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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我的乡愁没有指向性

2012-09-28 10:31 来源:中国青年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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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不过,北岛的“敌意”和批判,反倒让他的演讲成为2011香港书展近300场文化活动中最火爆的场次之一,3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等待签名、合影的读者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其中不乏内地读者。

  近几年来,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陆续通过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但近期,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集中心力重新写诗。7月21日,北岛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写散文对诗人来说比较容易,会上瘾

  记者:您在结束欧美近二十年的生活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已近4年,内地读者通过《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散文集,也了解到您近年来的最新创作。您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还有哪些?

  北岛:我是2007年8月1日来香港的,还有10天,我来香港就整整四年了。这四年除了写《城门开》以外,我和朋友一块儿编了两本书,第一是《70年代》第一卷,现在在编第二卷,年底差不多会出来;另外就是《暴风雨的记忆》,关于北京四中的。从出版角度讲,主要是做这两件事。

  另外还做一些诗歌活动,因为大学有很好的平台。2009年开始做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那个时候决定每两年一次,今年11月会做第二届,除了邀请的诗人更多以外,我们会给每个应邀前来的诗人出一本双语或者三种语言的诗选,也会做更广泛的宣传。希望这样的诗歌事件不仅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而且是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事件。

  记者:您这几年的散文给汉语世界的不少读者留下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是不是因为以诗人的语言训练和技艺去写散文,会觉得游刃有余?但香港青年诗人廖伟棠近期有文章称,您刚把散文和报刊专栏都停掉了,转而闭门重新写诗?

  北岛:是的。对诗人来说,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学者熊秉明说过“一把米能够喂几只鸡”的问题,他说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把“米”,我想喂散文这只“鸡”,又要喂诗歌这只“鸡”,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一旦接手专栏写作,你会像日夜兼程一样赶路,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决定干脆把所有专栏彻底停下来。这段时间完全不写散文,集中精力在诗歌上。

不能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记者:“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是近年香港书展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悲观者往往认为每年7月的书展是香港出版和文化的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而乐观者高调肯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您作何考虑?

  北岛:香港在“文化”上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差。从这个角度讲,“香港文化沙漠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来香港四年,接触到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作家,我挺佩服他们的,比如卢玮銮(笔名“小思”),最近他们的《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获得这一届的“香港书奖”。看他们接受的采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他们专注,香港像他们这样的文化人也有一批,比如曾经的《八方》杂志,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的时候非常佩服,水平办得相当高。

  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它在“文化”上应该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沙漠吧。

  记者:您对真实的香港有全面了解吗?包括对比较底层的香港都怎么去了解,有没有一些特殊途径?

  北岛:我这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去天水围那种底层社区实地考察,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从我家到我的书房,除了教书以外也很少去学校,基本的生活直径其实就是一公里。除了自己写作和编辑以外,我主要在做国际诗歌方面的活动。   我承认我对香港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书本得到的,比如陈冠中、吕大乐他们对香港的研究。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对香港的了解过于贫乏,要重新梳理香港的历史,所以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他们的书。

  记者:陈冠中先生这几年长住北京,读他写香港的这些文字,与您这四年的香港经验对照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北岛:他去北京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世界是需要错位的,大家互相掺和一下;我离开北京,在国外漂泊那么多年,现在来到了香港。就是需要这种出走和回归,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如果他们不离开香港,他们的眼光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的眼光也非常有限。正是因为远离自己的故土,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

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在昨天的演讲中,您认为生活境遇的改善有时可能对写作不一定有利,可您今天的薪金非常高,生活条件肯定比早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抡大锤时强多啦。

  北岛:生活和写作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不能说这阵你生活得好了,就写得差了,下一段因为生活过得苦就一定写得好。二者有一个大致的互动关系,就像我说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一样,他一生可以说过得很平静,但是我想他内心不是这样简单。

  我曾经概括过,写作需要两点,一点是心苦,一点是命苦。很多人对痛苦的那种感知程度比别人强,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受罪。命苦和心苦往往连在一起。

  记者:在近年的各种表述中,您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乡愁。

  北岛:你说完全不想回去,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我那种乡愁没有了,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对于北京,如果回去只是想看亲人,最重要的是我母亲,她90岁了;还有一些老朋友,但是现在连朋友都可以到香港来,他们经常组团来看我,现在这个也不是问题了。

  一个作家的宿命是,你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和乡愁几乎没什么关系。我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说北京是家,加州也是家,巴黎可能也是家,现在香港也是家。所以,我的乡愁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指向性。我也想曾经住过的地方,会想念那儿的朋友。

  我们这代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从8岁离开北京去上海,跟我母亲去探亲看我外公时开始,就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远离自己的故乡,后来终于走到了回不去的地步。

  这和我们这代人的反叛有关系,后来“串联”、出国,海外漂泊,都和不断向外走的冲动有关系,远离自己的文化,远离自己的家乡,这是另一种紧张。同时,又有思乡的过程,所以又是一种紧张关系。

历史现象需要复杂地去看,否则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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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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