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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是时代给我机会

2012-09-29 23:5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杨潇 阅读
 张艺谋没进过中南海。

  8月8日前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审查,就在鸟巢里的一间会议室举行。来了3位政治局常委,30多位正副部长。房间不大,副部长们只能靠墙而坐,中间一溜沙发,最后一个座位留给了这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领导们轮流发言,张艺谋一一记下,一个多小时后,领导同志对他说,这么多意见,你们导演组不可能照搬,也来不及照搬,符合艺术规律的你们再整合吸收。

  “实话实说,这次还真是很民主,就怕把你艺术家给弄乱了,”张艺谋觉得,“每一位领导都知道事关重大,所以不愿让个人意见去左右一切。”在40亿人面前上演的这场大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此刻,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在张艺谋身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在这个历史当口,他是艺术家?民族英雄?还是国师?

  不是他,还能是谁?

  他在办公室侃侃而谈,身后就是导演组成员立下的军令状。16天的奥运会结束了,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三楼入口处的黑板上仍然写着10个大字:奥运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但他显然已经松弛了。有时他看看自己1978年时拍的照片,“那叫一个土啊……(30年间的变化)我简直就不能想。”感慨起来有点动情。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几位摄影系老师接待了沉默寡言的张艺谋,这个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曾为买相机卖过血,专业好,但超龄5岁。后因文化部长的一纸批示,张艺谋被北影破格录取,命运随之改变。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看来,张艺谋的创作轨迹有三个坐标:

  第一个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早在那时,张艺谋就展现了他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陆电影中第一次看见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的解放。”

  第二个坐标是1995年的《活着》,此时中国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剧变,但《活着》仍和《蓝风筝》等“构成了另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

  第三个转换从90年代末开始,郝建把《一个都不能少》视作张艺谋走向主旋律、走向权力话语的开始。“所有的困难都由(电影中的)电视台台长解决,这象征着什么?”事实上,由于该影片与政策相符合,国家版权局还为它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  

  张艺谋把自己看作时代的产物:“二三十年前,全民都在思考,都在追求文化的深度和厚度,造就了第五代;现在呢,哐唧一下子进入了商品和娱乐的时代,那我也就试着拍拍(大片)呗……”颇有一点轻舟顺势而下的味道。

  然而《英雄》的票房奇迹,让大小官员发现了以“中国式大片”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某种可能性,到《十面埋伏》,已有官方的全面护航(譬如,两个月的暑期黄金档,不上映一部进口分账大片)——权力与资本,同样在张艺谋身上实现了高度统一。

  2002年《英雄》全球公映后,张艺谋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及舆论和影评,“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经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空间已经是有限的,而众说纷纭又对你构成一些影响,你把自己的空间就弄得很小,所以这些东西(指批评)原则上就是看看。”

  郝建认为:张艺谋第三个转折完成的坐标是《英雄》,特征是用“唯漂亮主义”的形式感来吸引观众,内在价值观上是权威崇拜。没想到他到了奥运开幕式还能登峰造极、更上层楼。

  对很多人来说,开幕式上,最感动的时刻便是一袭红衣的林妙可搭配童音版的《歌唱祖国》。张艺谋说:选择这首老歌的第一段,因为它脍炙人口且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选择童音重新演绎,是希望有一个人性化的表演。

  张艺谋开了数不清的会,向国外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请教:如何才能表达善意?如何才能感动他人?如何处理和平与崛起?如何才不会让人觉得你在搞文化上的穷兵黩武?对他来说,“说明中国”其实是个技术活儿——这一方面是职业道德的需要,一方面也因为他看起来不存在情感上的纠结。

  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国家从来就有寻找文化代理人的冲动,而张艺谋恰恰在最被需要的时刻,拍出了最被欢迎的电影。张艺谋抱怨媒体和文化人给他画了一幅像,让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如果没有这幅像,当初被宣布为开闭幕式总导演时,为何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不是他,还能是谁?

  后奥运时代,他的下一部电影也许还有待文本分析,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将(至少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亦怀揣国家主义的金牌认可,登上了新的巅峰,身披这层外衣,那些出自他内心的特质——随和、善良、相对坦诚,也许都不那么重要了。

  只是,“习惯被骂”的他,面对这次清一色的叫好,会不会有一种失却喧嚣的孤独?

  让历史去评说

  人物周刊:是不是一定要用“流行”的这个“和”字?

  张艺谋:我觉得“和”就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观念啊,它不能因为今天“流行”就不能用了。“和”作为古训多少年了?作口号才多少年?我们完全是向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致敬。尤其在全世界动荡的情况下,是不是要讲和?把“和”看作政治标签,太短视。

  这个不是规定动作,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领导审查时还跟我们说,这个字不太好认。(笑)你不要以为领导一看这个字就说好,他们甚至觉得这个字可有可无。

  人物周刊:对于开幕式的不同意见,有没有你觉得批评得很到位的?

  张艺谋:要想大部分人认可,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你还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在哪个点上给一点文化精英主义,就有文化了、就深刻了、就有内涵了。但我不能为你一小部分精英去做这个。很多外国人告诉我:艺谋,这是一个节日,应该是快乐的。他们反对负载更多的文化意义。

  人物周刊:说是节日,其实还是要负载很多东西,比如幽默,开幕式上就没表现。

  张艺谋:这是国情嘛。说是放轻松,其实是心态放轻松,你要把它弄成一台轻喜剧,还真就砸了。(笑)民众心理不可能接受这个,中国人始终把欢喜和幽默的东西在文化量级上看得轻,而且广场上表现幽默,是要有情节链的,要有因果,要抖包袱,这很难,更容易俗。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国情有自己的看法,你也很清楚中国在国外的形象,这对你导演开幕式有何影响?

  张艺谋:一直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说外国人曾经怎么看我们,现在又怎么看我们。我最后两周甚至要求所有的演员脸上要带笑容,要快乐,包括向全球征集笑脸,都是我的主意。不是要通过这个文艺表演来改变中国人的形象,而是要通过它来传递出某种信息:我们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地球的,我们如何看待人类,看待自己。

  开幕式是一个最隆重的最正式的文化输出。其他东西,电影啊音乐啊,八仙过海呗,谁也不能说自己就代表了中国。谁把文化输出的责任压在自己肩上,你就真把自己当成了一碟菜了。但开幕式是不同的,你躲都躲不掉,我至今认为,我们确定的浪漫的、抒情的基调是正确的,历史自有评说吧。

 我信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人物周刊:您是无神论者吗?有信仰吗?

  张艺谋:是(无神论者)。(沉默一会儿)我们过去信仰共产主义,现在我信仰中国未来会好。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包括你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都是这个国家30年来政策的受益者。我现在看(19)78年我们那个照片,土的啊,整个国家都土得厉害。当然,那个时候是纯真的,但你土得厉害啊!你现在看中国,大城市年轻人,真的都在跟世界接轨。当然,文化人总是要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永远深刻嘛,说中华民族很多劣根性,但是我说一点,中华民族很勤劳!你给他政策,你给他一点宽松天地,他勤劳的品质就体现出来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信仰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但我们千万不要内乱和战争,一内乱,很多劣根性就出来啦,用北京话叫自个儿掐。(笑)

  人物周刊:您不认为自己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吗?

  张艺谋:我要说我不算,别人也不信啊。但从知识面来说,我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我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基本就没有学什么,所以我的很多知识是社会给我的。后来进了电影学院,读了4年摄影专业,它教的系统文化知识并不很多。你说我是文化人吗?我当然看书识字,可是我的文化结构就是这样子:课堂上积累的很有限,大部分是社会和创作实践得来的,算文化人,但是社会型的。

  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偏学者型的吧。而我们呢?有些导演很苦恼,我就跟他说:您就别这么累了,不就是拍个电影么,你要是想看自己的电影消息,你得到网上点“娱乐”!我们是娱乐界的人士!我们是给大伙儿提供娱乐的,你就不要苦大仇深了!(笑)

  人物周刊:你的信仰和自我身份定位怎么影响你的创作?

  张艺谋:从没理论性地想过。当然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有事业心,在你的行业要尽量做好。但是当你做好了,大量的名利就附着来了,然后你就成了所谓的公众人物。这就是个矛盾。我其实特别讨厌当公众人物,我们团队都知道我不爱会客,不善交际,不会说话,陕西人的性格。但因为你要追求事业成功(这是一种本能),而成功带来的就是这个,你躲都躲不掉。

  不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尽量保持一种普通人的心态。你看我很少特得意过,很少“范进中举”。这不是装的,要装也装不了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们这个圈子,很多人都是“范进中举”,一部片子拍得很好,大家夸奖,喝!就开始说狂话,至少在媒体集中采访的一个星期里说狂话。

  我的这种世界观差不多在我28岁以前就形成了。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很坎坷,就没敢想过一步登天。28岁上大学就已经觉得是一步登天了,也没敢想过导演什么。接着“砰砰砰”跑几步,命运跟你在搭对子,就成了公众人物。那也从来不高看自己,我们上的几步重要的台阶,全部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时代的恩赐,是时代给了我机会。

  我没享受所谓的权力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权力?在这次开幕式导演过程中又有何种体会?

  张艺谋:一个是开的会很多,开了几千个会;第二个,打交道的人多;第三个,汇报多。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各级领导,就老在汇报。其他的,我就觉得是一个更大型的创意过程,我是领头的,大家在团队内尊重我,没有特别的权力的感觉。你最重要的排练,哐,说清场就把你清走了。说搜爆(搜查爆炸物),原来计划的一万多人都进不去(鸟巢),把你急死。当然,我们也很理解。

  所以,我没享受所谓的权力。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有时,创作上的一些细节都体现不了权力。外头都以为呼风唤雨,总导演嘛,国家资源,随便调动。其实跟拍电影都不可同日而语,它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程小东来了一个星期,就跟我急了,没权力!跟剧组差远了!他跟我在剧组的时候,是有形的老二,无形的老大。为什么?我们拍动作片啊,你不就是靠动作来卖钱吗!小东说要什么,比如说要4台吊车,马上就给他调来,说一不二。

  我把他请到这儿来,他一开始特别高兴,说是空中特技总设计,名头还很响。一到这儿,发现什么都不是!吃、住、行,一视同仁!(笑)他要几件威亚衣,两根钢丝绳,千把块钱的事,要平时在剧组,还不得给他准备10根啊?不行,一个星期后都没有。他要的威亚衣北京还没卖的,得上香港去买,他说,国家的事啊,还不一个电话打到香港去?我说你一个电话打给香港的谁啊?最后结果是小东自己垫钱,从香港买,还自己想办法从海关拿过来。

  我倒觉得另外一种情况挺能体现权力的。人家表了多少次决心,要为奥运、为民族、为国家争光,可当领导觉得长,那就狠心做减法,这个时候基本就是我做决定。今天做决定,这个团队明天就不用来了。那时候就是一片哭声,牵扯到上千人,我都不敢去看。

  人物周刊:斯皮尔伯格没走的话,开幕式会有什么不一样?

  张艺谋:不会有什么不一样。顾问都是在海阔天空阶段、务虚阶段起作用,到务实阶段,顾问的作用就不大了。我甚至发现,顾问在务虚的时候谈想法,如果不跟我们滚一滚,都打不到点子上,哪怕他是最聪明最博学的人。他兴致勃勃、灵机一动说出来的想法,全都是我们的剩饭……然后就变成人跟人的客气,还频频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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