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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追忆童年: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

2013-09-10 10:48 来源:新京报 阅读

  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常德县,祖籍湘西凤凰,土家族人,中国画家。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其代表作包括《比我老的老头》、《一路唱回故乡》等。

  90岁的黄永玉日前出版了其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接受采访时,黄永玉很多段话的结束是以他点燃手中的打火机为标志的,当他将打火机的火苗引向另一只手上的烟斗时,表示关于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结束。他的烟斗价值不菲,就像他收藏的那些乐器以及他养的那些狗一样。但他说自己对这些身外之物并不在意,有钱会买,无钱不想。“每天干活,对得起三顿饭就行了。”他不喜欢谈意义,他说如果他得罪过一些人,那是因为他求实。“我吹牛皮干什么?我又干吗要谦虚?”

  【忆童年】

  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

  新京报:你的小说从狗狗也就是你本人两岁开始写,一个孩子两岁多的事情怎么还能记得那么清楚?

  黄永玉:我跟你讲,我不是两岁多才有感觉,我妈妈刚生下我时,我不晓得几个月,双十节灯会,做很多灯笼。女学生们晚上提灯笼的时候抱着我游行,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灯。另外提着灯笼要坐木船过河,我也有害怕的感觉,这两个感觉一直留到现在。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从两岁多开始写起?

  黄永玉:印象深,那么安静的一个环境,老房子的空气这么凝重,年轻人都去上课去了,我跟两个老太太在一起,我的婆(奶奶)和太婆。如果你抽烟,那个烟都是直的,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到现在我都印象这么深,觉得这么有意思……

  新京报:这么平静的环境,随着太婆去世被打破了?

  黄永玉:她是在大风大浪里稳定的陀螺仪,不停地旋转。老人家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陀螺仪。家庭起了变化,大概就是两个原因,老人家不在了或是老人家经济上供应不上了。太婆更有政治的感觉,她也没有钱,讲一句话可没什么特别的,但她在和不在可不一样。爷爷从外面赚钱回来养家,那是经济问题。

  新京报:太婆去世,你第一次到了外婆家,那是不是你第一次接触全新的环境?

  黄永玉:都是新鲜的,以前从来没有碰到的各种事情。我祖母也是小脚,但是没有让我看到过,但是外婆洗脚我看到,吓了一跳,怎么小脚是那个样子的。晚上睡觉我们头对脚,她的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到现在还在探索,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有兴趣。

  【观生死】

  小时候看杀头太多了

  新京报:沈从文笔下也有很多土匪杀人的故事,你小时候对生死的观念会不会和别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太一样?

  黄永玉:看杀头看得太多了。小学一听到吹号,全校都跑去看杀头了,真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到了黄昏放学,尸体都臭了,身体让狗咬了,头还在那里。我们把耳朵拎起来,扔到你身上。拿着耳朵的时候,耳朵烂了,头就掉了。当时对生死感觉很正常。抗战8年,又是轰炸,肠子粘在墙上,这种生活。解放以后到了“文革”我还怕什么?我才不怕呢!住到牛棚,有机会就出来玩。生死有什么了不起!

  新京报:因为小时候看得太多?

  黄永玉:我并不是说生死没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习惯了,对人生理解、对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样。看死人看得太多了,这是社会性的杀戮。另外一种是风俗性的,我们那里把一个死人放到山上盖个房子,在尸体外面扣棺材,套四五个棺材,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我们下了学从棺材缝里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到了战争时候,抬伤兵来来往往,就不是很紧张,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确了。

  新京报:“文革”的时候你怎么出去玩?

  黄永玉:“文革”的时候我医疗本上全是病,全是假的,医生帮我签的。一签就有一个月的病假,我就在家里做烟斗啊,写生啊,去玩啊。还碰到过有些没有进牛棚的先生们,他们吓坏了。颐和园的谐趣园,我搭个帐篷,我们家都在那里。有个国画界的同志来玩,吓坏了,他沿着湖走过来叫我。“什么事?”“你回去不要说你在颐和园碰见我。”他没事也怕。我说“我什么时候到过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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