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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2009年度长篇小说概评

2012-09-28 17:3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白烨 阅读

  据悉,2009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约在3000部以上。这个数字较之2008年整整翻了一番。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作品总量,个人阅读既无法和无力企及,也没有必要一味求全。因此,以点带面,或管中窥豹,就成为了唯一的可能和事情的必然。

  长篇小说的数量激增,有着多种原因,但最为重要的因素,当是流布于网络之间的类型化小说作品,经由文学网站与文学出版的强力合作,大量地转化为纸质作品走向图书市场,使得过去以严肃文学为主的长篇小说领域,添加了相当数量的类型小说,使得现在的长篇小说领域较之过去,更加纷繁了,也更加混沌了。

  但从传统批评的角度来看,长篇小说领域虽然越来越数量激增,面目不清,但其基本的构成还是两大类的写作,即以职业或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或靠近传统型的写作,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或靠近类型化的写作。在作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传统型长篇小说以求在文坛内外留有一定印象为旨归,而类型化长篇小说以求在市场上获取最大影响为目标,这样一种隐性的动机区别,使得人们更为关注传统型长篇小说,并把它看作长篇小说创作艺术水准的更高代表。由于这样的一个视角使然,我也主要以传统型长篇小说为主,来展开我的2009年度长篇小说概评。

   就传统型长篇创作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长篇小说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不同题材的领域里,都有货真价实的佳作力构,而且都以自己独辟蹊径的艺术探掘,让人读时欲罢不能,读后回味悠长。还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涉及什么题材,描画什么人物,许多作家都强化了对于人的个性的索解,对于人的命运的追踪,并在个人与社会,人生与时代的密切勾连中,探悉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改变的生态与实情,使得命运走向与时代走势的交响回旋,成为了凸显于2009年长篇小说的主导性旋律。 现实与变革涉及到现实与变革的作品,在2009年中为数不少,这既是改革开放已走过整整30个年头,一些有心的作家有意要为这个新时期以来的30年的辉煌巨变描影造形,更为主要的却是创作中一直存在的写实倾向,在2009年间又有了别求新声的切实成果。比较之下,这一类作品中,值得人们予以关注的,应该是阿耐的《大江东去》,曹征路的《问苍茫》,王小鹰的《长街行》,刘醒龙的《天行者》。

   阿耐并不是很知名,但她的弃政从商又弃商从文的不凡经历,使她在生活积累上别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而改革开放的忠实见证与直接参与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她的《大江东去》。她的小说写作,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善用大视角,长镜头,作品具有相当的纵深度与广阔度,二是专注于写人物,讲细节,作品葆有丰富的信息量与现实感。四个核心人物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和梁思申,分别代表了国营、集体、个体与外企四种经济模式的演变发展,四个人物彼此交集,四条线索齐头并进,各种所有制的此消彼长,不同人物的升降沉浮,都集结于改革开放的的大历史与总进程之中。作品在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的勾连,官场文化与人性变异的纠结中,刻画了一个个各具个性的改革的弄潮儿,既写出了时代的英气与豪气,又写出了生活的元气与生气。

   曹征路的小说写作一直以现实题材见长,堪称这一路写作在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代表。《问苍茫》与他以往主要写底层人物的作品明显不同,作品既由柳叶叶、张毛妹等打工妹写了底层的“无产阶级”,又由马明阳、陈太等企业家写了上层的“资产阶级”,还由赵学尧、何子钢等学人、教授写了暧昧的“知识阶层”。而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都主要聚焦于一家外企的成败与进退时,所有的人物既在其中展现着自己的力量,又在其中微调着自己的立场。无可回避的市场法则,严峻冷酷的经济现实,考量着人们的智慧,也拷问着人们的灵魂。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资本”以其贪婪又无情的本性,如何拽住人们,让你或者无端臣服,或者无奈顺应,这部作品可谓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王小鹰的《长街行》,以60余万字的篇幅,从容不迫地描写了发生于上海里弄——“盈虚坊”的故事。作品以市井恋情与城市变迁作为相互扭结的主线,通过盈虚坊中的富商世家冯家、书香门第常家和下层平民许家、陆家和单家等家庭的故事,尤其是许飞红的悲欢离合与人生浮沉,全景式地展现了小街上生活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曲折动荡的生活轨迹和命运遭际。许飞红由一个卑微的底层少女、美好生活的幻想者,变成了“卖鱼西施”,又一跃成为房地产老板,继而又繁华梦碎,最终成为一个宽容、自信、自立的女性。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历程与心路里程,探悉了城市的变化发展与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心灵嬗变之间微妙的关系,挖掘出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积淀。而由盈虚坊的产权与住户物权的几易其主,居住权的得而复失与失而复得,居住条件的恶化与改善等,更把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城市变迁的复杂与曲折尽现无遗。

   比较起来,刘醒龙的《天行者》,在对早年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故事的续写中,也是在直面现实,但却选择了一块变化不大的现实,那就是山区民办教师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为“转正”付出的种种代价。但正是由界岭小学的这三次“转正”,又让人们从中看到了他们的伟大和善良。一年年地渴盼着转正,却一次次与转正失之交臂,他们每一次的放弃,都彰显了他们的美好与良善。刘醒龙说他写这部作品,是要“向民办教师致敬,为民办教师树碑”。他确实做到了,做得严气正性;我们也看到了,看得敬佩不已。性格与命运人之性情不仅内在地主导着人的行状,也深刻地影响人的命运,而且置身于怎样的社会生活,遇逢到怎样的时代背景,又使这种性情的释发、命运的走向,带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由凸显个人的视角关护个性的成长,以探究命运的方式关注个体的生存,就成了许多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一再呈现的主题,并以他们各有千秋的艺术发见,为人们塑造出了一个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典型,并以他们的坎坷人生和悲情命运,让人为之唏嘘,引人深长回味。

   徐贵祥的《四面八方》,以一个不无蹊跷的故事,讲述了同为国军江淮医科学校学生的肖卓然、汪亦适、程先觉、郑霍山,因弃暗投明的机缘不同造成日后人生的巨大差异。在这里,性格——身份——命运,构成了一种内在而密切的勾连。如此乖蹇的命运,当然不是宿命。在这背后,是解放之后由“出身”、“成份”、“阶级”,以及“改造”、“劳教”、“批判”等串结起来的极左的政治气候与政治秩序,对人们构成的心理重压和现实高压。汪亦适等人的坎坷命运,与其说是个人性格使然,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运势所致。极左政治主导下的时代,在扼杀个人性情、约制个人命运的同时,如何搞坏人际关系,搅扰社会生活,这里的汪亦适的悲情遭际,可说是揭示得让人触目惊心了。   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主要描写了汉剧女艺人杨水滴坎坷的人生经历。她早年因生活所迫,十几岁时卖身到武汉的一个汉剧班子学戏,经过不懈的自我奋斗最终成为一颗耀眼的汉剧明星——“水上灯”。“水上灯”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到一个锦衣玉食的大腕明星,她似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却又似乎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伴随着她的,是爱与恨的情感纠葛的不停变幻,是苦与乐的交替从未间断。而这样的一个命运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特异个性。从小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水上灯”,生就了一股倔强坚韧的性格。她从不向命运低头。在忍受命运种种不公的同时,她一刻也没有停止与现状进行抗争。但她同时也嫉恶如仇,睚眦必报,她恨一切对她不公的人,包括家人与亲人。水上灯的人生悲剧,有着多种原因,但性格的缺陷是主导性的,她的命运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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