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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的古玩传奇

2013-10-10 09:50 来源:华夏时报 阅读

  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有这样一种说法,二十一世纪或许还会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却不会出现了。4年前,王世襄去世,有人惋惜“对于这一代民国记忆,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王世襄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书画,雕塑,建筑,家具,乐器,漆器,捉獾,养鸽,驯鹰,美食……他的身份过于复杂,以至于人们更愿意称他为那个会“玩儿”的人。他的确玩出了名堂。在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王世襄集》中,收录了《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等十部作品。它们是王世襄几十年“玩儿”出来的经验,也正是这些“雕虫小技”,点缀和完善着中国文化的脚注。

  王世襄是个乐观的人。文字之中,你很难读到他直面讲述悲情,尽管裹挟在动荡的二十世纪,王世襄几乎尝尽了一切文人的苦难。作为“最后的文化贵族”,王世襄的离开,或许代表着一种旧时代风雅精致生活方式的逝去。

  追索文物的燕市少年

  王世襄出身官宦世家,父亲王继曾是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则是非常有名的鱼藻画家。

  10岁时,王世襄被父亲送到美国人在北京办的学校念书,在习得一口流利英文的同时,也让他离“好学生”渐行渐远,玩儿才是王世襄的主业。小学前后,他开始养鸽子,“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稍大,到坟地里抓獾,养鹰。常见情形是,鹰逮兔子,人逮鹰,少年王世襄一跑就十里八里,身体练好了,读书也耽误了。老年王世襄回忆:“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

  20岁时,青年王世襄遵从父命,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系,这令他头疼不已,勉强读了两年,只拿到数理化三门均未及格的成绩单,险被开除,好在学校允许转系,他便从医预系转到国文系。在这里,王世襄“本性难移”,有时臂上架着大鹰,怀里揣着蝈蝈就来上课了。有次,燕大知名教授邓之诚正站在讲台传授中国历史,王世襄怀里蝈蝈响了,邓先生恼羞成怒,把王世襄赶出教室。燕大另一位教授洪煨莲,更是把这个精力旺盛却“玩物丧志”的学生称为“未知数”。

  25岁时,王世襄母亲病逝,让这个“未知数”有了变数。“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她这么培养我,又这么放纵我,让我玩,我要再这么下去,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师,所以我幡然改悔,狗成了看家狗,鹰也不养了,鸽子也送人了,我是整个一个大转变,什么都不玩了,专心写论文。”

  两年后,王世襄获得硕士学位。中日战争期间,他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后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日本投降后,经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时损失的文物。1946年12月,他又只身赴日本追回文献共3286部,34970册,其中很多国宝级,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王世襄曾说,自己一生中做过两件最有意义的事,第一件事就是为国家收回了2000多件国宝,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第二件是对中国现存唯一古代漆工专著《髹饰录》进行解说和反复修订,并最终写成专著《髹饰录解说》。然而,这些回归的文物,却成为王世襄直到晚年依旧挥之不去的心结。

  “我是老运动员了”

  历史进入新的篇章。1952年,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的“三反”运动开始了,因其与国宝的渊源,也因为“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的办案逻辑,王世襄被关押了十个多月。“我被送往东岳庙,名曰‘学习’,实为逼供,勒令交代盗宝问题。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学校读书,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收回大量被敌伪劫夺文物,并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诸多问题,自然成了重点之重点。单独监禁一室,‘打虎英雄’却有十余人之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他们大声恐吓喊叫,用力拍打桌子,勒令交代问题。交代不出来则夜以继日,轮班逼供,名曰‘疲劳轰炸’。”

  王世襄当然是清白的,他被释放回家,但同时接到了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通知,开除公职,自谋出路。

  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对“三反”后的处理有意见,已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又被划成了“右派”,五年后“摘帽”。至此,他已离开文物岗位整整十年。在这十年,没有了文物相伴,王世襄倒是“玩儿”起了小物件,鸽哨、葫芦、竹刻成为他的“玩伴”。

  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的“气势”令王世襄预感到厄运或许将再次降临,好友陈梦家、启功、史树青等已相继被抄家。王世襄家中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等无疑会被划入“四旧”之列。无奈之下,他被迫展开“自我革命”,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求红卫兵抄家,才得以让这批珍宝免此一难,没有在浩劫中灰飞烟灭。7年后,王世襄向有关部门追讨这批藏品,直到1986年,他才要回大部分文物、图书和手稿。

  1969年,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3年多艰苦清贫的干校生活,王世襄倒是自得其乐,仿佛回到少年,牧牛、放鸭、养猪……在成为养牲口好手的同时,还治好了多年未愈的老肺病。下放期间,王世襄还抽空发挥了其烹饪天赋,他曾用14条2斤重的公鳜鱼,做了一桌十几个菜的鳜鱼宴,其中一道菜用十几条公鳜鱼的鱼白,同香糟和茭白的心一起炒,让后人玩味至今。

  多年的政治运动,让王世襄笑言:“我是一个‘老运动员’了。”但乐观并不能抵挡被误解的哀伤,他始终无法释怀“三反”时的遭遇。85岁,王世襄在自选集《锦灰堆》中写:“我今年85岁,已届垂老之年。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但只计较一点,即要求得到正确、公正的理解。” 93岁,他在最后一篇自序中再次写道:“半个多世纪前的不白之冤和不了了之的‘取保释放’理当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公正结论。现已届耄耋之年,容我陈述的时间指日可数。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证据和集体上报的材料写成文字,作一次最后的申述……”

  回忆王世襄时,收藏家马未都曾如此评价这位长者:“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坚持到他最后功成名就为止,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当时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王世襄说,如果不是因为陈梦家自杀,他可能不会去研究明清家具,所以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阳光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聚散终有时

  王世襄爱物件儿,众人皆知。在京城,他有个外号,叫“柜人”。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居民。震后第一天夜里,王世襄院子里的东厢房掉下一块屋脊,第二天,周围所有居民都集中在院子里搭床过夜,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物件儿,便在他的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人钻进去,勉强能把腿伸直,在连续数月的防震期间,王世襄当起了“柜中人”。

  不过,爱物件儿的王世襄知道,人与文物,聚散有时。1998年,王世襄将珍藏的79件明清家具以200万元的超低价卖给了好友香港商人庄贵仑,条件是,对方将它们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据说,王世襄只提了一个要求:“价钱你看着给吧,够我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就行。”他这样解释:“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经历了时代的风雨,晚年的王世襄,如同昔日的燕市少年,鸽子依旧是其最爱。2003年,王世襄给北京市市长写信,建议在亚运村养一群中国传统观赏鸽,几年以后,北京奥运会时,鸽群戴哨飞盘,定是一番美景。他在《杨澜访谈录》上曾说:“我得给奥运会提个建议,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有观赏鸽,就知道有信鸽,有和平鸽,其实就是‘吃货’。电视上一会儿壮丽山河,一会儿长城,老远儿飞过来一个鸽子,一看:‘吃货’!中国有那么多好鸽子你不在镜头上放,弄个‘吃货’在这儿,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侮辱,我接受不了。这是中国的传统,多少代传下来的。”非常遗憾,老人的建议被埋藏在一片欢庆之中,奥运会开幕式并没有放中国鸽子,镜头上出现的,还是王世襄口中的“吃货”。舒乙曾说,王世襄有几个遗憾,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观赏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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