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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昆曲是我半生的追求,这次真的要退了

2012-09-28 17:37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晶晶 阅读

  白先勇携手南宋书生潘必正和道姑陈妙常,以现代戏剧的方式向观众谢幕。曾表示做完青春版《牡丹亭》就要功成身退的他,近日带着新版《玉簪记》又回到公众的视线里,这一次,他说“真的要退了”。

  满台的演员,满场的观众,白先勇的身影在他们中间却稍显孤独。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上演,当时白先勇想做完就走,结果一演就是一百多场。“我希望有个接班人继续去做,但他们说没有我领头不行。做完这两个戏,我真的要退了,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写作去,这两出戏我已经累得不得了。”

  两周内,4场讲座,5场演出,N次媒体采访,大概只有和昆曲有关的事情,才能让72岁的白先勇对时间如此慷慨。采访中,说到兴奋之处,他挥着双手,有节奏地拍着沙发扶手。可如果想从他那儿挖掘些个人故事,这样的尝试几乎都会失败,如同四两拨千斤一样,他的回答最终都会转回到昆曲上。写作是白先勇一生的追求,昆曲呢,“昆曲是我半生的追求。”说完,他大笑起来。

  1945年,9岁的白先勇跟家人去看《游园惊梦》。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回国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连演4天昆曲,据说当时黑市票价已经炒到1两黄金。这是白先勇第一次听昆曲,他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是跟着家人去看梅兰芳,可《游园》里那支《皂罗袍》的曲子却像唱片转盘一样,一直旋转在他的记忆中。

  22年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书的白先勇创作了小说《游园惊梦》。“这个戏我印象特别深,我到过南京秦淮河,听过很多故事,于是就把它们串起来。”写作时,他把梅兰芳的唱片一直放在旁边听,那曲婉转低回的《皂罗袍》让他想起了很多往事,仿佛又回到中国的家中。而那时,昆曲在大陆已经停演,台湾也只有一些昆曲社偶尔演几出《游园惊梦》或《断桥》这样的折子戏,大戏基本上已经演不了了,《游园惊梦》小说中有这样一句:“半出戏还没唱完,嗓子先就哑掉了”。昆曲已经式微了。

  从大陆到台湾,从台北人到纽约客,尽管听的仍是同一支曲子,但感觉却已经不大一样。“有很多人世变化在里边,听得有点沧桑了。”1963年,白先勇到美国求学,因为 “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写作。用他的话说,一个25岁的少年心头平添了许多岁月。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到美国后完成的。“现在回头看很奇怪,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写得却是六七十岁的心境,那么早写出了一个老人。年轻时写老人,现在老了,反倒来搞青春版,做青春梦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白先勇也有台湾战后一代的认同危机,“那种飘零感,那种乡愁,一直有的。”1960年,台大外文系三年级的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第一期介绍的就是卡夫卡。“那是那个时候的潮流,西方的文学、艺术、电影我们都感兴趣得不得了。后来到美国去留学住在纽约,一出去就是文化震撼,我在心底里走过很多省思的路程。最后发现,最美的牡丹花开在我们自己的后院,所以还是回来养牡丹吧。”

  青春版《牡丹亭》之前,白先勇已经排过几次《牡丹亭》。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名录,而那时有的昆剧团已经解散了。在昆曲发源地苏州,90%以上的年轻人没看过昆曲。白先勇认为,只有吸引到青年观众,昆曲才能真正传承下去。“昆曲是抽象写意的。我们现在对昆曲失去了信心,学别的剧种,搞得有时候有点四不像。”他曾在大陆看到,有的《牡丹亭》背景真的弄了个大红色牡丹花,顶上还有霓虹灯嚓嚓嚓闪个不停;要不就是12个花神穿着透明纱如同拉斯维加斯舞娘一样出场……“我都吓昏了,哎呦,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他连连说,“那是百老汇、拉斯维加斯的music,跟昆曲是两码子事。”

  400多岁的《牡丹亭》有了青春版。2004年,已经退休的白先勇专心做起昆曲推广工作,希望把昆曲的青春招回来。“当时大家也不理解我在干嘛,怎么白先勇一个作家,不好好写作去搞昆曲了。我心里说,我这不是在做一出戏,我在拯救一种快衰微的文化啊。”

  青春了的昆曲不再只是“一桌两椅”,它有了手绣的全套服装、柔美的灯光、轻松逗趣的念白和不离谱的票价。杜丽娘和柳梦梅在国内外共谢了182次幕,看青春版《牡丹亭》仿佛成为一种时尚。狭小的大学礼堂超额挤进两三千人,挤在后面的学生一只胳膊挂在栏杆上看戏。“他们不是不看,是以前看不到。没人做出美的东西给他们看,他们不看不怪他们。”白先勇说。

  《牡丹亭》到美国巡演后,加州伯克利大学第二年便开设了昆曲课,出身昆曲世家的民俗音乐专家李林德教一班洋学生唱昆曲。这些洋学生把每个字注好音跟着唱;不会吹笛子,便用小提琴试着拉拉曲调。他们以前只知道中国有京剧,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种文化。

  2010 年,昆曲终于也要走进国内的大学讲堂,北京大学成为“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中首家开设昆曲鉴赏课的大学。“现在年轻人心里都有这种文化认同的渴求,我们的文化在哪儿呢?不错,在故宫博物院里能找到那些东西,那些是静态的,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活在舞台上的呢,在哪儿?现在我们拼命追求西方,比大,比高,比快。大家都上了高铁列车,往前冲,根本来不及停下来看。但我相信会的,冲完了,到站了,会的。我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一套沉静的东西。”

  白先勇还有很多希望。他希望昆曲课能走进更多高校;他希望文化界、学术界和院团结合起来,一起制作有水准的戏码;他还希望中国能有一个专属昆曲的剧院,这个剧院座位不必太多,就盖在苏州园林的旁边,“英国有专属莎士比亚戏剧的,美国有百老汇剧场,怎么我们有几万剧场却没有一个专属昆曲的?”但这一切,显然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

  一出《牡丹亭》火了,不代表昆曲真的回春了。白先勇说,台湾做了20年的奠基工作才培养出一批“一流的观众 ”,“是一群人在做”,他提醒记者。现在,他的身后有一群“昆曲义工”,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班子,苏州昆剧院只是合作。“虽然各方响应很多,但没人起头。” 他长叹一声,“哎,如果其他剧团也做10出、20出戏到处演,那就行了,可是,难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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