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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东访谈:与天空中滚动的雷电对视

2012-09-28 10:1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①木朵:为求视野丰富,从第三方的角度看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也需讲求策略:一个诗人的一组诗或一本诗集被另一个人在一篇散文中端详、品评——这件事、这个行为已经不只属于友谊学范畴,已变成诗歌生态学的一种常态。应当说,我们有时刚好从他人的评述中发现一个好诗人或一首佳作,但有时情况也很糟糕,我们会发现一次佯攻的批评,准确来说,批评丧失了文体的尊严,变为讨好、寻美的人情,这个时候,作为第三方,作为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看的读者,很可能发现一个秘密:对诗予以品评的散文——不妨泛称“批评”——采取了一种如今最为流行的、可靠的文体:写几段话之后,穿插几行诗,诗作为散文一种漂亮的装饰——另一种难以割舍的“引文”——存在,既是举例说明,也是意义集锦,乃至这种批评方式大行其道,缺失了自我警惕,钝化为我们认知诗、认知批评的基本方式,在有的批评者文集中,几乎是唯一的(清一色的)方式。作为一个充满同情心的批评者,你如何看待批评文体的单一化现象?作为一位诗人,你期许自己处于一个怎样的被批评语境中?

  王东东:在我眼里,批评是一个很高级的词汇,它意指一种对人类来说崇高而伟大的事业,也许唯一能和它站在同等位置的就是实践,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有的观点,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践是可以孤立于批评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实践总是离不开批评,甚至批评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实践。但在这里,我仍然将批评当成人类的一种沉思活动来看待。在此意义上哲学可以说是批评的代表,抑或说,哲学是一切批评的批评。我想,如果一种批评不能够令人满意,那是批评未能成为批评的批评,也就是未能达到批评的理想或离得太远。近世仍然保持活跃的哲学几乎就只剩下了认识论——语言(本体)论只是其一部分,是认识方法之一——批评同样受控于这种认识的愿望。也许没有必要如此追溯或铺垫,我很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的意见,毫无疑问我会尽我所能这样做。比如,以上所说的最后一点反映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对象也从神的位置下降而和世俗面对面——在各种意义上——仿佛一个作者如果没有受到神的指引也会受到批评家的指引。然而,批评的权利上升从来不是我们一个时代独有的问题,也许为了将来能够不回到经院哲学的神权政治,这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维科Giambattista Vico有一次恍惚地认为人类在民主政治衰落后会重新上演这一出),批评需要以特别亲切和谦虚的姿态拆毁形而上学的基础设施以达到深植其中并且作为其命运终点和最高阶段(按照尼采的说法)的虚无主义。

  因此,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人类无数个斗争领域(也许只有一个?)的其中一个小型战场,它涉及到哲学家和诗人两种角色、两种行为意识的互动,既依赖于对作品的感受力(我不得不使用这个词)又依赖于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判断力的东西也就是对感受力的反思:哲学家和诗人都在争夺对诗人自身活动的命名权和解释权,也就是(俗称)美学的主权,谁胜利,谁就是美学家并且不仅是美学家。只不过哲学家看起来更像一只鹰,因为有制空权而能得到概括的简洁地貌,但如果降落到地面做一只兔子则能看到更多航拍时看不到的细节,通常情况是诗人迷失于大地珍贵的细节而只能仓皇应战。这样说无非又接续了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或者为诗一辩的优良的自卫传统。我相信当雪莱说“诗人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他不光针对社会(治理者)更是在针对哲学家,只是因为他确信哲学家会听到这句话。

  如果诗人缺少整体战略或新鲜角度而从事批评,的确会不断落入哲学家或美学史的老套,他不得不勉强使用哲学家用旧的武器,也就是屡见不鲜的近乎空洞的概念名词,其语义价值已经被榨取殆尽,但诗人知道他使用这些词汇在谈论什么,而他谈论的方式就好像这种事物从来没有被人命名过,这时候哲学家就像冥顽不灵、无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而诗人却是“口头上的物质主义者”(瓦莱里语)。抽象名词更多属于哲学家,但会被诗人当作专有名词来使用。

  这种批评,我称之为赠予概念的艺术。

  诗人通过自己对词语的用法改写了(世界的)概念秩序,而后者的确是哲学家的目标。诗人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句子和一个词上,通过深情的凝视,赋予了它们以超过其他句子和其他词的永恒价值:毫无疑问这个工作与最古老的哲学家一致。诗人又将专有名词变回了抽象名词。

  在马拉美这里(他研读过黑格尔),柏拉图对特定词语的关注被转化为对词语的偶然性(随便哪一个词语)的关注,再也寻找不到“一切词中最高的词”,每个词都是,但每个词又都不是,是所谓“骰子一掷绝不能取消偶然”,词语被揭示为实在的空洞的笑容,抑或倦容。这是一个不断赋予意义又撤销意义的过程,对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如此操作,这对哲学来说无异于讽刺。

  符号科学最终不得不承认:如果文学隐喻是能指,那么哲学的逻各斯则是所指(既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我读符号学的著作时总会忍不住发笑,但它们就像指鹿为马的赵高,让人笑过之后感受到真相的严肃。

  按照上个世纪颇为流行的看法,就连哲学家的工作也一度变成了文学(最终变得和中学教师眼里的语文没有区别?),他的概念推理工具艰难地抵抗着诗人的隐喻型知觉,甚至有转化为后者的危险(理查德·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精彩地表明了这一点)。实用主义的英美哲学挥舞语言分析(看起来像一连串同义反复)的锤子,优雅地敲打欧洲大陆观念论凸起的钉子,以使后者走向或至少弯向同一个方向,但真实情况也完全有可能是钉子在诱导锤子。问题的关键是,通过这一场名为“哲学的诗化(我不想用诗化哲学这个说法,我相信在外行的说法中包含着内行的发现)”或“诗歌的哲学化”的运动,哲学家和诗人终于打了一个平手,或许他们一直就是平手(这样说是对二者都保持外行状态),回到了徒手搏斗的原始状态,而在概念和隐喻可以交流甚至交换的意义上,他们却又可以携手奔赴诗哲同源的前程。

  哲学的真理(truth,真实)和诗歌真理难道不是可以从对方汲取力量的两种真理吗?

  哲学得到的将一如从前那样多,既然它必须“由诗或者修辞来支撑或以之为基础”(Stanley Rosen罗森)。它的“真理”原不过是“由隐喻、转喻和拟人格”组成的“修辞大军”(尼采),虽然如此,只要肯听从于理念的头脑统帅,就不用忌惮诗歌相反的运动会让阵型破坏。而且,哲学家也可通过文学艺术显示出自己的生活品味,不仅如此,独特的感觉领域/美学(aesthetics)的成功事件总是能垂范深远,也可以启发以创造概念为目的的哲学活动自身(吉尔·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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