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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斯特、艾略特:双重的现代主义

2012-09-28 15:5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东东 译 阅读

  罗伯特·弗洛斯特、T·S·艾略特:双重的现代主义

  杰弗里·哈特

  王东东 译
  
  文学是消息并且始终是消息。
  ——埃兹拉·庞德,ABC发言(1934)
            
  初看起来,弗洛斯特和艾略特好像无限不成比例。与艾略特相比,前者的声誉受到在中等眼力的读者圈流行的事实的损害,这个流行是他通过他的公众形象培育的。艾略特,先是因《荒原》著名,不提供任何东西给中等圈子的读者,但是被欢迎为现代主义的斗士并在所有欣赏圈里享有无尚权威。但是这种声誉的差异无关乎诗歌本身的价值。弗洛斯特和艾略特都具有对于美国文化来说是本质性的能量的极性;如果不是非常有力量的作家,他们不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

  在1912年夏天,罗伯特·弗洛斯特下了赌注似的冒险。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会停下。他此前很成功地在新罕布什尔州教学,并已在晦涩的杂志上发表诗作,拥有德里(Derry)农场的一些资产,这个农场是他的祖父为他购买的,他还有来自他祖父的500美元的年金。1912年8月23日,他卖掉农场,和妻子艾琳娜以及三个孩子从波士顿海港出发来到了英国。可能会获得承认,不然就是失败。

  他们在比堪斯费尔德(Beaconsfield)租了一套小公寓。弗洛斯特将他的诗作分散在地板上,按照能反映年轻人头脑的蘧然流动时刻安排好顺序。在英格兰他毫无名气,他将这些诗塞到了出版商戴维·纳特(David Nutt)的窗内。手稿被接受了,于1913年4月23日以《孩子的心愿》为题出版。这位美国诗人首次在英国获得认可,在旧金山出生并且在那里度过童年,但被准确认为精义上是新英格兰诗人。1914年5月四日,纳特出版了《波士顿的北方》,同时波士顿的出版商亨利·霍尔特获得了它的美国版权,后来成为弗洛斯特的出版人。这期间,弗洛斯特穿插活动于伦敦文学界,这些人物包括埃兹拉·庞德、威廉姆·巴特勒·叶芝,对于弗洛斯特来讲,也许最重要的是爱德华·托马斯,一个以对文学的精确感知、同是作为理解庞德诗特质的首要读者之一而知名的文学记者。在E·M·福特编辑的《英语评论》里,托马斯将庞德的《人物角色》(1909)区分于爱德华时代的忧郁和过分讲究词藻,并赞美它直接感觉的紧张:“他几乎没有任何拙劣诗人的平庸性质……(他)充满个性,表达如此有力,大部分诗从头行到尾行都能稳稳抓住我们在他那纯洁、严肃、热情的世界。”托马斯会是弗洛斯特走进以庞德为中心的伦敦文学界的使者。

  在爱德华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和弗洛斯特结成了文学和人生的密友。背着压制性的自我意识的负担的托马斯,从弗洛斯特的决心里收到鼓舞而变得大胆,随后认识到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在1917年4月死于阿拉斯(Arras)之前为数不多的年月里写下了数量可观的好诗,很明显受到弗洛斯特的影响。马太·斯宾塞呼应歌德的《亲和力》,包括它对上帝的先定选择的加尔文神学的暗示,将他研究这一友谊的著作称为《被选的朋友》。有利于弗洛斯特的要求承认的奋斗,托马斯在英语期刊为《波士顿的北方》写了三篇评论。在伦敦1914年7月22日的《每日新闻》里,托马斯开篇写道:“这是现时代最具革命性的书之一,但却是最安静的、最少挑衅性的书之一。”这是恰切的。不同于叛乱和夸张的庞德,弗洛斯特是隐逸的现代主义者。但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弗洛斯特从未出现在《漩涡》、《爆炸》以及《扫把》这些杂志里。在1914年8月8日的《新周刊》里,托马斯又评价了《波士顿的北方》并论及《孩子的心愿》:“弗洛斯特先生向后走了,就像惠特曼和华兹华斯那样返回到诗歌经常性的材料里,重新走到诗歌。”他又在1914年8月的《英语评论》里就《波士顿的北方》说,弗洛斯特“拒绝了‘词语的光彩’这一现代诗人困窘的追求……只在最好的诗的最后,像《雇工之死》、《家葬》、《黑屋》、《木料堆》,我们才认识到它们是拥有深沉的、神秘的温柔的巨作。”

  在推进弗洛斯特初生的事业方面,两篇出自庞德——拥有异常准确的语言感受力,作为现代主义的监督者而著名——的评论尤其受到欢迎。他对《孩子的心愿》的评论出现于《新自由女性》(伦敦,1913年9月),集中讨论弗洛斯特新鲜的逼真性。通过灵巧的引用庞德向人们展示了他诗作里新元素的出现,但未多加分析。可能这样的省略意味着匆忙,因为在同一年的《我的祖国》(写于1913年,枯萎在一个出版商的卷宗里,直到1950年才得以出版),他定义了,或者说发覆了给弗洛斯特以个性的一些风格要素。一年后,在哈利特·门罗(Harriet Monroe)有影响的《诗刊》(1914年12月)里,庞德给了《波士顿的北方》和弗洛斯特更多的关注。庞德的评论(很快收在他的文学随笔里)对弗洛斯特很重要,是他得到现代主义领袖的重视的暗示。1915年庞德实际上是强迫哈里特·门罗发表了艾略特的《阿尔弗莱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虽然她看不懂这首诗。

  庞德在《我的祖国》将美国描述为诗歌文化单薄贫瘠,并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是同样心智的人类似小圈子的作品,他无疑将自己作为这一群体的领袖,也就是将复兴作为现代主义的最终理想。庞德同样分析了他赞赏的英语——也是时代要求的语言。这是对弗洛斯特在韵文里取得成就的最好分析,说不定现在也是。庞德说现代主义“加强了语言并给语言以肌质。这里几乎推翻了这一确信:词语几乎不可能变为人……人是准备行为的人,渴望行为,和行为的荣耀,并且准备付出代价。如果一个人具有这个素质并且由于语言而不足,他当然会寻求些微超乎此的因素。”(庞德在惠特曼那里发现同样的素质,语言接近于行动:“同伴,这不是一本书;/谁触摸了它就触摸到一个人。”)庞德继续说:“这里有一种精神,一个人也许会说,同时既是对艺术的敌意也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对永远只是说的反对……两个民族的力量(英国和美国)……就在这里,一个人默默忍受着沉默直到有什么东西值得说出来……如果他不是对这个东西负有个人责任,艺术就什么也没承担。”当爱德华·托马斯在1915年7月19日应征入英国军队,弗洛斯特称赞他是“一个语言的人和行动的人,遵守自己诺言的人,一个人。”弗洛斯特可能在呼应《我的祖国》,如果那篇随笔确实涉及并有利于他。弗洛斯特1916年11月6日给托马斯写信说:“当你的朋友都在面对子弹,谈论就太廉价了。我不相信我应该应征入伍(我当然是美国人),但是如果我不能应召,我至少拒绝从特定视点同情地谈论。”托马斯在《我从没有看过那片土地》中使用了“不是为了被背叛的语言”这一短语。弗洛斯特写了一首传达这种口头沉默的诗(《在这个时候谈论和平》):
  
  佛朗斯,佛朗斯,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
  但是上帝禁止我比你更勇敢,除了
  在这个静止的、分离的地方做一个旁观者
  而你战斗在公开的墓穴……
  
  我不是要说,你不应该考虑到和平。
  不是我要说,不是我,我几乎知道你的痛苦。
  
  托马斯,现在是少尉,以完美的机智得体回答说(1916年12月31日):这首诗“表达了你和我在要求他人去行动时的犹豫,我们认为行动是他们获得的指令。好啦,我很快将对之了解得更多。”弗洛斯特欣赏这里的沉默,这以后很妥帖地没有发表过这首诗。托马斯于1917年4月9日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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