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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

2018-02-12 08:4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钱理群 阅读

  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
  ——记1957年的三个学生刊物

  钱理群

  (一)《红楼》:“山雨欲来”前的青春歌唱

  1957年的第一个早晨,北京大学大餐厅(今大讲堂的原址)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刚刚出版的大型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只见一位衣着淡雅、步态轻盈的女大学生和几位男同学在那里忙碌着。

  这位女生就是后来以其壮烈之举震撼全国、并终将载入北大史册的林昭,当时她就已经在燕园文坛上颇有诗名,诗友们都亲呢地称她为“林姑娘”。但此时的读者却对她并不注意,他们已经被新出的刊物封面所吸引:这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着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多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竟是一句“谶语”。

  打开刊物,第二页便刊登着著名的1930年代校园诗人、如今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这里响彻的正是这个新诞生的校园刊物给自己定下的旋律:尽情享受着“年轻”的“青年”的“放声歌唱”,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与个人的“青春歌唱”。在《发刊词》里,对此有更具体的阐述——

  “我们的刊物是以红楼命名的百花园。我们的百花园必将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红楼的光芒照在花园里,这红光告诉我们,要学习五四时代青年的革命精神,要大胆地干预生活,要勇于和善于建设,支持属于我们时代的,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切;也勇于和善于揭发、批评阻挠我们前进的陈腐的一切!我们的红楼要有青年人的特点:不仅主要是青年人写,还要着重写青年;不仅主要是学生写,还要求写学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它将发表不同风格的创作。我们的花园欢迎从任何地方寄来的花种,只要它是真的花,有生命,在我们这里,都有它生长的土地”。

  可以看出,这样的青春歌唱的激情是被时代所唤起的: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学生都毫不怀疑地相信,无数先驱者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已经向他们走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扬五四的革命、批判与创造的精神来迎接这个时代,以时代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出年轻人自己的声音。

  这可以说是当时北大的“校园心境”。或许读着这期《红楼》,燕园学子就会回味起刚刚度过的新年联欢晚会的情景——这几乎成了晚会参加者终生难忘的校园生活中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树叶之间灯光明灭……。‘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就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他出乎意外的朗声说道:“恭喜诸位新年发‘才’”,看到同学不解的眼光,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不是‘财富’之‘财’,而是‘人才’之‘才’:祝福诸位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哗然大笑之后,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成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的共同的金色的梦想,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 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4 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校园里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立刻被这“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如时为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红楼》编委的谢冕所说,“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十分浓郁。谢冕的同班同学、也是《红楼》作者、校园诗人的孙玉石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为了满足同学们的创作欲,邓美萱、李鑫办起了手抄本墙上小报《小火星》,许多今天看起来也是最先锋的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全班人散场后无车可坐,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学校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个性和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经常大讲萧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饥饿的狼,吞噬着一些西方现代名著,总是埋头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上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看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以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的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

  ——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43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

  于是,我们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的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的《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等。

  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

  《红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北大诗刊》(1954年创刊,初为三十二开本,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园诗人,后来张元勋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诒、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当然,也还有林昭和张元勋自己。

  当年,他和林昭一起负责编辑《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的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这一期还刊载了谢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句“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与写在同时的张元勋的诗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传递着一种心声,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信息的某种直觉的把握与敏感的。

  因此,由《北大诗刊》到《红楼》,是一个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从纯诗刊发展成综合性文艺刊物,除这些校园诗人之外,就吸引了更多的校园作者:写小说、散文、评论,以及画画,作曲的……都纳入其中,俨然形成了同学们所戏称的“北大文艺界”。据张元勋回忆,任《红楼》主编的是时为团委宣传部长的中文系助教乐黛云,副主编是康式昭、张钟(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编委有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等。

  从编委会的组成,可以看出,《红楼》是一个在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刊物。这就表明,1950年代的中国校园诗歌与文学,它既是五四所开创的校园诗歌与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经费、空间都是由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学校行政领导)所给予的,因此,服从党团组织的领导,是决定其存在与发展的绝对要求。

  在这一前提下,学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如以后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中间也会出现一定的缝隙和矛盾。《红楼》的作者,除前述《北大诗刊》的大部分作者外,还有沈泽宜、孙绍振、蔡根林、刘登翰、张志华、汪淅成、杨路、韩乐群、江枫、陆拂为、孙玉石、杨书案、洪子诚、翟奎曾……等。

  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作者尽管在反右运动以后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当20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复苏,他们就立即显示出新的活力,活跃在1980~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是培育“不垮的一代”人才的摇篮。

  《红楼》就是这样的意气风发、才华洋溢、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代人的自我塑像。

  《红楼》第 2期“封四”的一幅照片配诗这样写道:“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作者:任锋即林昭),于是,就有了这一代人的单纯而真诚的歌。他们在看来枯燥的大学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里,\新铺的铁路又伸长多少公里?\\多少个灿烂的小生命\哇哇落在洁白的产盆里?\多少倍‘四十五’的楼房,\在祖国的大地上矗立起来?\都在转瞬即逝的四十五分钟。\\也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我们又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向着光芒四射的科学的高峰”(张志华:《大学抒情.四十五分钟》,载《红楼》1957年第二期):寂静的小小教室、图书馆联结着沸腾着的广大新世界,这是凝结着这那一代人的大学想象的。他们更是低声吟唱心里流出的恋歌:“你是快乐的春天,\我是沉默的冬天。\你靠我如此的近,\却又离我那么的远”(汪淅成:《恋歌》,载《红楼》1957年 2期);“我每次都看到你的背影;\我们的距离并不太远!\和风会吹融冻结的湖心\吹绿沉默的田园。\——假如你是冬季,\我是春天。”(白薇,即张元勋:《假如——答“恋歌》,载《红楼》1957年 2期):诗的意象、诗的语言,以及爱情本身,都是这样明净、清纯,这去尽粉饰的本真状态,或许也是这一代人心的追求。

  也是刊载在《红楼》1957年第 2期的蔡林根的《东阳江》,意蕴就不那样单纯:它或许是显示了这一代人生命深处更为丰厚的那一面。童年的回忆里,不仅有“无忧的童心”,更是处处流淌着“忧郁”:“我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任错杂的灌木钩破裤腿,\穿过树丛,在江边,\瞩待东边出现的白帆……\我羡慕散搭在沙滩上的,\像旷野里长着的蒲公英一样的帐篷,\和那些成年在江上流浪的撑排人”;“东阳江,……你启发我去探索更宽阔的天地,\我穿着你的水珠浸湿过的\你的沙砾灌满过的\草鞋,未长大就踏上流浪的途程……”。童年记忆里,更抹不去的,是这条母亲河长久沉默后的“凶猛的爆发”,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无尽的苦难:“乡人们把木犁插入泥中,\咬住嘴唇顽强地生活,\只在筋疲力竭的夜,\闻到桨腥味时才发出痛楚的叹息”。“东阳江,南方丘陵中的江啊,\你教我像你一样地去爱人类,爱阳光和云霞,\你教我像你一样去忍受和沉默,\爆发和反抗,发出像你一样粗犷的吼声。”

  这首诗里所显示的,与生养自己的土地和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以及从父辈那里流传下来的“爱”与“反抗”,“沉默”与“爆发”,或许是这一代人生命中更为内在与根本的东西。而诗中所流露出的心灵的忧郁,悸动与不安,也同样传递着某种时代的信息,尽管暂时无论是发表这首诗的《红楼》编辑,以及它的读者,甚至连诗人本人都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这首诗也就成了那个特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历史时刻中国青年的心声。

  20世纪末,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已经是权威的文学史家的谢冕,把这首刊载在《红楼》上的年轻大学生的诗选入他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 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这正是一种历史的眼光。

  人们还注意到,《红楼》1957年第 2期的《编后记》,据说这是林昭写的:“我们希望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这一期出版于1957年 3月,早在1956年文艺界已经出现了“干预生活”的文学浪潮,其代表作《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早已在影响最大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在孙玉石前述回忆中提到的引起大学生们极大兴趣的话剧《同甘共苦》也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在前引《红楼》发刊词里就已经有了“干预生活”的说法,这里对文学的批判功能的进一步强调,则反映了像林昭这样的更具反抗性的年轻大学生的内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激情,他们对“旧社会的遗毒”(后来就被概括为“阳光下的黑暗”)的敏感;这或许正是另外一些尚沉浸在阳光下的幸福的年轻诗人所不理解的,这里,实际上就已经预伏着此后《红楼》内部的分裂。但眼下却并不见裂痕:赞歌与情歌仍是《红楼》的主旋律。

  仅是发表于第 2期的林昭的《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多少显示点不同:如诗题所示,这是一首讽刺诗,调侃的对象是那些将“劳动”与“爱情”作简单联系的“新情诗”的作者:“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假如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东西,\难道说你就无法把爱情歌唱?”

  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诗人对流行的对“诗歌(文学)”、“爱情”、“劳动(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的质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时代主潮观念的质疑,并显示了一种逆向性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启示我们:前文所说的《红楼》创作的“青春歌唱”的特征,是中国年轻一代处于“苏醒”时期的精神现象,不仅包含了巨大的自由“创造”冲动,也孕育着某种自由“批判”的激情。

  而到了《红楼》第3期,就有了更为明确地呼唤,这一期的《编后记》里,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和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一起,学习开辟了五四道路的革命先驱者的榜样:执着真理,疾恶如仇,把火一样的爱情献给祖国、人民、革命,把致命的投枪掷向阶级敌人,掷向思想领域的丑恶……揭露现实中的矛盾,批判错误,歌颂先进。我们希望: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得广些,关心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学术思想界的动态,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和问题。”

  ——如果说《红楼》第1期编者与作者的目光主要是面对校园内部,现在则明显地转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年轻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着此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学术界所孕育的新的变动,并表现了以“执着真理,疾恶如仇”的精神投身进去的巨大热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反省:“许多读者指出,在本刊第一、二期上软绵绵的情歌多了一些,看不到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难道说今天的青年歌声中的主流,真是小夜曲?”表示要“从前人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中吸取前进力量”,“大张双臂欢迎政治热情昂扬的诗篇”。而最后的召唤则更加意味深长:“作为五四事业的后继者,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鸣’起来!”

  在这一期,“为了纪念“五四”,就有了一次作为“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的政治抒情诗的喷发。据张元勋回忆,这一次《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由十三位校园诗人集体高唱一曲《五四之歌》,“真可谓气势不凡”!“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先就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 5月 4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整个操场倾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昂扬响起”:

  “在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就像我头顶上的天空一样。\在火的三十一天里\我觉得自己长得更快\就像童话中的人物\不是一年一年地长,而是一天天地长!”“我向往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也羡慕流血的一二九\但是,我更爱我们这个时代,\——共青团驰骋的年代。\几十年后,或是一百年后,\我们将坐在青青的草地上\给二十一世纪的青年\讲我们共青团豪迈的故事\那时候,我\也许成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或者,在共产主义的天气里,党已经消亡)”。啊,“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我真想\和我的每一个同志亲吻\合唱我们最喜欢的歌子\从傍晚一直到天亮!”(马嘶:《给我的共青团》,诗载《红楼》1957年 3期)。

  ——这更是一次浪漫的乌托邦的政治激情的喷发:用的是赞歌的形式。但谁也没有料到,另一种形态的政治激情的喷发,正悄悄地接近。

  这时的《红楼》的编辑部却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邻近毕业了。于是,就有了5月19日这一天的游园活动。十一位《红楼》文友漫步于颐和园,并由林昭摄影,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为这段青春岁月留下永恒的纪念。照片上,每一个人都在微笑。但谁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真正的分离:政治的分离与心灵的分离呢?即使再度相遇,心也都破碎:历史对这一代人终于露出了严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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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2-1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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