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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掌权后,为何艺术家最先遭殃?

2020-02-11 09: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摘要:在利伯曼去世前不久,他悲伤地得出结论,对身为犹太人的德国年轻艺术家来说,只有一种选择,“除了移民巴勒斯坦,没有别的获救方法。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以作为自由人而生活,并摆脱沦为难民的危险”。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仅仅六周后的3月11日,他组建了帝国国民启蒙宣传部,约瑟夫·戈培尔出任部长。这个部门的名字直接来源于《美丽新世界》,而希特勒和戈培尔两人将很快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德国的文化生活造成破坏。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英国]彼得·沃森著,张凤、杨阳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他们在文化领域的暴行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希特勒一直十分清楚,纳粹党组建政府之日,就是他与各种的敌人清算“账目”之时。这些敌人之中,他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艺术家。1930年,他在一封写给戈培尔的信中向这位未来的部长保证,在纳粹党上台之后,就艺术方面而言,该党不会简单地变成一个“辩论社团”。早在1920年,纳粹党就在建党宣言中奠定了政策,要求以“斗争”反对“给人民生活带来分裂影响的艺术和文学倾向”。

第一批艺术家黑名单(black list of artists)于3月15日公布。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格奥尔格·格罗茨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包豪斯被关闭。马克斯·利伯曼(时年88岁)、凯绥·珂勒惠支(时年66岁)、保罗·克利、马克斯·贝克曼、奥托·迪克斯和奥斯卡·施莱默等艺校教师都遭到解雇。纳粹的这些行动过于迅速,以至于不得不采用直到1933年4月7日才生效的法律来追认这些解雇的合法性。

同样在4月,第一场诋毁现代艺术的展览,即所谓的“恐怖屋”(Chamber ofHorrors)展览在纽伦堡举办,随后在德累斯顿和德绍巡回展出。在希特勒当上总理的前一个星期,恩斯特·巴拉赫大义凛然地在广播节目中将希特勒形容为“他人的潜在毁灭者”,并将国家社会主义称为“人类的秘密死亡”。

现在,作为报复,当地纳粹党徒要求将巴拉赫的雕塑作品《战争纪念像》从马格德堡大教堂中移走,而号令刚一发布,这件作品就被装上船运到柏林“进行保存”。为推广德国现代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风暴》杂志也被关停,与之命运相同的还包括《行动》和《艺术与艺术家》等杂志。《风暴》杂志的出版商赫尔瓦特·瓦尔登逃亡苏联,并于1941年在那里去世。抽象拼贴画家约翰·哈特菲尔德逃到了布拉格。

1933年,现代艺术家们几度尝试与纳粹结盟,但戈培尔拒绝了所有的提议,现代艺术展览也被迫关闭。一段时期内,戈培尔和罗森贝格争夺着文化、思想领域的政策制定权,但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组织能力超群,一旦官方的艺术与文化协会(Chamber for Arts and Culture)在他的手下建立起来,他的对手就被边缘化了。该协会的权力大得惊人,每一位艺术家都被迫加入一个由政府资助的专业团体,除非注册在案,否则艺术家将被禁止在博物馆举办展览或收取佣金。

戈培尔还规定,没有官方批准,不允许举办任何公开性的艺术展览。在1934年9月的纳粹党年度会议上,希特勒在讲话中强调了威胁国家社会主义的“两种文化危险”。一方面是现代派艺术家,即“艺术破坏者”,具体包括“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家”。他说,他和德国人民想要的是“纯净的”、“不被歪曲的”和“毫不含糊的”德国艺术。艺术不是“政治的附属品”,他说,艺术必须成为纳粹政治纲领的“功能部件”。

这次讲话对那些职务还没有被解除或作品还没有被禁止展览的艺术家来说是决定命运的重要时刻。戈培尔之前还对埃米尔·诺尔德和恩斯特·巴拉赫等艺术家抱有一些同情,但他的立场也很快强硬起来。对艺术品的没收重新开始,又一大批画家和雕塑家被从教职或博物馆的职位上解雇。汉斯·格伦迪希被禁止作画。现代艺术家所写或关于现代艺术家的书籍也成了查禁的目标。出版于1934年的保罗·克利作品图鉴甚至还没运抵书店就被查封。两年后,弗朗茨·马尔克的全部作品也被查封(当时马尔克已经过世近二十年了),巴拉赫的一部作品目录也遭此厄运,它被冠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罪名。这本书后来被盖世太保销毁成纸浆。

1936年5月,所有在帝国文化协会注册过的艺术家都必须证明自己的雅利安血统。1936年10月,柏林的国家画廊奉命关闭其现代艺术展厅,而在11月,戈培尔取缔了所有的“非官方艺术批评”。从那以后,合法的只剩下对艺术活动的报道了。

一些艺术家试图抗议。被迫离开普鲁士科学院的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坚持说自己“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为新的、强大的、真正的德国艺术奋斗,只要我还活着,我会继续这样做。”马克斯·佩希施泰因则不敢相信自己的遭遇,他提醒盖世太保自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线战场为德军作战,他的一个儿子是纳粹冲锋队队员,另一个则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就是纳粹党的狂热支持者,他批评一些同行的作品是“对党的玷污”,并在他出版于1934年的自传《斗争的岁月》里将他们形容为“混血儿、杂种和穆拉托人(即黑白混血儿)”。这一年他直接写信给戈培尔,坚称自己的艺术是“朝气蓬勃、持久、热情而德国式的”。但戈培尔置若罔闻。1937年6月,诺尔德的1052幅作品遭到没收。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在广播演讲《新国家和知识分子》中对艺术家发动了攻击,该演讲为纳粹做了饱含感情的辩护,并对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这个时候,奥斯卡·施莱默挺身而出。施莱默的观点是,贝恩所认为的“颓废”艺术家绝不是那样的人,而真正颓废的是“二流艺术家”,他们用“拙劣之作”替代了别人的佳作。

希特勒画像

希特勒画像

这样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希特勒的思想在很久以前就已顽固不化,而他也丝毫没有改变之意。实际上,这些艺术家的行为没有激起纳粹的报复已经够幸运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自己的艺术中进行抗议。奥托·迪克斯是率先向纳粹发难的艺术家,他在1933年的画作《七宗罪》中将希特勒描绘成了“妒忌”之罪。(当然,他的意思是希特勒这个失败的艺术家妒忌真正的艺术家。)

马克斯·贝克曼用漫画讽刺总理希特勒为“勾引者”。马克斯·利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最受欢迎的在世德国画家。他在得知自己被逐出普鲁士科学院时辛辣地讥讽道:“我不可能吃得跟吐得一样多。”

许多艺术家最终选择了移民和流亡。库尔特·施维特斯去了挪威,保罗·克利去了瑞士,莱昂内尔·法伊宁格去了美国,马克斯·贝克曼去了荷兰,海因里希·坎彭东克先去了比利时然后又去了荷兰,路德维希·迈德纳去了英国,马克斯·利伯曼去了巴勒斯坦。利伯曼曾经爱过德国,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也一直待他不薄,而他也曾与德国的最杰出的人物相识并为他们画像。然而,就在他于1935年去世前不久,他悲伤地得出结论,对身为犹太人的德国年轻艺术家来说,只有一种选择,“除了移民巴勒斯坦,没有别的获救方法。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以作为自由人而生活,并摆脱沦为难民的危险”。

人们多半可能会认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硬”科学)能够免于政治制度的影响。毕竟,人们普遍认为对自然基本原理的研究不像思想研究一样可能带有政治色彩。但在纳粹德国,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对爱因斯坦的迫害很早就开始了。他遭受攻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瑟·爱丁顿观察结果的公布为他带来了国际性声誉。1919年11月,爱丁顿宣布他通过实验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政治和科学极端分子都向爱因斯坦发起了恶意中伤。他也有一些支持者,比如德国驻伦敦大使在1920年的一份报告中私下警告其外事办公室,“爱因斯坦教授是此时世界一流的文化人。……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人逐出德国,而可以用他开展真正的文化宣传”。然而两年后,随着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遭到政治暗杀,未经证实的消息泄露出来,传言爱因斯坦也在暗杀名单上。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十年之后,当纳粹终于攫取了政权,他们的加害行动也没有拖延多久。1933年1月,爱因斯坦离开柏林,前往美国进行访问。他当时54岁,虽然自觉为声名所累,更愿意安静地投身于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之中,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无法完全避免成为公众人物。于是,他发表了一番宣言,宣布只要纳粹还把握权柄,自己就不会返回柏林的大学和威廉皇帝学会任职。

纳粹分子“报答”了他的“赞誉”:冻结他的银行账户,以共产分子和藏有武器为名义对他家进行了搜查,并公开焚烧了他的一本关于相对论的畅销书。那年春天的晚些时候,纳粹政权颁布了一份“国家公敌”目录。该目录经过精心编辑,以最准确的照片展示纳粹的敌人,每张照片下面还附有一段简要的文字说明。爱因斯坦的照片排名榜首,而他的照片下面所附的文字是:“还没被绞死。”

是年9月,爱因斯坦身在牛津,不久之后他就计划回到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职岗位。关于他将在哪里定居的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他告诉一名记者,他觉得自己是欧洲人,无论短期内会发生什么,他最终都会回到欧洲。与此同时,“在一连串的考虑不周中”,他也接受了来自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职位,以及新近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职位。英国也打算为他在牛津提供一份职位,而给予他归化公民身份的法案也已送交下议院审批。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已不再是物理学的穷乡僻壤。美国已经开始培养自己的博士(20年代共授予1300人),而他们都继承了爱因斯坦的研究。此外,他也喜欢美国,在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后,他也不需要进一步的刺激来促使自己离开了。不过他没有返回加州理工,而选择了普林斯顿。1929年,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成功地筹集到资金,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建立了一所高等研究院。出身新泽西州成功的商业世家的路易斯·班伯格和他的妹妹卡罗琳·富尔德承诺为其捐款五百万美元。研究院建院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高级研究中心,可以让杰出的科学家在宁静而富有成效的环境中开展研究,且没有任何教学负担。

弗莱克斯纳曾到爱因斯坦位于柏林卡普特的家中访问,而当他们在湖边散步时,爱因斯坦对普林斯顿的热情变得更加高涨。他们甚至进行到谈论薪酬的地步。在被问到希望获得多少薪资时,爱因斯坦犹豫不决地说:“一年三千美元?再少些也够我用吧?”“这点钱你肯定不够用,”弗莱克斯纳马上说,并建议爱因斯坦和夫人商量后再做决定。很快,弗莱克斯纳和爱因斯坦的夫人埃尔莎达成了每年一万六千美元的共识。这是弗莱克斯纳的一项主要成就。爱因斯坦受聘普林斯顿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就大大提升了研究院的公众形象。德国内部的反响则有些不同。一家报纸的头条写道:《来自爱因斯坦的好消息——他不会回来了》。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喜欢爱因斯坦。全国爱国委员会抱怨说,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分子,信奉的都是些“毫无价值的理论”。美国妇女联合会也诬蔑他为共产分子,呼吁国务院拒绝爱因斯坦的入境许可。但这些反对意见都被忽略了。爱因斯坦可能是离开德国的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但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在1933至1941年间,约有100位世界级物理学家来到美国避难。

对于名气略逊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家来说,纳粹的态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他们在国外找到安全避难所的机会也更少。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是第一位发现“蜜蜂语言”的动物学家。蜜蜂通过这种在蜂巢近旁跳舞的语言来告诉其他同伴关于蜜源的情况。“圆圈舞表明有花蜜的来源,而摇摆舞则表示有花粉存在。”冯·弗里希的实验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他的作品也成了畅销书。

但这对纳粹毫无意义,1933年颁布的《公务员法》仍要求冯·弗里希提供雅利安血统证明。问题出在他外祖母的血统,他承认,她有可能是“非雅利安人”。于是慕尼黑大学的学生报纸发动了一场恶意针对冯·弗里希的运动,而他之所以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当时德国爆发了一场蜜蜂的微孢子虫病,1941年,有数十万个蜂群因此灭亡。这严重损害了果树栽培,扰乱了农业生态。在这个阶段,德国不得不自己动手,培育新苗,而帝国政府认定冯·弗里希是挽救这种状况的最佳人选。

最近的研究显示,在1933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13%的德国生物学家遭到解雇,其中五分之四是由于“种族”原因。这些失业的生物学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移民他国,而遭到驱逐的生物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后来被证明大大超过了留在德国的同行。德国的生物学最主要在两个领域受害严重:细菌的分子遗传学和噬菌体(即捕食细菌的病毒)研究。这并不是由于留在德国的科学家水准低下,而是由于这些领域的科学发现主要都诞生在美国,而科学同行间正常的交流无论是在30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根本无法进行。

(本文摘选自《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英国]彼得·沃森著,张凤、杨阳译,译林出版社。)

彼得·沃森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1943— )英国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社会》杂志副主编。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观察家》等报纸撰写过专栏,以拒绝简化的恢宏思想史作品闻名于西方世界。著有《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德国天才》《大分离:新旧大陆分道扬镳的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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