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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人系列访谈:默默

2012-09-28 11:1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默默:安度晚年或偷渡晚年或抢渡晚年
    
  ——中国当代诗人系列访谈·默默篇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默默, 1964年7月14号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冶金工业学校。1979年开始诗歌创作至今。1999年创办默默工作室,现任《撒娇》诗刊主编。
  
  1981与王小龙、张毅伟、蓝色创办《实验》诗刊;
  1982年与海子创办《牺牲》诗刊,后更名《城市的孩子》诗刊;
  1985年与刘漫流、孟浪等创办《海上》诗刊;
  1985年与郁郁、孙放等创办《大陆》诗刊;
  1985年与京不特、胖山等创办《撒娇》诗刊;
  1987年与郭吟,俞惠健、胖山等创办《劳动界》诗报;
  1987年与刘漫流创办《诗经》诗刊;
  1988年与冰释之创办《上海诗歌报》;
  1991年与芒克、唐晓渡等创办《现代汉诗》;
  2001年创办撒娇诗院,藏书30000册;
  著有史诗《在中国长大》、系列小说《我们中国的梦》、长篇小说《四十大惑》等12部诗集。
  
  遥想与记忆
  
  问:“我爷爷拾荒拾到了上海,垃圾筐在肩上,叉子往筐里一扔,财宝进来了。我父亲也是这样……”这是说您的先辈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族史,讲讲属于您自己的吧。
  
  答:我是上海第三代民工的后代。抗日战争后,在乡村教私塾的爷爷,上世纪40年代来上海打工,解放后留在了上海。
  
  父亲朱明成也是个工人,在一家橡胶机械厂当车工,年轻时也喜欢诗歌,据父亲回忆,结婚前他有许多藏书,新婚之夜放在阳台上,全部给一个雅贼洗劫一空,为此父亲常常扼腕叹息。
  
  曾祖父朱步鉴是乡里的落魄文人,1967年江苏大寒之日,流着泪,一页页撕着康熙字典烧火取暖冻死的。
  
  93年随父亲回老家苏北盐城阜宁祭祖,翻阅了朱氏家谱,看到了朱氏家族的“紫阳堂”堂号。2006年结识了聂圣哲,一日与圣哲在苏州相会,言谈中圣哲说到他有紫阳堂的全本家谱,宋代理学家朱熹是紫阳堂的第八代后裔,方才知道自己原来业算朱熹的后裔。
  
  外公也是1967年去世的,印象中外公戴着一付玳瑁眼镜,儒雅,斯文,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能把肉丝切得像绿豆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66年后被强迫每天清扫街道,他觉得斯文扫地,每天凌晨1点他就起床去清扫,扫完后赶紧溜回家。不久,就气出了胃癌,去世了。不过,外公留下的家训多我的影响甚深:对人应慷慨,对己要节俭。这现在也是我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原则
  
  问:7月14日,这一天,中国文艺界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小说、电影、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这一天,香港影星林黛自杀辞世。这一天,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同时在这一天,撒娇大师默默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气息混杂的环境下出生,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1964年7月14日我出生于上海,就因为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从80年代起,上海的诗友们习惯一到这天,就上我家,过两个生日,一个是“人权提出日”的生日,一个是我的生日。其实,我出生的那一天,可能还发生了很多事,大地上的稻穗沉甸甸地垂下了,一座雕像裂缝了,一个男子失去了心爱的女子,一只蚂蚁被一只路人的脚踩死了。母亲告诉我,那天上海奇热,出生后我就哭个不停,好像不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似的。
  
  问:像您这一代人接触到最多名词就是“世界观”,人生一路,不是大人,就是上级。有了问题,就是世界观改造不好,需要认真改造。有了成绩,则是世界观改造好的结果。“世界观”既是一个帽子又是一个筐子,那么您小时候,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答:我们是在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鞭笞下的年代里成长的。我如今已形成一个平凡的世界观,那就是“诸恶莫施,众善奉行”,父母亲都是善良的人,我的这一世界观都是受父母亲的熏陶。
  
  问:人一过二十六岁就难得再有机会打架了。有人对打架的总结是:15岁左右的打架是缺乏艺术性与传奇性的。从20岁开始,真正的打架生涯才算到来,指导思想也从“想把对方打趴下”上升到“把对方打残”甚至“打死”,因此这一时期的打架既凶残也好看。想必您也有过打架的经历吧,能记得最后一次打架的情景吗?您打架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手段或方式呢?
  
  答:打一个无耻的撒谎的画家。在酒桌上忍无可忍,先用杯中的酒泼了他一脸,然后挥拳而去。记得那天扭打一团,把朋友家的书橱玻璃都打碎了。人的问题最终还是以动物的方式解决。这就是打架的哲学意义。
  
  问:穷人如何做到“诗意的栖居”?您最最穷的时候会穷到什么程度?
  
  答:依靠一个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穷人也能做到“诗意的栖居”,我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按劳分配。我最穷的时候的是1992年,穷到回不起一个朋友的电话。当时上海公用电话的传呼费是3分钱,回话费是4分钱,而我裤袋里只有6分钱。
  
  问:张清华曾在专论中称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为“黑夜深处的火光”,我要问的是,您学的是会计,怎么后来迷上了诗歌呢?说说您的诗歌写作是怎么开始的?
  
  答:79年开始写诗。第一首象样的诗是《夜色》,一边洗脚,一边望玻璃窗。倒掉洗脚水,赶紧草就在课文本上。当时也写诗,在日记本里填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七律五言,不知所云地责备老师,抒发无病呻吟的恋情。只有《夜色》还可以,抄录于此:
  
  明月下
  抬头望
  夜色青溶溶
  黑屋里
  眺窗外
  夜色白橙橙?
  噢,原来隔了一层玻璃
  
  这是我十五岁的作品,如果十一岁那些语焉不详的小情诗都不算,那么这首诗就该是我现存的第一首诗。非常遗憾,一点都不像一个大师少年的手笔。81年初,开始如火如荼地写。上学路上写,上课时写,课间10分钟休息时写,放学后回家就写。每天诗意蓬勃,写得昏天黑地。上衣口袋是诗篇,裤袋里也是诗篇。写到81年6月,高考时凭尚可的数学分数,勉强考入了上海冶金工业学校财会班。照旧是每日每夜地写。幸亏是写诗,不是作爱。如果是作爱的话,现在我早就命归黄泉了。不但自己写,还号召全班写。在我的鼓动下,后来全班都开始写。班主任指责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财会班自由成诗歌班。   问:我手头有两本2004年由您主编的《撒娇》,一红一黄,黄的上面刊发了不少“撒娇新秀”,用您的话说“编这期夏季号,一下子发现了很多天才,使我有点措不及防”,这些天才有不少是80后诗人,而且有些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新锐力量,那么自2004年以来,您还发现了哪些天才?
  
  答:后来又编了一期“撒娇·钝一代”专号,收入了上海的黯黯,梅花落,杭州的方石英,湖北的辛酉,厦门的二号车厢、稻菽,北京的然墨,河北的天岚,他们都出生于80后。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西宁的西原,海口的马飞剑,广州的黄忠,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都将会是中国诗坛的扛鼎人物,其实他们的一些诗章已经为当代诗坛添光溢彩了。今年5月在黄山诗会上,与会的第三代诗人们都还谐称梅花落为“80后的梅老大”。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诗歌与观点
  
  问:《矛盾颂》写的是您远离诗歌11年来痛苦的心路历程,对于这次回归,您的解释是,钱够花了,应该回到诗歌上来。如果这11年您的钱还不够花,那是不是意味着要推迟你的“重返”计划?假设经济上永远达不到您所预期的那样,这辈子是不是要在诗歌上阵亡了?
  
  答:呵呵,天助我也。本世纪初我开房地产顾问公司时,挣了不少钱,也买了许多上海公寓,现在依靠这些公寓的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鲁迅先生说过,写作在需要闲。重返诗歌界以后,我写了两本本诗集,一本是《长颈鹿看到我们的未来》,一本是《全世界女孩》,其实,我的另外十本诗集是在1986年全部完成了。
  
  问: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甚许是不健康的,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您的身上,有哪些典型的“上海元素”?
  
  答:张爱玲的上海是个假上海。上海是个复杂的多元构成,有东北角产业工人居住为主的杨浦区,有解放前白领后代居住的静安区、黄浦区,有解放后外来迁移进来的新产业工人居住的徐汇区、闵行区,有改革开放后迁徙在浦东的新上海人。我身上的上海人特质是“讲信用”,说话算话,一言九鼎。这也是大部分上海人身上都有的品质。这与上海是几百年的商业社会有关系,你知道,商业交易最重要的一条是讲信用。张爱玲小说里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一个撮耳小角,小资想象的一个伪上海。欢迎你以后来上海入住上海撒娇诗院,化时间体验一个完整的上海。
  
  问:您在陈逸飞遗作《理发师》中也做了一些编剧工作,“帮助他强化电影里的诗意部分”,那么,有一个境头:那个小巷骑车的情节与《金粉世家》里的画面如此雷同——还是那个金燕西,还是那辆自行车,还是那条小巷……这样的“雷同”这也是强化“诗意”的一部分吗?
  
  答:那年已故的陈逸飞先生请我修改《理发师》剧本时,前面已经有六个编剧了,积重难返,当时的剧本荒唐可笑,看了第一稿后我理解了姜文为什么会与陈逸飞分道扬镳,很多情节和细节都离奇得不靠谱。陈逸飞是个很固执的人,我们当时已经因为剧情修改的分歧,我表示不要署名,只是作为朋友帮忙撸一稿而已。撸一稿这是我们电影业的行话,就是剧本定稿开拍前,请一个编剧高手最后修改定稿。我87年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写过几年剧本。
  
  问:关于口语诗的起源,一直以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诗经》作为上古时代的民谣,是口语诗的鼻祖,有人却认为口语诗的鼻祖追溯到大诗人李白“床前明月光”那里。有人却认为最早的口语诗鼻祖当推中国新诗先驱胡适,他率先进行的新诗革命实践中的作品基本上是平白、直叙、毫无“花言巧语”的。对此,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于坚才是口语诗歌的鼻祖,甚至有认为认撒娇派才是口语诗的鼻祖,理由是,撒娇派经过近30年的潜移默化,已经成功地“改变了大众的语言表达方式”。对此种种争议,您怎么看待?
  
  答:讲一段往事吧。1983年我19岁那年,当时顾城与谢烨结婚,居住在上海凯旋路上的一间租赁的民房里。一次,王小龙对我说,顾城看了我的诗很惊讶,说诗怎么能那么写?不过顾城很喜欢我的诗,尤其是组诗《问候巴黎》里的两段,抄录于此:
  
  追求:没有嘴唇的歌女
  桃花源里走着一个职业侦探
  法国时装:一只企鹅
  大摇大摆地走进赤道森林
  
  顾城喜欢我的诗,小龙很开心,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小龙还说他特别喜欢我的《联合国大厅》,那天小龙说以后也要试着写写口语诗。后来小龙发在《萌芽》杂志上的那组工厂题材的口语诗,引起了中国诗坛的震撼,影响了于坚,写出了《尚义街六号》。我算不上什么鼻祖,我崇拜张打油,寒山,冯梦龙、郑板桥,鲁迅,他们才是真正的鼻祖呢。
  
  问:一位阿拉伯诗人说:“心好似玻璃,理性好象灯,真知就像油。心一发光,你便是活跃的;心一转暗,你便是僵死的。”早在1300多年前穆圣就告诫人们:保守、停滞、不思进取,将导致个人的“折本”。其实翻阅历史,各朝各代都有信仰,神也好、鬼也好、皇帝也好、伟人也好,但有一个现象是,有信仰的人和没信仰的人辩论,只能越走越远,最终走向破裂。您在《囚歌》这首诗中也曾表示“我痛恨信仰/相念偶像”,为什么痛恨信仰呢?您指的偶像是什么?
  
  答:这是我的撒娇风格常用的反讽手法,没有确实的能指。如果说我的偶像是谁,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生活中那些人情练达又淳朴的凡人,都是我的偶像。   问:希姆博尔斯卡在她的《墓志铭》中给自己下的结论是:一个旧派的女人,不属于任何的文学派别。拿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来装饰简陋的坟墓。她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请求是:请你从书包里拿出计算器,为我的命运默哀一分钟。您想没想过也给自己下个结论?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别人也像您祭拜李白那样去祭拜您呢?哪怕以酒的方式去“默哀”分钟。
  
  答:想过。一个写诗的人不想做一个伟大的诗人,那他就不配做一个诗人。我厌恶虚荣,但我渴望光荣。
  
  问:您是用诗歌的“意”,来取摄影的“像”,并以这种方式“入侵”,是不是让整个摄影界“很不舒服”?我发现诗人于坚也在玩摄影,但那写“实”的方式似乎跟您的“观念摄影”完全不同,您怎么评价他的摄影作品?
  
  答:于坚是我的老友。他的摄影作品我非常喜欢,角度与构图都很妙,写实摄影也能拍出好作品。诗生活网站的莱耳也是个写实摄影的大师。我玩抽象摄影,但我不否定具象摄影。
  
  问:您的每幅摄影作品的标题都是一句精妙的诗。那么以这样的诗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图片说明”,这也是“摄影革命”的一部分吗?
  
  答:我像恢复中国古代“诗画同源”的伟大传统。古代画家画完一幅作品,喜欢在留白处题一阕小诗,与画面的意境互动。我的撒娇摄影标题是我画面的一部分,互不分离。“摄影革命”谈不上,艺术评论家爱怎么说我管不着,玩得心情自由自在,心情舒畅就好。
  
  问:您的作品大多轻轻“手一抖”就可以完成的,有人取笑,凡是患有帕金森氏病的人,都可以完成这样的作品,您唯一比别人高明的就是,能给这样的作品强加一个诗意的命名,如果您当面听到这样的话,将做如何反驳?
  
  答:我会用哥伦布拿鸡蛋将不破不立的道理的故事回答他们。创新有有时候非常简单。最近有位艺术评论家论述我的作品时,就举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例子。自古以来,多少果农在果园里看到熟透的苹果从枝头上掉下,但他们没有一个发现万有引力,而牛顿发现了。
  
  问:正如有人所言,您“大部分时候,现实基本上消失,只有各种灯光或者在黑夜中焦灼地闪烁,明灭色变”,这就是您所追求的“在神秘里继续神秘”吗?据我观察,您大概是借助“暮夜之光”来诠释自己得以“消失”的理由,并以艺术、诗意的手段来弥补你在“白光”下技术的不足或缺陷?
  
  答:我不在乎所谓的摄影技术。现如今每个家庭主妇都能给丈夫和儿子拍出很出彩的人像摄影,或者把儿子送到文化馆的摄影培训班三个月,他也就拍出很漂亮的日出或迎风招展的花朵。我关心真实,不关心现实,我用灵魂对焦距。美之所以变得艰难了,只因诗画同源的历史,被焦虑的现代主义破坏了。肉眼目睹的世界已经让我们厌倦。不取正而取奇,则奇无止境那一年我终于恍然大悟:我们天天面对的真实是虚无的,而时刻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虚无是真实的。我的灵魂不愿在图像诗学的贫乏面前再保持沉默了。
  
  问:您对自己所有尺寸为50×76厘米,材质为照相纸的作品标价为12000元(人民币),为什么特意选择50×76这样的一个尺寸?然后您再拿出“会计的身份”,为我们核算一下这个价格,从而体现出它的“物有所值”?
  
  答:国际摄影界的行规,一幅作品可以16寸,30寸,60寸的尺幅各签名销售10幅。50×76是30寸的尺幅。当今国际拍卖会上,油画市场已经萎缩,70%的拍品都是影像作品。去年巴黎拍卖会上,立陶宛的一个摄影家的作品已经拍到1/10单幅138万英镑的价格了。国内很多摄影家单幅作品也有50万美金一幅的纪录。
  
  问:诗人做生意有什么优势?人格的独立难道一定要依靠经济的独立才来支撑吗?
  
  答:向来以为经济独立了,人格才能独立,人格独立了,思想也会独立,思想独立了,作品的风格也就会独立。
  
  问:您很少公开发表作品,大多数作品发表在一些自办的地下民刊上,除了长诗《矛盾颂》发表在《大家》上,近些年的作品也主要发表在《撒娇》上,这是否跟您的个性有关?还是表达了您的一种诗歌立场呢?
  
  答:我承认发表是一种出卖,是一种追名逐利,可惜我无追名逐利的爱好。写完一首诗,传阅后,有一个朋友赞美几句,就足以让我心满意足了。我至今创作有12本诗集,都锁在抽屉里,我出资帮朋友出版了很多诗集,自己的诗集一本都没出版过。前年臧棣帮我出了一本《每一次拐弯都像少女》。   生活与梦想
  
  问:社会上有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欠账老爷讨债孙”,这几乎成了一条潜规则,您作为商人,如果要不回来,您该怎么办?
  
  答:算了呗。人家还不出总有还不出的道理。逼紧了,彼此朋友都没得做。因为当初愿意借钱,肯定是有友情的。再则,我才不愿意为了几十万去做孙子。不过还是最好不要借钱给别人,如果你想跟一个朋友断交,最好的办法就是借钱给他。这是我的人生经验。
  
  问:您说过,有色彩才有生活。那么您自己的生活是什么颜色?
  
  答:蓝天白云。如今我半年在云南香格里拉避暑,3个月在云南西双版纳避寒。要知道云南的特色就是蓝天白云。可以说蓝白现在是我生活中的主要色彩。
  
  问:说说您当下的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除了写诗、摄影,有没有别的兴趣爱好,比如看世界杯。
  
  答:看书,发呆;再看书,再发呆!
  
  问:我发现您很少谈自己的身边最亲近的人,在这里能说说吗,比如爱人,孩子,父母等。甚至最要好的朋友。
  
  答:我的亲人和好友都是一些优秀的凡人,他们都是我敬爱的人,说来话长,所以我一般不与外界谈及。
  
  问:最近在看您的《四十大惑》,不禁疑惑,人都说四十不惑,您怎么偏偏是“大惑”呢?接下来,您面临的就是五十岁的人生,那么,像您这样一位“四十大惑”的大诗人,到底“五十知天命”还是“五十不知天命”呢?
  
  答:可能是不知天命。我信奉马克思和尼采的怀疑一切的论条,至死不渝:把一个由资本左右的不可靠的世界怀疑到底!
  
  问:马上到7月14日了,今年的生日怎么过?
  
  答:在香格里拉撒娇诗院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
  
  问:您是“撒娇诗派”的创始人,也是诗歌活动家,还是作家。进入21世纪以来,您以“撒娇诗院”、“撒娇客栈”先后蜚声国内诗坛。今天,他又携“撒娇摄影”重磅介入诗与画的跨界领域。给我的感觉是,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不可预知的默默在诞生,那么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惊喜带给我们呢?
  
  答:可能没有啦。我现在是在安度晚年,诗人二毛说我是在偷渡晚年,也有人说我是在抢渡晚年。不过,最近与西藏著名诗人贺中在筹办一本《大屁股》诗刊,我们的口号是:在一个每张脸都带有面具的时代,我们选择屁股!
  
  问:您几年前来银川参加过一个诗歌节,谈谈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以及对宁夏诗歌的看法吧。您当时好像对银川的楼市做了简单的考察,没想过在银川开拓您的市场吗?
  
  答:一句话:盼望早日再重游景色奇异且怡人的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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