是天上仙境,有那么点彼岸的意思,而却落回人间,变成了个你我他。本来是“史”,这就成了“小说”。小说的好处似乎又在这里,将遥不可及的,拉回来。
    在西方小说里,这一段的表现,大约可称批判现实主义。西方小说从来比中国小说有严肃的气质,不像中国小说重趣味,思想的任务较为轻巧,到了“五四”情形才有所改观。批判现实主义是最注重现实的小说,在法国则为自然主义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人生思想不过是资产阶级物质式的,可这一点福楼拜也要打碎她,她的情人一个比一个委琐,她的浪漫史一段比一段俚俗,最后落到在暖昧的小旅馆里,和小公务员幽会。英国哈代的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气氛要明快许多,也是写“灰姑娘”的梦想,结果是破灭,也是变通地实现,男爵仁慈地赐给她的未婚夫,一个乡下人,她向往的银烛台,镶花的针线桌子,金茶具,法国钟,大幅的绘画,布置了他们的新家。这都是有结局的故事,事实上彼岸已经隐退了。西蒙·波娃的《女客》,弗朗索瓦滋努力组成的“爱情三人行”,最终被嫉妒心破坏殆尽,她其实是想“渡”往彼岸的,可终是为现实羁绊了手脚。小说就是这样,它是充分阐述现实的理由的,用现实的材料堆砌空间,堆砌得越庞大结实,最后越是推翻不了,走不出去。越是严格的作家,越是走不出现实这面墙。尤其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之后,现实的观念更加牢固,对彼岸就更加茫然无所知。德国徐四金的《夏先生的故事》,那夏先生一直往前走,走,似有要走向彼岸的企图,最后走到了湖水中去,那里是个什么世界呢?鲁迅先生的《过客》,好个过客也是一径地向前走,问他去哪里,回答是“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老人告诉他,前面是坟,小孩子却说是野百合和野蔷薇……看到此,也是要哭的,而过客》是诗,小说走完现实的一段,再向前去,就走进诗里去了。所以,我们倘若要把小说做好,就必要把小说做成诗。

    2005年4月25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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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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