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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杨炼:《玉梯》、《叙事诗》及其他(2)

2012-09-28 11:0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申舶良 阅读

  《叙事诗》这部长诗,是对前面整个人生的一个总结。这部三章四千行的长诗,用我个人和家庭的经历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它把我以前的写作变成一种“初稿”,它们都成为这部不停递进的作品内的一个个章节。从《叙事诗》回顾,我的三部长诗中,《yi》通过《易经》打通中国古典文化的根源,《同心圆》通过国际漂流发觉“另一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的人的根本处境,《叙事诗》又重新以自身为归纳角度,既是写我、我家、中国,又是写人的内心、人类非时空的根本命运。我称之为一个“正、反、和”。
  
  编选《玉梯》这部诗选的想法,产生于此前我在英国做过的一些项目,比如从2005年起,我就参与组织过中、英诗人进行诗人之间的互相翻译,通过诗人之间的对话,经过对形式、内涵做深入细节的详尽讨论,将作品翻译成对方的语言。这种经验令以往的“译者”做的工作显得非常浮泛和简单。这种翻译,实际上是在生活、历史、文化、语言等诸多层次上的深刻对话。在2006、2007年我们又以这一经验为基础组织了“黄山诗歌节”,这不是泛泛的“国际”诗歌节,而是只在中文和英语两个语言之间的诗歌节,其中中国诗人包括我、严力、西川、王小妮、臧棣、唐晓渡、骆英等,英语诗人则来自英国、美国、新西兰和尼日利亚,他们虽然都使用英语,但又有极为不同的文化背景。
  
  中文具有连绵的三千年的传统,英语作为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的语言,这个诗歌节,在深层意义上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对话。诗歌节在中国的黄山、徽州地区开始,在英国的威尔士和伦敦结束,在伦敦的大型朗诵活动非常成功。这些活动,已经使英国成为世界上中文和英语深度交流的基地。然后才产生了编选这样一部全新诗选的想法。
  
  记者:我看到《叙事诗》的目录是从童年写起的,您出生于瑞士,在几岁时回到中国?似乎您以往的作品对童年经历较少提及?
  
  杨炼:我父母在瑞士住了六年,我在不到一岁时就回了北京。《叙事诗》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我的一本照相册为基础。那开始于我诞生第一天的照片,到76年1月6号那天,我和我母亲将文革期间不多的照片贴满照相册最后一页,当晚我回了插队的村子,第二天早晨就得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这部照相册包含了我从童年到青年初期这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照相册:有时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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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私人国际艺术系列“唯一的母语”(杨炼是其艺术总监)上朗诵

  第二部分是五首长诗,我称之为五首哀歌,写了贯穿我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是贯穿中国和人类命运的五大主题:现实、爱情、历史、故乡和诗。我将这五首哀歌称为“水薄荷哀歌:无时间的现实”。第三部分称为“哲人之墟:共时,无梦”,回到整个历史归结的地方:人的内心。   记者:您近年来经常参加国际诗歌节、文学节和写作项目,与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作者进行对话对您有何意义?
  
  杨炼: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几个不同的国家参加文学节、朗诵或文学项目,非常繁忙。在这些环境中我主要是通过自己作品的英语翻译与别人进行交流,这些翻译过的作品当然不会是刚刚完成的作品。所以通过作品交流的“我”不是当下的“我”,而是过去的“我”。国外诗人对我的作品表示喜欢,是对我过去思想、作品的一种验证。同时我也知道,那个真正的我、又发展出新创作阶段的我,他们还没见到呢。这种国际交流,对启发我的思考也有作用。
  
  比如我和妻子友友在2007年到斯洛文尼亚参加那里的文学节,还当了一个文学奖的评审团主席。我突然发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的文学节中,集合了超过20多个语种的中欧和东欧的诗人。这些小语种的共同特点,是必须在自己语言之内扎根扎得很深,同时必须随时准备和周围的语言进行交流,失去两个特性中任何一个,都会令语言死掉。在当今地球村的环境中,不仅是小语种,即使是大语种,像中文,甚至英文,其实也应当拥有这两方面的自觉。同时,我也注意到200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的语言中就有两到三种方言,不仅是口音上的方言,而且是文字上的方言。
  
  这也唤醒我对中文的自我警惕:我们虽然有成百上千种方言,却只有一种书写语言:普通话。极端地说,普通话也可以称之为中国人自己的一种“殖民语言”。不同地区的人,只要写,就在切断与自己本土文化根源的联系。现在,我们正与斯洛文尼亚诗人进行“方言写作”项目,四个中国诗人和四个斯洛文尼亚诗人不仅要进行诗人之间的互相翻译,而且要“发明”自己的方言写作。我将“发明”北京方言的书写语言,杨小滨将“写”上海方言,翟永明将“写”四川方言,梁秉钧将用已经发明的粤语文字创作,这是不是很精彩?“发明”中文方言写作,是对两千两百年前“书同文”的一个新推进。这也是国际交流反馈对中文的推进。
  
  记者:您对近十年中国诗人的创作有何看法?
  
  杨炼:我觉得当代的中国诗虽然不像在80年代处在社会文化的聚光灯下,实际上就创作环境和总体创作状态来说,应该说是49年以来的“黄金时代”。反右、文革那种社会政治对于诗人的控制或迫害在今天是最小的,如果诗人自身拥有思考和表达的能力,他可以写作。同时,诗本身在语言和思想上的超越性,使它远离口号和宣传式语言,也先天的与商业性相逆反。所以在今天,想写诗这念头本身就比较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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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诗歌节英国段部分中、英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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