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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钊:那个露出了历史底色的1644年

2017-09-27 09:2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理钊 阅读

   史载,1644年(崇祯十七年)4月,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临死时,曾很有一番感慨:“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转引自《甲申朝史小记》)这一段话,后世的史家多有引用,但着眼点则大多顺着崇祯的思路,批评朝臣没能尽忠。可细细品味,我觉得这位末代帝王的意思,除了责怨臣工之外,还有向他的祖宗申告免责之意,意思是大明江山丢自他的手,并非子孙无能,而是众臣不忠。

   但崇祯的这一段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这清楚地表明,大明治下的“天下”乃朱家之天下。以天下为一姓所有的意识,自明初的朱元璋,到他最后一位坐天下的子孙,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将天下视为朱家之私产,正是他们竭力地守权力、维政局的目的所在,也是现在哀怨无奈的缘由。

   如果再探究下去,崇祯的这一番感叹,背后还与“南迁之议”的反复未决,直至最后将其逼上绝路有关。其“为奸臣所误”,可能只是他不得不说的堂而皇之的门面语,背后的隐曲则是深藏于其内心,却又无法以语言表达出来的愿望。

   在李自成日益逼近的威胁面前,最早提出把朝廷迁至南京这一敏感话题,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的一次秘密召见时,由翰林学士李明睿提出的。崇祯听后曾言:“此事我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汝。”后世对于崇祯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一位聪明有为的君主。从他回答李明睿提议的这一番话看,朱由检并非徒具虚名,确有一些“战略”眼光的。

   一个月之后,特别是随着太原被李自成攻陷,京城之危已近在眼前,那个“尔且密之”的“南迁”议案,终于在朝廷之上公开提出并进行了讨论。廷议之中,大约形成了三种方案:一是“皇上率军亲征,由太子留守京城”;二是前者的改良版,即由皇帝率部臣迁都南京,由太子留京摄政。李明睿举南宋为例,称宋朝南迁之后,延续了一百五十年。可是,这一议案一经提出,却遭到了以北方大臣为主的“拒迁”派的激烈反对,此议遂未能通过。

   然而,以南方廷臣为主的“主迁”派并未放弃迁都南京的愿望,加之李自成自陕西一路攻来,几近于所向披靡,沿途大明守军,但闻大顺军至,或降或逃,所守之地尽为李自成所得。在此情形之下,4月初,崇祯再召群臣,讨论拒敌之策。廷议中,南迁再次成为重要议题,所不同的是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即派太子至南京,由皇上留守京城。到这时,自皇上至臣工,都明白走者活、留者死。而这一方案,显然是把崇祯逼上了自我牺牲的绝地。更出乎朱由检意料之外的是,参与讨论大臣竟然都同意这一方案。所以,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说,这个方案“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原本是想自己去南京,留下太子驻守京城的。鲁迅先生曾言,在中国,儿子是极宝贵的,可自己的命究竟比儿子更紧要。所以,当崇祯看到他的大臣竟然让他把生路留给儿子,让自己困守京城就死,心中的恼怒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心思在众臣面前却又实在是难以说出口,只好以堂皇之言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显然,廷臣听出了崇祯话语中的怒意。可他们不明白朱由检的这个恼怒,并非在责怨臣工的不忠,而是怨恨于他们的遇腐,不能体察他此时此刻的真意。更重要的是,崇祯的“抱头鼠窜”之语,同时也堵死了太子“南迁”的可能。果然,参与这次讨论的29位大臣,竟有19位当众改口,反对“南迁”,兵部给事中光时享更是站出来,以大义斥责提议“南迁”的大臣。看诸臣的表演,崇祯的绝望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一面批评“光时享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提出“南迁”之议的李明睿等人:“诸臣平日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事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再言。”崇祯的这一番话,如果没有“南迁”之议这个背景,实在是一位有志有节君主的豪言壮语,可联想到“南迁”被阻,再想一想“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的话,则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读史至此,我在想,崇祯帝在有一个“备份”的首都,又有时间与能力将子孙移至南京,作另一种打算的情况下,反在1644年4月25日,自己临死之时,“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且指袁妃“尔也宜死。”并挥剑砍之;之后,至寿宁宫,“挥剑断公主臂”,再“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又命太妃李氏自缢,至使皇宫之内血流满地、哀声振梁呢?现在想来,他除了怕京城破时,这些人被李自成所辱之外,是否也与他的一股怨气无从发泄有关呢?

   满清的崛起,无疑是促使大明王朝迅速倒台的原因之一,比如为反击满清的侵扰,平定边关,动用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消耗了太多的战争物资。但直接摧毁大明的,则是李自成的大顺。

   1643年(崇祯十六年)11月,在归顺了李自成叛军的士大夫宋企郊、牛金星等人的谋划之下,李自成由流贼而变成了欲成大事的“义军”,攻占了陕西重镇西安,并依唐制将其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李自成对外宣称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然后一路向东,直向京城杀来。1644年4月24日,也就是崇祯自经而亡的头一天,在太监曹化淳的接应之下,攻进了京城。

   李自成征战多年,如今终于占据了京城。但他的志向何在,可从他与当时的理学家杨观光的一次对话中,得窥一二。“(1644年)五月初十日,贼召观光入文华殿。问:‘郊天何以不茹荤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说乎?’杨叩头云:‘天人一气所感,不茹荤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灵爽;不行刑,欲养天地慈和之气,以感格上穹。’贼云:‘有理,有理,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自成之所以有此一问,原因在于在此之前,他的部下以及归降的明臣,曾七次上书劝进,他担心自己一旦行了郊天之礼,登上王位,按儒臣所言,就要生活节俭、远离女色、不嗜杀人,失去了活着的乐趣。由此可见,李自成人生的乐趣,不过是酒色与杀人。他弄出那样大的动静,如今虽坐进了金銮殿,但为的也不过是这一人生目的而已。

   当然,这一个近于大实话的言志之语,与满口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崇祯,在终极目标上,其实并无不同,差别惟在后者以巧言丽词,对真实的目的进行了华丽的装饰罢了。

   再来看一看在这一年暴得大利的满清集团。应当说,在1643年之前,满清虽在东北经营了三十多年,内部也渐渐整合起来,建立了文武俱备的政治架构,自立为国,成为一个政治集团,且一次又一次地南侵,但他们并没有取明朝朱家而代之的想法。他们只是将大明王朝的地盘作为劫掠的对象,每当自己财用不足时,便驱动骑兵,如狂风扫过中原,满载而归。清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地劫掠明朝,是在1642年(崇祯十五年)11月27日至1643年(崇祯十六年)1月27日,两个月里,他们突破长城,穿过直隶,一直深入到了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另有妇女及其他大宗财物。

   此外,据赵凯《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在李自成建立大顺国时,满清就曾派人与李联络,提出的条件是“并取中原”,意欲与李平分华北。

   可是,到1643年5月,满清集团内部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贵族,如多尔滚的弟弟多铎及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开始认为满清已有能力改变过去取财的方式,即由劫掠明朝而改为取明朝而代之,依靠收取汉族农民的税赋来供养自己。只是当时满清内部,尚未统一认识,直到李自成攻下京城,崇祯缢死煤山,吴三桂邀清兵入关破贼,才完全明白过来,觉得自己蜇伏东北三十余年,终于等到了大好时机,取大明而代之,由倚靠劫掠而变身为名正言顺的朝廷,光明正大地收税赋、役万民而丰衣足食了。

   当然,促使满清彻底认识到这一点,并为之策略的,仍然是汉族的文士武将,文者如范文程,武者如洪承畴等。1644年(崇祯十七年)6月5日,摄政王多尔滚率清兵进入北京,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品读1644年由大明、大顺与满清这三股势力所共同表演的这一年,差不多把中国历史的底子,从历来文臣大儒们所精心构置的历史维幕之下揭露了出来。多尔滚进驻京城之后,立即发布了由范文程所起草的布告,其中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天下虽大,但来者均为的是“居之”——此居之,非居住之居,乃据为所有之据也;军民虽众,来者均为的是“主之”。而所谓“有德”与否,谁是裁判,谁来认定,自然是“居之”“主之”者。“居之”“主之”之前,纵然是杀人盈天、劫财无算的巨匪巨盗,一旦入得大殿,返身即为“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明朝最后一名状元周钟劝进李自成之语——的功高德隆者。

   中国历史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反复地念叨平民百姓的生存仰赖于君王的恩施,反复地教化民众服从于君王的“居之”“主之”,感恩于君王的恩德。但从1644年这一年中国土地上城头变幻的王旗里,又那里看得到前来广施恩德、善待民众的大王呢?相反,倒是回响着对失去了二百七十七年江山的哀叹,满足了酒色杀人乐趣的笑声,以及终于可以不再以劫掠为生,从此依靠民众税赋而花天酒地的壮歌。

   201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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