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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2018-02-06 09:4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彬彬 阅读

  在毛泽东堪称漫长的一生中,与其有过诗词唱和者,只有郭沫若、柳亚子与周世钊三人。在民国时期,柳亚子就是活跃于政界和文界的大名人。但民国时期的名人,许多人在1949年后都遁迹销声,而柳亚子却知名度更高了,这要归功于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

  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所有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有个柳亚子。在使得柳亚子具有广泛知名度上,毛泽东的另一首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也同样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圣经”,柳亚子也就跟着家喻户晓了。毛泽东诗词中的有些句子,更成为众口传诵的“名句”,与毛泽东的那些著名语录一样,频频被人们在谈恋爱、写情书、发言、谈话、辩论、写文章等各种公私场合引用。

  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便都是这样的“名句”。尤其是后者,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毛泽东的其他“名句”一起,被出版社作为对联印刷出版,在各地“新华书店”销售,从而被贴在各种可以贴对联的地方。知道“牢骚太盛防肠断”这“名句”出自毛泽东之手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句诗本是针对柳亚子的“牢骚”而作。既然被毛泽东称为“太盛”,可见柳亚子的“牢骚”颇有力度。但这“牢骚”的具体内容为何,却始终是悬案。少数知情者的闪烁其词,更让这“牢骚”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从香港辗转来到北平。其时,大批在国共相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人士”,在中共号召和安排下,云集于此。他们是被中共邀请来协商召开新政协的。以柳亚子此前的政治表现和社会声望,以柳亚子与毛泽东“老朋友”的关系,当然在被邀请之列。

  柳亚子与黄炎培、章乃器、钱伟长等数十人,同住六国饭店。10天后的3月28日夜,柳亚子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见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所引柳诗,均见该书)。全诗如下: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首诗,第一句意思很明白,是在称颂毛泽东“开天辟地”的壮举。第二句便开始发“牢骚”了。“说项”即称誉他人之意,这里应指自己长期对共产党的拥护和襄助。“依刘”则指投靠他人。典出三国时期王粲依附刘表却又不受礼遇不被重用的故事。“说项依刘我大难”,意思就是说:我长期站在共产党一边,为共产党尽心尽力,如今却像依附刘表的王粲一样受冷落,我实在受不了。

  第三句用了两个典故。“夺席”指夺取他人的席位。《后汉书·戴凭传》:“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五鹿为复姓,这里指西汉的五鹿充宗。《汉书·朱云传》说:五鹿充宗深得汉元帝的宠信,占据着谈经的席位。元帝令五鹿充宗与其他人辩论,但其他人慑于元帝对充宗的宠信而“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后来充宗终于败在朱云口下。柳亚子将这两个典故同用,意在说明自己是像戴凭一样有真才实学而非像五鹿充宗那样不堪一击。

  第四句用的是《史记·孟尝君传》中冯驩慨叹“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熟典。第五句“头­早悔平生贱”,是“早悔平生头­贱”的倒装句,意思是说:我后悔平生为了你这个朋友、为了共产党人的事业而不计生死、而甘愿抛头­洒热血,——这“牢骚”就发得有点咄咄逼人、不知轻重了。

  柳亚子也知道这一句算是把话说兜底了,只能退不能再进了,于是有了第六句的语意转折。“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宁忘一寸肝胆丹”的倒装句,意思是说:我对你这个朋友、对共产党,仍是一片赤胆忠心。第五句和第六句意思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说,第六句的转折有些突兀,但其实这正可以看出柳亚子写此诗时的真实心态。

  柳亚子此时心中有着巨大的委屈,有着严重的不平衡。他给毛泽东写此诗,要表达这种委屈和不平,但表达委屈和不平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同情,从而做出对他有利的干预。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就要把话说得狠些;要让毛泽东同情并干预,却又不能只说狠话,还要表示“此心未改”。这样,就有了第五句的“悔”和第六句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最后两句是说:什么时候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我就要回到那里,像严子陵那样隐居了。分湖,是柳亚子家乡吴江县的一座湖。为怕毛泽东不懂,柳亚子在诗后特意做了说明。这等于是在让毛泽东做出选择:要么满足我的愿望,要么让我撂挑子走人。当时,毛泽东正忙着建立新的政权,是很需要柳亚子这样的著名“民主人士”合作的。柳亚子如果真的拂袖而去,那负面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就要满足柳亚子的实质性要求。既稳住柳亚子,让他继续为新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发挥作用,又不让柳亚子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这是其时的毛泽东必须做到也不难做到的。柳亚子诗的最后两句,有着明显的撒娇意味。

  其实,这整首诗,都与其说是在发牢骚,毋宁说是在撒娇。正因为是在撒娇,所以“分湖便是子陵滩”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毛泽东当然体味到了这种撒娇之意,所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并不需要实质性地满足柳亚子的要求,就能稳住他。“倘遣名园长属我”毛泽东3月25日到达北平,柳亚子28日便写了这首诗。那时的毛泽东,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所以并没有马上理会柳亚子的牢骚。查柳亚子日记,可知这期间,柳亚子火气越来越大。例如,4月7日日记写道:“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4月25日,柳亚子从六国饭店搬到了颐和园内的益寿堂,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搬出六国饭店而移到更好住处的,并非柳亚子一人。柳亚子4月25日日记写道:“寰老(引按:即俞澄寰)言明日亦将他迁,圣陶、墨林、云彬、彬然来辞行,言今天上午即走,从此六国饭店,将成云散风流之局面了。”(同上。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可见当时有许多人都被重新安排了住处,并非因为柳亚子发了“牢骚”而对其特别照顾。但柳亚子能入住条件特别好的颐和园,却又不能不说因发“牢骚”而受到了特别的安抚。

  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并派秘书田家英送给了柳亚子。全诗如下: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泽东的和诗,比柳亚子的原诗要好懂得多。

  1926年四五月间,毛柳相识于广州,第一句说的即是此事。柳亚子在1941年《寄毛润之延安》诗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之句,故毛泽东有“饮茶”之语。第二句说的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事。在重庆(旧称渝州),柳亚子曾向毛泽东索诗,后来毛泽东手书了《沁园春·雪》寄柳亚子。这两句以忆旧的方式表明自己并没有忘记老朋友,表明自己还记得二人间的交情。

  第三、四两句,说的是眼前的事。毛泽东于1918年初次到北京,1949年回来,相隔31年。“读华章”则指读到了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只是“落花时节”有点费解。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写于公历的3月,相当于中国旧历的“早春二月”,正是百花初发之时,不知毛泽东何以称之为“落花时节”。第五、六两句,语浅意明,不用解释。

  第七句的昆明池即柳亚子正居住的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富春江是严子陵垂钓之地。因柳亚子发“牢骚”的诗中有学严子陵归稳之语,故毛泽东说昆明湖“胜过”富春江。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只是说了些气话,看不出他具体的诉求。但知情者的回忆,却让人觉得柳亚子不仅仅只给毛泽东写了这首诗,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柳亚子当初向毛泽东提出了到江南“某地方”任职的要求。这“某地”,就是柳亚子的故乡江苏。以柳亚子罕见的狂傲和自负,这职务的要求,决不会很低,应该是江苏省的主要领导吧。用老话说,就是“封疆大吏”了。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满足柳亚子的要求,但自己愤言相逼,毛泽东却温言相劝,还是一时间令柳亚子很兴奋和激动。柳亚子当即又写了《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诗最后两句,说昆明湖比富春江好,意在劝柳亚子打消归隐吴江的念头。归隐云云,本就是“气话”。毛泽东一挽留,柳亚子便表示欣然从命。实在可说是就坡下驴。但他似乎又抓住了毛泽东诗的最后两句不放。《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最后两句是:“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颐和园是暂住之地,这是十分明确的。但柳亚子却大有在此安居之意。

  如果说这两句还不足以说明想要长住下去,那《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的最后两句,却把这意思表达得很充分了:“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怎样解释这两句,也存在着争议。一种解释是:柳亚子要求毛泽东把颐和园送给他。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是很自然的。所谓“长属我”,当然就是“从此属于我”的意思。把这两句诗翻译成白话,那就是:“如果这颐和园从此属于我,我就不想归隐吴江了。”如果柳亚子真有此意,那就不仅是就坡下驴,同时又在顺竿上爬了。——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但柳亚子的一些亲友却不同意这种解释。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三人共撰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中就说:柳亚子这样写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之意。文化大革命时听说有人用以上诗句批评我父亲,说他向毛主席‘索取’颐和园,可谓奇谈、趣闻。”(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9年版,第132页。)

  说柳亚子这些诗句的意思仅仅表示要定居北京,是不能服人的。也许柳亚子的确没有独占颐和园之心,但长住此园之意,却是肯定有的。即便柳亚子想要独占一座颐和园,也决非不可思议的“奇谈、趣闻”。下面我们将看到,比起柳亚子的其他一些奇思妙想,一座颐和园,真不过小菜一碟。

  柳亚子生于1887年,长郭沫若5岁,长毛泽东6岁。从少年时期起,柳亚子就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反清的宣传活动。1903年,在上海参加由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1909年,与高天梅、陈去病等共同创立了“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也算是一省的政要。柳亚子是国民党内强硬的左派,在国共相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柳亚子却自少年时代起,就有着异常强烈的“英雄情结”。在柳亚子诗中,“英雄”二字,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金石家曹立庵在回忆柳亚子时,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亚子先生对共党人充满了信任和热爱,而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则深恶痛绝。记得是在1945年秋的一天,亚子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带我一同上街溜达,走到重庆一座著名的酒楼前,只见出入酒楼的,都是些达官权贵。亚子先生十分气愤,有意拉我们坐在酒楼对面一处卖牛尾汤的小摊前喝黄酒。当时,亚子先生和郭老早已是海内知名诗人和社会贤达,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那些达官权贵的无声嘲弄和谴责。亚子先生数十年攻诗,出口成章。那天,当他边喝黄酒边抨击时政,并颇为自己敢于同那些丑类斗争而感到自豪时,不觉脱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对亚子的道德文章历来推崇,赞应曰:“诗人毕竟是英雄!”我在一旁,深为两位长者的斗争精神所鼓舞,许诺说,我要为这副“联句”治枚印章,明天交卷。第二天上午,柳、郭二老便来我处看印章。走前,亚子先生书赠我一首诗,郭老为我作了一幅指画。此后,这枚“联句”印章便常见于亚子先生的手书诗文条幅。

  如1945年冬,他书赠给本村的诗条幅首端,就盖有这枚“联句”印章(曹立庵:《“诗人毕竟是英雄”——忆柳亚子先生二三事》,原载《书法》1979年第2期,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版。)。“诗人毕竟是英雄”虽出自郭沫若之口,但却极为柳亚子所欣赏,不但常钤于手书条幅,还数次用于自己的诗中。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柳亚子一向是以“英雄”自命的。

  郭沫若脱口而出的“诗人毕竟是英雄”之所以令柳亚子喜爱不已,还因为它与柳亚子家传的另一句恰成对照。柳亚子曾写过《“英雄末路作诗人”两首》,诗前有序云:“余家旧藏石印,文曰:‘英雄末路作诗人’,盖乡前辈杨龙石先生为高祖粥粥翁所治也。”原来,柳亚子高祖就有怀才不遇的牢骚。这两首诗的第二首,是以这样两句开头:“英雄末路作诗人,青兕前生旧姓辛。”“青兕”是辛弃疾的别号,也是柳亚子的笔名。这分明在表示,即便不能在安邦治国上建功立业,最终只能以作诗遣怀,那也是时运不济,而自己终究是如辛弃疾一般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豪。不过,对这种“英雄末路”的“认命”,在柳亚子那里只是偶尔出现的。更多的时候,他愿意相信自己在叱咤风云、降龙伏虎。

  “诗人毕竟是英雄”这句话之所以令他如此喜爱,就因为说出的是他的心声。抗战期间,郭沫若曾把柳亚子比作屈原,而柳亚子却并不认可:“‘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苏联费德林博士乞诗,奉赠两绝,十月二十八日作》)柳亚子认为把他比作怀沙抱石、自沉汩罗的屈原,是辱没了他。他觉得冤枉、他感到委屈。他认为自己在拔山盖世;他认为自己在匡时济世;他认为自己在回天救世。自认为力能回天的柳亚子,以“英雄”自命的柳亚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狂。读柳亚子诗文,最大的感受就是狂气冲天。

  例如柳亚子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诗:“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柳亚子:《我的诗和字》,《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尽管中国的柳亚子与德国的尼采风马牛不相及,但柳亚子在诗文上的这样一种自负和狂傲,还是让我想到了尼采。这样评价自己的诗文,也许真只有尼采可与之相比。但尼采的狂仅仅表现在对自我文章的评价上,而柳亚子则在政治层面上也狂气逼人,认为自己是时代最前驱,认为在安邦治国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才华,这就令尼采相形见绌了。“若论时代前驱者,亚子先生第一人。”(《改邓煜诗两首》)不仅在写诗上是第一,在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上,也是“第一”的。

  1940年,柳亚子写过一首《纪梦》诗。诗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夜梦在莫斯科谒斯达林同志,劝其乘德英龙战之际,先定远东。其策以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四省,代中国收复失地,则中苏邦交自然巩固矣。国际局势自有其中心政策,友邦领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岂外人所宜越俎代谋?存此聊纪书生之狂呓尔。”居然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告诫斯大林、教诲斯大林,也真可谓狂人自有狂梦。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柳亚子能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梦,也足见其平时内心的狂态。实际上,柳亚子是真的这样想过。他后来回忆写这首诗的背景时说:“这时候,实际上还远在德苏开战以前,我很想自己去莫斯科一次,亲谒斯大林元帅,凭三寸不烂之舌,扮一出哭秦庭申仓胥呢。”

  这也可谓狂人自有狂想。值得一说的是,柳亚子是自知其狂,并且也常常自知其谬的。但这种“自知之明”却又并不足以阻拦他那些气冲霄汉的狂语。读柳亚子诗,你会觉得他时时有一种说豪语、放狂话的冲动。这回,梦醒之后,他虽也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但仍要写下这样的诗:“轰炸千机毁帝京,红军百万定辽宁。男儿愧负仪秦舌,寰宇何年见太平。”他自以为有张仪、苏秦之才,为不能真的去面谏斯大林而遗憾,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柳亚子在1949年3月到北平,此后的一段时间,几次自称“狂奴”。“狂奴故态今犹昔,国策方针定岂摇”;“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自笑狂奴藐馀子,天生名德护微功”(《叠韵和徐冰两首》)。“狂奴故态”云云,也是典出严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本是同学,他敢于对当了皇帝的刘秀不敬,被刘秀称作“狂奴故态”。而严光之所以能做到并不因为刘秀当了皇帝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他决不想在刘秀一朝走上仕途,甚至刘秀再三邀请,也不改初衷。这可谓是“无欲则狂”。而柳亚子却对从政无比热心,却对官位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以严光自况,其实是拟于不伦。既想仕途得意,又不改“狂奴故态”,就只能走向“末路”了。

  柳亚子的狂态,当然在与毛泽东的应对中,表现得最醒目。柳亚子与毛泽东于1926年四五月间,相识于广州。其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身份出席大会。在这期间,他对蒋介石的反感达到极点。在与共产党人恽代英会面时,他力劝共产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需要留着他打仗呢!”其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柳亚子与毛泽东在珠江畔一座茶楼相见。虽与毛泽东是初相识,柳亚子也向他同样提出了刺蒋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与恽代英如出一辙。见陈迩冬《一代风骚》,《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可见,借助蒋介石之手,清除军阀势力,是其时中共中央的一种决策。

  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党派要当共产党的“尾巴”。柳亚子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的长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1926年的刺蒋谋略十分自傲:

  ……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我是四十年来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对苏是另一问题,现在不谈。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去看亡友恽代英烈士,陈说了一番奇谋秘计,代英笑而不答,最后追问他,他说:“你的计划,我们不能赞同。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倒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激烈呢!”我听了他这样油腔滑调的话,很不高兴……要是当时听了我小区区的话,‘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又何致于弄成十年内战,十年抗战的局面呢?当然,当时中共的领袖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帐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罢了。但,举此两例来证明,可见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小区区高明吧?所以,郭先生的尾巴论,老实讲,我是不赞成的。(柳亚子:《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磨剑室文录》。)

  从柳亚子此番呓语般的言论,我们庶几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他据以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高明的,是共产党有过两次可杀蒋介石之机而未杀。广州那次共产党方面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令他耿耿于怀。其实,在1926年的广州,要共产党以暗杀蒋介石的方式来“搞定”大局,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此,恽代英们除了“油腔滑调”,还能说什么呢?而把“西安事变”终于未杀蒋介石归咎于毛泽东的“忠厚”,那就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了。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的。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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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2-0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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