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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对赫塔·米勒作品的解读:让文学记载历史(2)

2012-09-28 17: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顾彬 等 阅读

  顾钧:米勒1953年出生在罗马尼亚,却是德国裔,她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人认为她还生活在那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她的文学世界依然充满了无家可归的迷茫和绝望。如何看待这一点?

  高兴:阅历的丰富,对于任何真正的创作者,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米勒就是一个例子。她经历过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此经历肯定能让她获得一种对比的目光,有助于她的思考和创作,有助于她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和洞察。但就其创作而言,她的素材和主题还是比较鲜明的:那就是威权下的罗马尼亚生活。她常常在不经意中触及愚昧、麻木、腐败、残暴、孤独、死亡、落后、压抑等主题。这都是她熟悉的素材和熟悉的主题。我说过,书写这些素材和主题,已成为她特有的优势。

  顾彬:米勒敢于面对历史,很多人不敢面对,他们忘却记忆,认为让过去过去就好了,因为历史记忆会带来痛苦。但历史是无情的,你不去找它,它会来找你,也许不是现在,不是你20岁的时候,但你50岁、60岁的时候它会来找你。我有机会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犹太人接触,我很愿意听他们讲述他们的苦难,因为可以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二战以后,德国人不敢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的父母也不敢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每天平静地过日子,但像我这样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逐渐发现不对。1968年学生运动中大家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1968年以后德国人开始直面历史,现在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汇报》每周都会报道德国人对纳粹时代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米勒起的是同样的作用,她告诉我们历史,她曾说“文学应该帮助人们克服历史带来的问题”。虽然罗马尼亚有自己的国情,但不少方面与前民主德国有相似的地方,而民主德国是现在新德国的一部分,通过她的作品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民主德国,了解我们的历史。这也是她的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

  顾钧: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会和意识形态挂钩。米勒这次获奖,政治因素和艺术因素,孰轻孰重?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还是也有其他因素的干预?

  高兴:记得儿时,时常有一些要饭的来到我们家门口。母亲每回都盛上一大碗米饭,同时不忘夹上一大筷子菜。要饭的连说谢谢,感激不尽,并立即端起饭碗,急急忙忙地吃下肚子。真是饿坏了。如今,要饭的,虽然也端着碗,可并不真的要饭,而是要钱。你若给少了,他转身还会骂你一句。我想说的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身处一个连要饭的都不纯粹的世界。究竟还有什么会是纯粹的?!如今,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中,搀杂着越来越多的其他色彩和成分,有些极为微妙,甚至和文学无关。它可能是政治,可能是商业,可能是运气,可能是炒作,可能是操纵,也有可能是赌博。谁知道呢?在我看来,赫塔·米勒的获奖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微妙平衡。如此的微妙,以至于,难以用言语说清孰轻孰重。

  顾彬:有些获奖者和政治很远,如1996年的波兰诗人维斯拉瓦·申博尔斯卡就是因为她的语言实在太美了。但不容否认,有些人是因为与政治关系密切而获奖,瑞典文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左”的,他们希望看到作家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另外除了政治,道德也是一个因素,有道德感,有良心的作家也会被他们看重。1972年获奖者是德国人海因利希·伯尔,他很有道德感,他的作品从道德上看很有价值,但语言不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了。再如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他的德文也不好,但他敢于公开地批评德国的问题,被认为是德国的良心,虽然他所指摘的不少问题在我看来是胡说。

  顾钧:一些有东欧背景的人能够在西欧获得巨大的成功,如康拉德、昆德拉,米勒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

  高兴: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有东欧背景的作家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在西欧获得成功的。东欧背景自然是一种优势,容易引人注目,容易被某些西方评论家看中并加以意识形态化,但创作实力和独特风格同样重要。就说昆德拉吧。他的成功的确有诸多艺术之外的因素,甚至还有点阴差阳错。比如“布拉格之春”,比如西方某些读者对他的误读。不少人甚至将他看做“出于义愤而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这令他尴尬,使他不满。实际上,他在移居法国前,就已写出《可笑的爱》、《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雅克和他的主人》等重要作品,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风格。移居法国后,又接连推出《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被背叛的遗嘱》等代表作品。尽管他的创作,尤其是后期创作,有着种种的毛病和缺陷,但光是这些作品就足以表明他作为优秀作家存在和成功的理由。卡达莱是另一个典型。他歌颂过恩维尔·霍查,是霍查的好友,可同时也写出了《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和《梦幻宫殿》这样的小说杰作。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光凭这几部小说,卡达莱就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我想米勒也是如此。说到底,作家最终还得用作品说话。

  顾彬:是的,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艺术。作为作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同时也要用自己的作品提高读者的语言能力。语言是内容,内容是语言,要使作品的每一个字都是优美的,都充满着历史的含义。米勒就是这样的作家。语言是文学唯一的对象,唯一的基础。我觉得从东欧到西欧去的作家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能够接触到多种外语,外语有助于母语的提高,外语的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和母语进行比较,提高母语的表达能力。

  出版市场与翻译文学

  顾钧:在中国的出版界,一个作家往往会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出版社追捧的对象,得到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高兴:目前,就我所知,中国大多数出版社实际上已企业化。既然企业化了,那么,按市场规律办事,倒也无可厚非。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目前世界文坛影响最大的奖项。对于出版界,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印数、利润和影响。因此,一个作家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立马就会成为一些出版社追捧的对象,也是件正常的事。问题是,完全丧失独立判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做唯一的评判标准,一味地追捧,无限地抬高,就显得有些盲目、可笑和可悲了。幸好,并非所有出版社都陷入这样的盲目和狭隘。我本人就接触过不少有修养、有眼光、有独立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出版界人士。他们重视商业利润,同时也看重图书价值。有时,甚至不惜赔本出版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图书。我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实际上,文学出版、翻译和研究恰恰最需要独立判断和批判精神。我曾在许多场合说过,在我的心目中,就有太多的作家应该得、却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以色列的奥兹,比如加拿大的阿特伍德,比如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对他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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